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8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集中体现在八个坚持上，即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扎根于国情，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我国40年改革开放之后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时代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新发展和新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对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是在人类社会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工业文明之后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源自于三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一是源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中国发展历史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即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方略；二是源自于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思想及其实践，即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和路径保障，必须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来实现；三是源自于相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生态文明的逻辑起点是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及其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两山论”“生态环境民生福祉”“生命共同体”“全民行动”“共谋全球建设”等思想是对环境与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与全球治理、环境与政治关系规律和生态环境科学理论的深刻把握，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目标和制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价值，在于全面完成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战略布局和实践部署。这一战略布局和实践部署，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1 “两山论”与环境经济规律

资源环境问题类型、程度及其影响状况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或工业化进程大致经历了农业大发展（1978—20世纪80年代中期）、轻工业大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重化先导（20世纪90年代中期）、重化工业（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和经济新常态等5个阶段。与不同时期产业特征相适应，我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迅速恶化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之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总体态势是“局部恶化、总体基本稳定”；进入高消耗、高排放的重化工阶段后，就转为“局部改善、总体恶化尚未遏制、压力持续增大”。

我国对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状况的认识进程是同环境与经济矛盾的演变状况相适应，并逐步深化的。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首次对环境与经济关系问题做出判断，指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党的十六大强调，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党的十七大认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党的十八大强调，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认为，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环境严重，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2018年的全国生态环保大会对生态环境形势做出“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的判断，这有两个含义：一是经过艰苦努力，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二是在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为特征的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社会活动对资源环境压力的增量收窄、强度减弱。但从生态环境问题和质量状况看，目前仍处在压力最大、风险最大、问题最严重的高峰平台期，生态环境保护仍处在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认为，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与认识进程相一致，我国处理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战略部署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展开的，并与国际环境发展进程基本同步。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之后，1994年我国率先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首次提出转变传统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1996年，“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

总体上，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之前，我国对环境经济规律的认识及其对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安排上，特别是从相关实践情况看，基本还处在“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状态，即“宁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例如，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条规定，“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首次提出，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201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采用了该原则，第四条改为了，“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本世纪初，在浙江、福建、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诸如安吉、张家港等一批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典型地区，也就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典型。当保护生态环境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效益时，“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开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绿色发展理念为标志，我国对环境与经济规律的认识和对环境与经济融合发展战略安排与实践发生了系统性飞跃。当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环境与经济关系状况就发生了全局性和根本性变化。环境成为资源，具有自然资本的价值，是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与土地、技术等要素一样，是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变量；同时，优美生态环境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结果，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优美生态环境与高质量是发展的两个基本内涵，相辅相成，融为一体。这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内涵。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既是对我国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状况及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环境经济学理论的形象概括，更是处理好环境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指导原则，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问题，习近平在2013年考察海南时就指出，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该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

关于正确处理好环境与经济关系的战略定位问题，总书记在2014年指出，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在2017年，总书记进一步阐述到，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对于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模糊认识，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坚定地指出，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从根本上讲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不能因为经济发展遇到一点困难，就动铺摊子上项目、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念头，甚至想方设法突破生态红线。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

关于如何理解“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或者说“保护生态环境”与“保护生产力”之间的经济理论问题，总书记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曾形象地讲到，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泽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从这个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2015年，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又一次讲到，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

关于从全局上如何推动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原则，总书记强调，就是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就是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就是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调整区域流域产业布局，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2 “生态环境民生福祉”“全民行动”与环境社会规律

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及规律，就是生态环境状况对公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情况和公众对生态环境状况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所反映出的规律。

在我国，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状况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对一些地区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环境污染还不严重。公众总体上还处在谋求“温饱”的阶段，对生态环境问题尚处“漠视和不关心”的状态，甚至，在70年代初，还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会产生环境污染”的极左认识。

到90年代中期后，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宣传教育工作的展开，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提升，公众参与环保的行为开始趋向积极；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状况总体恶化加剧，许多地区的环境污染或环境突发事件对公众生产生活产生明显影响，部分居民的环境维权意识被动增强。

进入21世纪，特别近十年来，我国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状况出现了三个显著的新特征。一是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阶段，公众的环境意识显著提高，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美好生活质量的一部分的认识和期待越来越明显，从过去求“温饱”和“生存”的状态进入求“生态”和“环保”的状态，这是环境与社会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除了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局部影响外，以雾霾为特征的大气污染在全国大范围内对公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公众对环境质量不满意的情绪和对政府加大环保力度的要求强烈；同时，以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标志，我国进入环境污染突发事件高发频发期，公众的环境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维权行为普遍增多。三是以2007年厦门PX（对二甲苯）项目事件为标志，公众不但对现有的环境污染不满意，而且对可能造成污染的建设项目频繁出现激烈的反对行为，即明显进入环境“邻避”问题阶段，对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环境社会风险明显增大。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自媒体时代下进入深度调整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碰头叠加，信息流瀑效应显著，群体性行为动员成本低、影响大，这就决定了我国环境与社会关系状况进入一个敏感时期，总体稳定，但环境社会风险的灰犀牛危机不得不防。当然，用好这个敏感期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热情和积极参与的力量，就可以全面改善环境社会治理的结构和效果。

