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损害、高废弃物排放”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在引领我国经济实现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源危机和环境质量的下降。《绿色发展新时代——中国绿色转型2050》报告指出，上述结果是传统工业化模式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需要从发展的理念、体制、模式和政策等领域进行系统性转变才可以根治。当前，亟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融入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应走在前列^[1]。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绿色和灰色之分，绿色技术仅是从技术和生态的维度，通过比较技术对生态的影响是否降低来判断技术的绿色属性，体现于绿色技术创新全过程中所呈现的生态思维方式^[2]。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着力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国内外技术创新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在配置创新资源方面更为有效，决定了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比技术导向的创新活动的效率更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要求将生态效益纳入技术创新目标体系，充分考虑市场对要素的配置方式^[3]。生态环境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出台的《关于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的意见》(环综合〔2019〕6号)指出，要支持民营企业提高绿色发展水平，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措施等。要完成上述改革任务，必须要理清市场导向或者市场机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这也是本文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上述理论研究的开展对于实现发展动能转化和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围绕绿色技术创新，以往的研究主要从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性^{[4, 5]}、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因素^{[6, 7]}、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8, 9]}及市场导向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10, 11]}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已有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强调全生命周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排放，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外部规制、规范和主观认知等内外部导向将通过一定的路径来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且随着研究的不断细化，研究重心也由原来的外部规制向企业认知和市场导向转变。然而，市场导向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展开，就市场导向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的分析还不够深入。为此，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市场机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要素的优化机理，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推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参考。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本质上属于技术创新的范畴，因此，这样的创新既具有一般技术创新的特征，也具备一定的特殊属性，包括进度紧迫性、实用性、市场导向性及双重外部性。①进度紧迫性。绿色技术和一般技术不一样，突出表现为研究进程的紧迫性，如果绿色技术不能够得到有效突破，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将得不到改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排放将得不到控制，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将得不到保证。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隧穿”，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消耗之间的绝对“脱钩”，是推动绿色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重要动力。②市场导向性。从“政府—市场”双重维度来看，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探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政府主导阶段、协同作用阶段及市场主导阶段。政府主导阶段是基础积累的重要环节，协调作用阶段是绿色技术创新的过渡阶段，市场主导阶段是成熟稳定的阶段。尽管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阶段决定了其主导主体的差异性，然而，每一个阶段都是为市场主导的终极目标服务的。③双重外部性。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第一重外部性表现为技术溢出的正向外部性，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第二重外部性表现为产出的社会属性。然而，由于环境产权界定不明确、收益合算体系不健全，企业的部分产出被其他社会主体免费分享，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④社会实用性。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着力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及生态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而不同于部分传统技术。社会实用属性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要更加坚持市场需求导向，紧密围绕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只有通过创新满足市场主体绿色需求才具备创新功效，否则将陷入越创新越失败的恶性循环。

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处理好资源环境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系。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企业生产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和路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由原来的经济环境向包括生态环境、资源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系统环境转变，即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付费，社会公众绿色消费意识增强加速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的转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部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调整，由原来只关注经济利益向追求系统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及生态利益)转变，部分企业积极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努力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改造产品生产和使用过程，以此提高企业的社会声誉。总而言之，企业绿色技术所面临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需要动态调整技术创新路径来适应变化的环境。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部驱动力因素包括经济利益最大化^[12]、企业社会认知^[13]及塑造企业形象，外部驱动力因素包括科技进步、政策驱动(包括市场竞争规则、资助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多种政策措施等)、市场竞争(企业追求与保持产品差异化与低价化的竞争优势)及市场需求(消费者的购买选择构成了市场需求的信号)四个方面。内部、外部驱动力因素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外部驱动力因素通过市场导向机制和政府导向机制来促进内部驱动力因素实现其动力效能，类似地，内部驱动力因素只有借助外部驱动力因素才能与外部的经济社会环境产生有效的动力响应，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内外部驱动力转换的介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由原来政府主导的机制向市场主导转变，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是企业内部驱动因素发生作用的主要因素，而政府(政策)导向更多的是规范市场环境，科技进步更多的是在基础知识积累方面发生作用。

