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同步发展的“双赢”目标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生态补偿作为有效平衡两者关系的政策工具，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针对不同领域的生态补偿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补偿相关主体界定^[1-3]、补偿模式^{[4, 5]}、补偿标准核算^[6]、配套法律制度^{[7, 8]}等方面。

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期，生态补偿逐渐发展为一个具有多重学科性与政策性的研究主题，其研究视角更倾向于基于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角度设计合理的补偿机制，研究对象由流域、草原、湿地、耕地等单一领域的生态补偿研究逐步向重点生态功能区、长江经济带、国家公园等综合领域补偿研究扩展，补偿模式研究由政府补偿向政府、市场、社会协同补偿转变，生态补偿顶层设计逐步完善。尽管学者们对生态补偿研究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与综述^[9-11]，但多从补偿主体、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基于作者、期刊与文献共被引分析基础上进行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分析仍较少涉及。

文献计量学运用数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对相关知识载体进行定量分析，有助于定量揭示某一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研究重点与研究方向。鉴于此，本文基于文献计量的方法，对生态补偿研究进行量化分析，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绘制知识图谱展示近20年间生态补偿的主要研究脉络，厘清生态补偿研究领域的热点与前沿，以把握我国生态补偿研究的新动向。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采集

在国内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收录刊物的论文水平高，且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学术、学科评价的重要依据。本文以“生态补偿”为关键词在CSSCI中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18年12月1日，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1998—2018年，通过筛选共检索出859篇CSSCI论文，为保障分析的客观性与准确性，通过人工剔除笔谈等非学术论文后得到854条数据，构成本文研究的文献样本。

1.2 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由美国Drexel大学陈超美教授所研发的一款软件，在遵循信息知识单位相似性及测度的基本运行原理基础上，运用不同的方法与技术，得出不同类型的知识图谱^[12]，以此来分析研究内容的演化路径、研究热点与发展前沿，该软件得到了业界学者的广泛应用^[13-15]。

本文以CSSCI数据库的载文数据为数据源，借助CiteSpace的CSSCI数据分析板块，对“生态补偿”研究文献的作者共被引（Cited Author）、期刊共被引（Cited Journal）、文献共被引（Reference）、关键词（Keywords）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作为生态补偿主要研究内容的基础，为热点与前沿、未来发展趋势分析提供参考依据。

2 结果分析 2.1 研究的阶段性分析

通过生态补偿研究发文数量的变化，总结其发展历程。基于854篇文献的年份分布，本研究尝试将生态补偿研究划分为初期形成阶段、中期快速发展阶段、后期平稳完善阶段，如图 1所示。

（1）初期形成阶段（2004年之前）。该阶段的发文数量较少，生态补偿研究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多从理论层面对生态补偿展开研究。从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通过中央政府提供专项资金实施生态保护项目，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的直接生产成本或生态建设成本进行生态补偿，生态补偿研究相对沉寂。

（2）中期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1年）。该阶段的发文量大致呈现出持续增加状态，其数量大大超过了第一阶段。从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来看，对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与补偿标准制定等相关研究逐步深入，研究成果显著。此外，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大体框架逐步形成。

（3）后期平稳完善阶段（2012年以来）。该阶段的论文发文量较为稳定，其研究成果持续深化，研究视野更加广泛。在这一阶段，为响应党的十八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要求，生态补偿制度得到进一步调整。自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应当体现市场化、多元化”以来，生态补偿研究呈现出新趋势，“跨省补偿与综合补偿”“市场补偿与转移支付”“补偿法治化”“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扶贫”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2.2 核心作者及代表文献

作者共被引是衡量一个作者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依据被引频次的大小可分析作者在其研究领域的表征地位，核心作者发表的文献，在其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关键作用与转折意义。通过CiteSpace软件，时间设定为1998—2018年，设置节点类型为“ cited author”，经过反复调试，将阈值“ TOPN”取50，“ TOPN%”设置为10%，进行作者共被引分析。共生成510个节点，987条连线的作者共被引知识图谱。通过绘制作者的共被引网络知识图谱，综合共被引频次、突显性与半衰期三个指标，选取生态补偿研究领域的关键作者，进一步阐述其代表文献。

结合图 2和表 1进行分析，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毛显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李文华以及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生态补偿课题组）的共被引频次最高，分别为67、56、53，王金南、李国平、谢高地、徐大伟等紧随其后。其中毛显强与王金南的突显性指标较高。李文华与孔凡斌的半衰期指标最高，但无突显性，表明其研究成果一直被业界关注。不难发现，以上学者作为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为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

进一步研读相关文献发现，作为该领域的权威专家，毛显强深入探讨了生态补偿的概念和内涵^[16]，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得到业界学者的广泛引用。李文华对森林生态补偿的内涵界定、补偿标准估算、我国森林生态补偿政策框架设计等若干重点问题^[17]的研究，推动了我国森林生态补偿的完善。生态补偿课题组作为机构作者，深入研究流域、草原等单一领域和国家主体功能区等综合领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最新理论前沿与政策依据。