时代是思想之母。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敏锐地把握到我国环境与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时代脉搏，深刻地揭示出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规律。

关于环境问题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属性，总书记在2013年就指出，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进入高度频发阶段。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2013年，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工作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2017年，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如果经济发展了，但生态破坏了、环境恶化了，大家整天生活在雾霾中，吃不到安全的食品，喝不到洁净的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居住不到宜居的环境，那样的小康、那样的现代化不是人民希望的。2018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关于环境与民生的关系问题，总书记在2013年讲到，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可以说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必然会不断凸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境问题往往最容易引起群众不满，弄得不好也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在2016年，总书记又指出，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这样的状况，必须下大气力扭转。最直接、生动、形象地反映环境与民生关系规律的论断，就是2015年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讲到的，“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正是有了总书记关于环境社会问题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九大将优美生态环境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强调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对于如何保障人民的环境福祉，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习近平关于环境与民生关系的理论判断，源自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和使命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伊始，就向中外记者讲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正因为总书记胸中始终装着人民的情怀、行动中始终体现为了人民的宗旨，才能系统深刻揭示出环境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引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向和重点。

基于对环境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总书记对完善环境社会治理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建立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

当前，防范与化解环境领域引发的社会风险也是环境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要把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体系，严密防控垃圾焚烧、PX等重点领域生态环境风险，推进“邻避”问题防范化解，破解涉环保项目“邻避”问题，着力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3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与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是指由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生态系统之所以是一个统一整体，是由构成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空间结构关系、物质交换关系、能量流动关系等相互联系所决定的，最终又形成特定的功能关系。所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要采用生态系统方式的管理思路，才能从根本上取得整体性效果。

生态系统方式理论认为水、气、土、生物等各环境要素之间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管理生态系统需要运用综合、系统方法；生态系统具有产品供给、环境调节和文化美学等多重服务价值，需要进行多目标的综合管理。所以，生态系统方式管理是一种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规律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综合管理策略。与传统管理方式相比，生态系统方式以维护生态系统健康为核心，统筹管理资源与环境、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重视保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多重服务价值；在管理方式上，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核心，进行多目标的综合管理，通过综合决策、统一规划和行动，实现跨部门、跨行政区之间的合作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并在2014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金木水火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循环不已。”

对于在实践中如何坚持生态系统思想，总书记在治水、生态修复、国土空间管制、城市管理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理念和制度要求。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从大的方面统筹、搞好顶层设计，首先要把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设计好。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2014年，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治理水。治水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要素，不能就水论水。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还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坚决纠正“重地上、轻地下”“重高楼、轻绿色”的做法，既要注重地下管网建设，也要自觉降低开发强度，保留和恢复恰当比例的生态空间，建设“海绵家园”“海绵城市”。2015年，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强调，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古人说：“城，所以盛民也。”城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对于农村建设，总书记2015年在考察云南工作时指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4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环境治理

国际环境与发展进程（以下简称国际环发进程）起步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以1992年巴西里约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首脑峰会和2012年里约+20首脑峰会为标志，不断推进和发展。国际环发进程的意义在于，环境问题进入国际合作议程，并通过合作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形成人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共识和实践。全球环境治理，是在国际环发进程中国际社会建立的环境合作体系，包括各种环境相关公约与机制的制定与履行、以及支撑国际环境合作的机构与非政府组织。

中国是国际环发进程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全球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获得了很大收益。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多双边环境合作进程，我国在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政策学习、经验借鉴、资金引进、技术交流、人员培养等方面一直是很大的受益方，对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进程、相关立法和管理政策形成、技术能力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我国在国际环发进程和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出现了历史性、转折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意味着，在国际环发进程和全球治理体系中，我国开始了从积极参与进程走向主动引领进程、从与国际接轨走向开创新机制、从遵守规则走向维护和制定规则、从“引进来”走向“走出去”的重大调整。

在这一重大转折的历史节点，习近平用全球的视野、以博大的胸怀提出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体现。早在2013年，习近平就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在2015年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建设之路。”中国不仅说了，也这么做了。2015年，没有中国的主导性贡献，也不会有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诞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实施五年来，“绿色”已成为相关实践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并取得了诸多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么大的体量、这么快的速度、这么短的时间，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大。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需要依靠国际社会的合作，另一方面，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示范带动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总布局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以及战略目标和任务中的全面布局。全面布局形成的基础就是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成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党的十八大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在建设布局上做出的结构性安排。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生态文明体制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具体制度，明确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并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和成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学习时指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很显然，中国古代丰富深刻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培育和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化对建设生态文明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所以，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并将其作为建立五大生态文明体系之首，要让生态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教化育人、转变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基础性作用。

因此，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习近平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做出过这样的概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这“四个一”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