市场导向下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就是要借助市场机制来优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充分发挥市场的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及价格机制，降低绿色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多重外部性，进而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为突出市场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节的研究均是在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下展开的，即不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形。

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一个产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都可以获取与自己经济决策相关的全部信息，以调整自己的生产投资活动，进而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消费者也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取所需的产品，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只有当企业的创新成果被市场接受，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化绿色需求时，企业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才能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取得源源不断的竞争优势。市场导向的供求机制有利于释放绿色技术创新系统中各参与主体的供需信号，也是信号的“放大器”。绿色技术创新的进度紧迫性、不确定性及双重外部性等特有属性，决定了市场机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

从参与者角度来看，绿色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政府为主导，高校、科院院所、中介服务机构及市场消费者共同参与的一个系统性活动。市场的供求机制能够协调好各参与主体的功能和作用，最大可能地实现供需对接。具体而言，能够发挥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有机整合政府提供的政策要素、高校提供的创新知识要素、科研院所提供的知识孵化要素、中介服务结构提供的服务要素，实现系统功能的价值创造。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政府既要担当市场环境的监督者(提供政策要素)，也是市场需求的引导者。在绿色产品(服务)市场需求不明显的时候，需要政府采购绿色产品(服务)来弥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本，通过杠杆作用进一步撬动绿色技术的市场需求。

市场作为顾客需求的“感应器”，能够收集需求信息，并通过相应的平台将这些需求信息传输给绿色技术创新的各类主体。在接收到需求信息后，各主体将围绕自身属性和功能进行相应的决策，即政府通过制定和完善政策来优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企业通过市场机制整合要素来提供绿色创新产品或服务，高校、科研院所围绕绿色技术创新需求来提供基础知识和前沿技术攻关，中介服务机构提供各类服务来加快绿色技术成熟化和产业化。可以看出，市场导向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提供了努力的方向，以此提供市场所需求的绿色技术创新要素，实现多主体共同发力。

竞争机制作为市场机制的基本内容之一，能最大限度地刺激各主体的能动性。竞争机制对市场经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促进商品的个别价值快速转化为社会价值；②倒逼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或工艺，改善生产管理效率，提高生产效率等；③促进企业的生产实践同市场需求无缝对接。绿色技术创新的社会实用属性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要更加坚持市场需求导向，紧密围绕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只有通过创新满足市场主体绿色需求才具备创新功效，否则将陷入越创新越失败的恶性循环。为此，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不能就技术谈技术，而应该将其放在经济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系统思考，可以说这是一类技术商品化的活动，或者可以说是一类凝结技术创新在内的商品活动，这样的界定也更符合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相关要求。

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竞争机制促进了绿色产品(服务)个人价值向社会价值转换，能够进一步引导或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同时也可实现企业绿色生产实践同市场需求的对接。基于市场竞争理论，可以认为在非失灵的市场中，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要大于同类型非绿色技术创新的企业，同类型绿色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大于传统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产品选择的过程中，市场消费者能够观察到产品的绿色属性特征，促进绿色产品的选择；绿色技术创新产品市场流通过程中也将进一步吸引其他企业进入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总而言之，竞争机制能够保证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和产品的比较优势、先动优势，以此弥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

绿色技术是一种相对更加清洁、低碳、环保的技术，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范畴内绿色技术所包含的对象应该有较大的区别，对绿色技术的界定是一个不断高级化的过程。竞争机制让部分没有达到绿色生产标准的产品不具备市场需求和竞争，进而将自动引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此满足不断提高的绿色需求标准。缺乏竞争的市场犹如一潭死水，不会有生产的高级化，更没有需求的绿色化。另外，竞争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言，提高了企业的社会声誉，即随着企业主动或者被动承担起绿色发展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市场声誉将逐渐提高，进而影响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总而言之，竞争机制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产品竞争力，也将进一步促进企业进行新一轮绿色技术创新投入。