此外，李国平与李晓光重点关注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18, 19]}；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王金南基于政策角度，具体分析我国新安江生态补偿模式^[20]；徐大伟^[21]与孔凡斌^[22]主要进行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流域生态的管理体制；赵雪雁则对生态补偿的效果展开深入探讨^[23]。

不难看出，生态补偿“内涵界定”“标准核算与机制构建”“森林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及“政策完善”等不仅是核心作者的研究重点，也是生态补偿研究的热点，同时还显示出核心作者群的在该领域较高的集中度。

2.3 期刊分布分析

高影响力的出版物是展示学者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为进一步分析国内生态补偿的研究内容，运用CiteSpace运行操作过程中的节点类型“ Cited Journal”其他操作流程不变，得到运行结果如图 3所示。

高被引期刊主要来源于环境与资源、经济、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依据节点大小，被引频次较高的学术期刊涉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Ecological Economics》《自然资源学报》《生态学报》《资源科学》《环境保护》《生态经济》 《经济地理》《中国农村经济》等。由于这些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都较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生态补偿的研究价值与政策需要，同时这些学术期刊涵盖了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制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反映出生态补偿是一个具备多学科交叉属性的研究主题。

2.4 文献共被引分析

文献共被引分析是指对获取的文献样本进行文献共被引关系的挖掘过程，生态补偿研究文献共被引用来评价作者及其文献在该领域内的学术水平与知识基础。运用Citespace软件中的“ Reference”功能，将阈值设定为默认值，选择时间序列（Timezone）视图得到生态补偿研究的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进一步列出样本数据中的高被引文献，结合频次、中介中心性与突显性分析生态补偿研究的演进趋势。对生态补偿研究的共被引文献进行聚类，计算得到的Modularity Q = 0.6692 > 0.3，表明生态补偿研究网络的聚类合理，网络社团结构显著；Mean Sihouette = 0.7057 > 0.5，表明网络的同质性较高，聚类结果信度较好。

生态补偿研究相关文献的知识聚类特征明显，生态补偿研究领域的专注度较高，从排名前八的高被引文献来看，生态补偿研究重点集中在“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关键问题”与“生态补偿标准的测度”上；从文献发表时间来看，生态补偿研究由理论探讨向理论与实践探索结合转变，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结合定量分析。此外，中介中心性作为测度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可以衡量文献的重要性，通常被认作是连接两者不同领域的关键枢纽，毛显强的共被引频次高达56，李晓光次之，表明其文献成果占据业界重要地位；文献半衰期则反映文献的经典程度，李文华的文献半衰期最长，洪尚群与赵翠薇的文献半衰期紧随其后，显示出其研究成果在生态补偿研究演进中的重要价值；突发性探测值则能反映研究领域的活跃程度，毛显强与秦艳红在研究领域的活跃度相对较高（表 2）。

3 国内生态补偿研究热点与前沿 3.1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作者对其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反映文章的核心思想，代表着作者关注的焦点。通过关键词共现的词频统计并结合聚类分析可以科学地把握生态补偿研究的热点。将CiteSpace软件节点设置为“ Keywords”，时间范围选择1998—2018，选择寻径算法（Pathfinder），生成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 5所示。此外，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并采用对数似然率算法（LLR）对群组进行命名，得到聚类图谱，Silhouette值为0.663，说明该聚类结果是合理的，如图 6所示。

依据图谱可以看出：在生态补偿研究中，以“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共现节点最大，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此外，“生态补偿标准”“流域生态补偿”“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退耕还林”“转移支付”“可持续发展”“支付意愿”等也是重要的研究热点。基于知识图谱的分析和关键词聚类图谱并研读关键节点经典文献的相关内容，近20年国内生态补偿研究主要体现在生态补偿内涵界定^[24]、生态补偿机制构建^[25-27]、退耕还林项目与生态补偿^{[28, 29]}、流域生态补偿^{[30, 31]}、补偿标准核算^{[32, 33]}和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等热点方面。

3.2 研究前沿

CiteSpace软件中的突显检测可以分析学科前沿与发展趋势，通过研究前沿的追踪，为研究者提供最新的研究动态，掌握新的研究方向。利用CiteSpace软件选择“ Timezone”生成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如图 7所示。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 Burstness”功能绘制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词突现率知识图谱，如图 8所示。依据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聚焦最新出现的关键词，作为可能研究的前沿主题。依据突显检测得出的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分析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探索新的研究方向。为反映最新研究前沿，咨询专家意见，主要对2012年开始出现的关键词进行分析。

结合关键词共现时区图与关键词突现率知识图谱进行分析，2012年以来，生态补偿研究关键词主要集中在“支付意愿”“流域”“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标准”“草原生态补偿”“退耕还林”等方面。其中“草原生态补偿”的突现强度最高，“支付意愿”与“流域”次之；“转移支付”的突现性最高，“退耕还林”次之。不难看出，草原生态补偿、退耕还林、支付意愿成为最新研究前沿话题。

