“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已在全世界流行了近四十年；作为一个思想和理论的术语，已在全世界流行了四十多年。从理论上探讨“可持续发展”，似乎意义和必要性不大，因此本文只就其实践情况进行一些反思和探讨。

对一个事件进行评估的流行做法是用大量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但由于可持续发展涉及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不可能获取足够的数据资料来加以分析，所以很难用数据分析的方法来加以评估。另外，即使运用大数据手段获得了数据资料，进行分析还需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和评估标准；而这两者的建立又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同的专家会建立起不同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标准，所计算出的结果也会不尽相同，甚至会大相径庭。在无法进行数据分析的情况下，只能从总体和宏观上去观察和把握。

对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当代人的发展应不损害后代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条件”，四十多年来，当今发展所需的自然环境条件，似乎不是变好了，而是越来越坏了。诸如，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势头不但未减轻，而且更严峻；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趋势越发严重；国际战乱日趋频繁等。四十年的实践不禁会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和实情：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愿望虽好，是否过于理想化，不可能有什么明显的实践效果？但由于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提出的，又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提倡，于是就不便质疑，只能观望。本文认为当前实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根本困难有以下两点：

一是曾经所采取的“当代发展行为”是否可持续不能完全预知。“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有重大缺陷，它使用的是一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道德性语言，不具操作性。实际上，任何一个“当代发展行为”的决策者和操作者都不会故意选择会危害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行为，然而许多发展行为都在若干年后被发现对后代贻害无穷。其原因在于“当代发展行为”的决策者和操作者的认识不到位，发展观不同，发展目的不同，因而对发展行为的选择也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同。这些结果中，有些实现了原定的目的，比如获得了物质财富和利润，而有些预料之外的结果也同时出现了，比如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贫富分化乃至战乱不止的问题等等，无一不是前人“发展”的另外一种后果，或者说是先期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后果。这些后果导致今天的人类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是形成全球认可的协同机制和规则难度极大。为使人类不陷落到各种危机之中并与自然实现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要求全人类的行为必须协同起来，这包括各国之间的协同，还包括各国的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协同。协同必须要有机制和规则，特别是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追求。而问题在于，各个国家的情况有诸多的不同，各类人群的情况也有诸多的不同，特别是现实追求的不同。因此，共同认同并愿意遵守的机制和规则，一时之间非常难以形成，这需要相当长的时日。在无法形成全球的协同机制和规则之前，我们能做些什么？怎么做？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当前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让可持续发展不再成为一个空泛的口号。本文以为，我国正在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进行着已初见成效的探索。

首先，我国在国际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完善了可持续发展原有思想的不足，奠定了全世界各国能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认识基础和逻辑前提。其次，我国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了“生态文明时代”的概念，即人类社会正在向新的文明时代过渡，人类的一切发展行为都必须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理念贯彻到所有发展行为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这既是目标又是实践可持续发展的行为要求。这两点弥补了原有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严重缺陷。

最后，在操作层面，我国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三生共赢”准则，即自然环境、人类生活和社会生产三者是一种共生关系，必须共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必须在时空上都赢得进步。若全世界都能接受并认同这一理念、准则、标准，并按着“三生共赢”理论提出的方法和模式去行动，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这是实践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弥补了原有提法在操作性方面的不足。

当然，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探索研究解决。比如：如何使生态化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健康、迅速发展的原动力？通俗地说就是如何使保护生态环境取得比工业化更好、更快地获得物资生产和经济利益的成果。又比如：如何使社会发展三大主体的行为，即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公众行为，沿着生态化的方向协同起来？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政府行为，本质上是要起到社会的组织者和引导者的作用，它如何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政策，调动其他两个主体行为；企业行为是社会发展的主力，它应该向社会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公众行为也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怎样才能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公众在推动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方面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等等。相信随着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将会在生态文明的康庄大道上迈出坚实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