价格机制包括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同价格变化和供需变化相互联系、制约作用的结果。产品价格的变化将直接引起市场供给和需求的扰动，同时供需变化又将反作用于产品的价格，在动态的调整下实现均衡。在所有的市场机制中，价格机制影响是最为敏感的，也是市场机制中最为核心的机制。价格机制具有调节产品生产、调节市场消费及推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功能。价格机制作为一种信号机制，传递着产品市场供需信息，同时也有助于优化资源的配置效率。

完全竞争下的市场价格机制促进了绿色产品的价值实现。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提到的“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绿色产品价值化，而在经济学范畴里，价值和价格之间存在紧密关联。要实现绿色产品的价值，需要通过价格机制来确定产品的价格、绿色技术的价格及资源环境要素的价格。借助市场的功能促进资源、能源及环境要素的价格机制形成，改变资源配置扭曲的现状，使其价格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以及污染排放的外部成本。

有效市场内，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反映每一时点上一国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这意味着通过价格信号和价格体系就能使得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有效。发挥市场对绿色技术创新各类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对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定价作用，促使企业从依靠过度消耗资源能源、低性能低成本竞争，向依靠创新、实施差别化竞争转变。当前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资源确权登记、用能权交易机制、技术创新成果交易等都将助力各类要素的市场定价，优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要素配置效率。

上述研究分析了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理。然而，由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市场的不确定性及技术的不确定性，市场失灵的现象时有出现，需要借助政府的功能来弥补市场失灵。目前，我国环境管理制度以政府规制为主，基于市场和信息的制度还十分缺乏，而且已有的制度不完善，不能有效发挥市场在优化配置绿色技术创新资源中的作用。绿色技术创新资源分散，没有形成协同创新机制；绿色标准和标志制度不完善，面临标准偏低、更新慢、缺乏法律约束力等问题；缺乏绿色技术验证制度，对绿色技术的验证主要是通过召开专家评审会或函审的形式进行，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受到影响；缺乏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监测、统计和评价制度。为此，结合上述研究结论，特提出如下建议：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紧密结合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产业结构特征等，设计适合当前阶段和区域的市场规制措施。精准识别当前制约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从绿色技术创新的供给端到需求端，通过不断优化市场规制类型和强度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初期主要通过价格机制来促进末端治理型绿色技术创新，其初衷在于降低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绝对“脱钩”；在绿色技术创新的过渡阶段，也是我们当前所处的阶段，更多的是要通过供求机制来提高工艺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和收益，进一步缩小传统生产的市场竞争力；在绿色技术创新的高级阶段，也是绿色产品创新阶段，更多的是要设计和优化竞争机制，促进绿色产品的高级化和绿色化，进而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再创新。考虑到政府规制能力和规制成本的影响，政府市场规制措施不是越全面越好，要有侧重点和主次之分，要以解决当前发展的主要矛盾为目标，逐渐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升级。