这一阶段，草原生态补偿正在稳步推进，当前学者主要从禁牧补助标准制定、政策实施效果分析、草原生态补偿法制化展开研究。关于禁牧补助标准的制定，有学者采用机会成本法对内蒙古470户牧户的禁牧补助标准进行了估算^[34]。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以来，生态改善的同时也促进了牧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但由于补偿标准过低与差别化补偿问题的存在，牧民对政策满意度较低。此外，草原生态补偿存在法制不健全的缺陷，不利于牧区生态文明建设，应逐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法制体系，实现草原生态补偿法制化^[35]。

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作为生态补偿标准制定的切入点，引起学者们对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广泛研究。周晨等以郑州市为例，探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居民的支付意愿，并指出居民异质性、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年龄和偏好等因素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36]。接玉梅等对黄河流域下游山东省居民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进行分析，得出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性别、保护投入的知晓程度与居民年收入因素显著影响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37]。李国志基于浙江省932个调查样本，对城镇居民公益林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居民支付意愿与性别、文化程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生态环境关注度和对公益林重要性的认识等因素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38]。

流域作为生态补偿的典型领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图 8生态补偿研究关键词突现率知识图谱焦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协调流域上下游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补偿、受偿意愿分析，补偿资金筹集管理，补偿效果分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前沿话题。此外，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由于其来源上的有限性与使用上的政治性，使得生态补偿效果欠佳，市场补偿资金与社会化资本成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补充。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仍是业界争议的焦点，现阶段，应当综合考虑生态保护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与生态效益增量，合理界定生态补偿标准，以确保补偿的可持续性。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以CSSCI生态补偿文献为样本数据，分析了生态补偿研究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等内容，得到如下结论：

（1）从发文时间上来看，我国生态补偿研究经历了初期形成、中期快速发展、后期平稳完善三个阶段，阶段不同，研究侧重点不同，但研究主线大体一致。

（2）从核心作者来看，毛显强、李文华、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机构作者）、王金南等作为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作者，其研究关注点较为统一，推动了生态补偿研究的深入开展，尽管涉及领域有所差异，但研究群体的集中度较高。

（3）从发文期刊来看，生态补偿研究涵盖了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制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反映出生态补偿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主题，生态补偿研究的综合性不断增强。

（4）从关键词知识图谱来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成为最新研究热点。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下，“草原生态补偿”“支付意愿”“转移支付”“退耕还林”等成为生态补偿研究的最新前沿话题。

综上，未来我国生态补偿研究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涉及以下几点：

第一，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是生态补偿研究中的核心突破点。补偿对象不同，补偿标准核算依据以及选用的核算方法会有所不同。理论探讨中多以生态服务价值作为补偿标准制定的上限，考虑到数据获取难度大、价值衡量误差大等问题，因而在生态补偿实践中多以机会成本作为补偿上限依据。补偿标准制定要实现合理化与差别化，应注重机会成本差异性、标准评估体系的完善以及核算方法的合理选用。

第二，生态补偿模式是生态补偿实践开展的关键。政府补偿作为主要运行模式，出现了“政府失灵”的问题，补偿效果差强人意。尽管市场补偿模式也存在“市场失灵”的弊端，但将两种模式协同使用，可有效防止两种状况的发生。此外，生态补偿研究需进一步引入社会补偿模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级联动的生态补偿机制奠定基础。

第三，生态问题、贫困问题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生态补偿研究过程中备受关注的目标。生态改善作为首要目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减少贫困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目标，仍处在攻坚克难阶段。通过“生态补偿脱贫一批” ^①，力争实现2020年现有标准下的5575万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未来，需要着力探讨生态补偿减贫的效果。

①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4号)。

第四，生态保护补偿的效益评估仍少有研究。由于生态补偿实践的运行机制不同，致使生态补偿效益评估存在难度。进行生态补偿效益评估时，应当关注生态补偿的实施前所制定的目标。考虑到补偿目标的多重性，未来生态补偿研究应当进一步厘清社会目标与生态目标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探讨生态补偿效益的有效措施、评估方式，这对于提高公众参与度、提升补偿效果至关重要。

第五，生态补偿研究对象涉及面广、补偿运行机制不一、相关法律文件集中度低。现阶段，流域、草原、湿地、耕地、海洋等单一领域生态补偿稳步推进且取得显著效果，为确保生态补偿效果，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区、长江经济带等综合领域补偿正在逐步推进，强化生态补偿综合研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补偿尺度深度化研究、由省内补偿向跨省补偿转变，补偿方式多元化、由“输血式”补偿向“输血式”与“造血式”结合补偿方式转变，补偿“法制化”等方面的研究，逐步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生态补偿运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