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需要重视顶层设计的优化完善，实现制度的组合和政策的协同。要理顺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明确各部门的责任、权利和利益，建立规范各部门和各利益相关方行为的制度体系与配套政策，避免制度间、政策间的冲突，为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全方位支撑和最优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有必要进一步通过制度建设，健全绿色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绿色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进一步强化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政府绿色技术研发资金要向企业倾斜，政府资金支持、市场导向明确的绿色技术创新项目必须有企业参与，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高校、科研单位要着重加强绿色技术知识创造、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积极推进绿色技术成果转化。金融机构要加强绿色金融模式创新，提高绿色技术创新项目在融资中的占比，鼓励发展绿色知识产权和股权质押贷款。积极培育绿色技术研发设计、中试熟化、创业孵化、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完善全国绿色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发展规范化、专业化、市场化、网络化的绿色技术公共交易平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成果交易。例如，2016年9月，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在北京召开建设绿色技术银行部市专题会商会议，明确在上海开展先行先试，绿色技术银行进入正式建设阶段。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定绿色产业专利战略，是促进我国绿色技术自主创新及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提升我国绿色产业未来竞争力和发展权益的基本制度保障。在专利方面，可以借鉴世界知识产权局国际专利分类修订工作组发布的“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国际专利分类索引列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我国绿色技术专利分类号，引导创新主体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在我国专利法的授予专利权的条件中，增加“绿色性”要求，将“绿色性”作为专利授权的条件之一。在一些可能对资源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技术领域，研究制定技术的“绿色标准”，以此作为专利授权与否的强制标准。构建绿色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和绿色技术专利数据库，提供国际绿色技术专利动态信息，以及绿色关键技术和产品专利检索、分析和预警服务，使技术需求方和公众可以轻松地从知识产权局的网站中检索出感兴趣的绿色技术专利。另外，围绕行业发展需求，探索多种方式提供务实的服务，引导市场主体强化专利信息利用，促进专利的转化应用。开展绿色技术知识产权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专项行动，将绿色技术侵权行为信息纳入社会信用记录。

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发挥政府部门在绿色消费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进一步修订完善我国的《政府采购法》，补充绿色采购的内容及要求，明确责任主体及其权力和责任，推动政府绿色采购的法制化。将部分类别的环境标志和低碳标志产品纳入政府强制采购清单，大幅提高节能、低碳、环保产品在政府采购中的比重。强化资源环境生态相关法规标准执行力度，加快淘汰落后技术装备，释放绿色技术市场需求空间。建立绿色技术成熟度评价体系，对绿色产业发展的成熟关键技术实施政府财政购买，并向社会企业免费推广应用。建立完善绿色技术装备首台(套)检测评定体系，落实首台(套)绿色技术装备税收优惠、财政扶持、信贷支持、保险补偿等政策。加强绿色消费宣传，完善激励机制，提高民众绿色消费的积极性。通过公益广告，大力宣传环境标志、能效标识、低碳标志，使这些绿色标志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建立绿色消费积分制，凡是购买环境、节能和低碳标志产品的消费者，按照产品的节能、环保和低碳性能，可获取相应的积分来购买公交卡、缴纳水电费等，以提高民众购买绿色标志产品的积极性。建立完善绿色技术装备招投标评价体系，切实改变“低价中标”的不合理现象。

政府部门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产学研各方共同推进国家重要绿色技术标准的研究、检测、认证、评价体系建设。健全绿色技术标准体系，强化绿色技术通用标准研制，加快绿色技术应用效果评价标准研制。除建立全国统一的基础性绿色标准外，还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环境容量和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制定分区标准，确保绿色标准的统一准确性和分类指导性。此外，各相关部门还要组织专家积极参与国际环境、能效、碳排放等领域标准的制定，推动我国绿色技术标准的国际化，抢占全球绿色技术话语权。推动绿色标志立法，将环境标志和能效标识认证标准及程序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提升标志制度的法律地位。改进绿色标志认证程序，切实体现获得环境标志产品和能效标识产品在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环境性能的优越性。为环境标志制度提供法律、组织机构保障，还需要在财政、金融、工商、税务等方面制订相应的倾斜政策，支持环境标志制度推行。对清洁生产、环境保护做出突出贡献的环境标志企业，予以奖励，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环保形象。

建议生态环境部联合国家统计局、科研机构及其他相关部委，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建立“绿色技术创新监测和评价指标”及“绿色产业发展监测与评价指标”，并将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关键指标纳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制度。由国家权威研究机构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年度评估，评估全国和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情况，发布《国家绿色技术创新评估报告》和《国家绿色产业发展评估报告》，评估并发布全国及各省市绿色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进展，为全国和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提供支撑，并作为行政领导政绩考核指标。通过定性和定量评估，识别各区域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中所存在的不足，发现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成功案例并将其推广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