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畜禽产品生产与消费国，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肉类、禽蛋与牛奶的总产量分别为8537.76万吨、3094.86万吨和3602.20万吨，畜禽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有利于改善城乡居民饮食结构，提高其生活质量。然而近年来随着畜禽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畜禽养殖的环境成本也不断攀升，尤其表现为养殖场周边水体及空气污染状况日益严重，病菌和微生物传播疾病率高。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年报》，2015年全国畜禽养殖产生的COD排放量为1015.5万吨、氨氮排放量为55.2万吨，分别占农业源排放总量的95.03%和76.03%，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5.67%、24.01%，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已成为全国畜牧经济发展的瓶颈。其实，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是很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面临的畜禽养殖环境污染日趋严峻。畜禽规模养殖场集中产生大量废弃物未经妥善处理可能产生水体污染、空气污染、病菌传播、土壤污染等一系列环境污染^[1]，如1995年美国发生的两例直接将生猪粪污排入河流的事件，导致鱼类大量死亡，而荷兰70%与氨气有关的酸雨都来自家畜养殖。在农业源污染中，畜禽养殖业所排放的温室气体中有48.5%与动物直接相关，45%来自饲料生产。因此，探索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有效途径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目前工业治理和生态治理是两条主要的畜禽废弃物处置路径，但前者因处理成本过高以致实施难度较大，后者因耕地数量制约以致发展空间有限。由此可见，单纯的末端污染治理并不能有效解决畜禽养殖污染问题。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治理原则，探索减污减排的清洁生产方式是畜禽养殖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明确指出，畜禽养殖应采取科学的饲养方式和先进的废弃物处理工艺，减少养殖废弃物的产生量和向环境的排放量。201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明确要求运用新技术改造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和传统经济模式。

畜禽养殖清洁生产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方面区别于传统的末端治理，是一种从源头到尽头全程改善畜禽养殖环境的亲环境行为，旨在利用清洁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有毒、有害投入品的使用，采用少废、无废畜禽饲养与屠宰加工技术或工艺，最终生产出不含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肉蛋奶等畜禽产品。目前，我国畜禽养殖清洁生产刚刚起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待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索。与传统生产过程不同，清洁生产致力于源头削减和全过程控制，在生产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尽力减少废弃物的产生，更好地体现了废物产生最小化、环境污染无害化和生态安全化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因而，推进畜禽养殖清洁生产是推行绿色生产的必由之路。

2 发达国家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经验

纵观发达国家畜牧业发展历程，在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成功经验中，围绕清洁生产展开的研究相对集中：一是清洁生产管理，如应用清洁生产技术、控制养殖规模、推广清洁性操作等；二是清洁生产的政府规制，如强化政策引导及补贴等，为我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清洁生产之路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借鉴和现实指导。

2.1 清洁生产管理

发达国家对于清洁生产管理的探索主要从应用清洁生产技术、控制畜禽养殖规模和推行清洁性操作三方面入手。

在清洁生产技术方面，生物技术是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重要方法。生物发酵技术处理生猪养殖废弃物可以再生清洁能源，因而受到国外学者的长期关注。综合运用物理方法、生物沼气系统及其他技术循环处理养猪场废弃物，可以实现环境污染最小化^{[2, 3]}，是最有效的污染控制技术^{[4, 5]}。目前，厌氧性沼气发酵技术在欧洲已成为处理生猪养殖废弃物的最重要方法^[6]。

在控制畜禽养殖规模方面，欧盟最具代表性的做法是，限制养殖规模的扩大，鼓励粗放式畜牧养殖，并对遵守规定的养殖户实施一定程度的养殖补贴^{[7, 8]}。如英国对大型畜牧场的养殖数量进行规定，一个畜牧场最高饲养规模为奶牛200头、肥猪3000头和蛋鸡7000只等。基于此，我国学者从污染控制角度探讨了畜禽养殖场的适度规模，指出出售一个养殖单位获得的经济收益越高、单位耕地面积对处理剩余物的承载能力越大，最优养殖规模越大，反之亦然^[9]；若进一步将治污成本内部化，最佳的生猪养殖规模为年出栏量31~35头^[10]。

在推行清洁性操作方面，前端控制手段是最基本的要求，主要通过科学配置饲料、提高饲养技术以及改善基础设施等手段降低畜禽养殖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量^[11]。这是清洁生产思想在养殖过程中，最明确的理论表述，最有益的实践尝试。研究表明，畜禽养殖户的知识水平、猪舍位置、养殖规模、经营模式、技术特征、政策法规会影响其废弃物处理方式^[12]。通过对164个养猪生产商的个人访谈，学者发现养猪场户生产决策最主要受预期收益的影响，而不是社会和个人奖励^[13]。畜禽养殖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最好的减排策略是运用技术和政策提高饲料能源利用效率^[14]。

我国学者应瑞瑶在2014年以生猪养殖为例提出了清洁生产三个关键点，即疫病防疫、粪便及病死猪处理、饲料及添加剂的购买和使用^[15]。江南大学吴林海教授对养猪场户兽药使用和病死猪处理行为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认知的提高，兽药使用规范性程度不断提升，而导致病死猪处理行为改变的显著性因素是养殖户的养殖年限、养殖规模、政策与法律法规认知、疫情与防疫认知^[16]。

2.2 清洁生产政府规制

农业面源污染是一个外部性问题，农场本身并不在意农业生产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可以对污染排放量及产品征税，以限制污染物产生^{[17, 18]}。环境规制会影响养殖户的经营行为，他们的投资决策和选址决策将会延缓直至政策明确。这是因为，环境规制必然会提高企业成本，包括购买环保设备、支付排污费、购买排污许可证等直接成本和其他间接成本^{[19, 20]}。在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时，政府的环境规制包含正向规制和负向规制两个方面。正向规制是指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和技术支持来引导养殖户积极治理污染，负向规制是指政府通过征税和监管来约束养殖户的环境污染行为。

美国在畜禽养殖清洁生产方面，鼓励养殖场户主动参与到清洁生产中，并运用政策调控措施和多种政策工具组合进行激励、支持、监督与管理。一方面，美国政府为畜禽养殖提供大量环保技术支持渠道和资助项目，鼓励养殖企业进行环境质量改善^[21]，并积极分摊了九成左右的环境保护费，用以减轻畜禽养殖企业的经济压力^[22]。研究表明，2003—2012年美国在废弃物管理系统、废弃物贮存设施、死畜禽处理设施、堆肥设施、废弃物设施覆盖、废弃物利用、运输、污水处理、污水和养殖场径流控制等方面的资金总投入为5.48亿美元^[23]。另一方面，政府甚至将养殖场污染治理政策的制定权力下放到地方，由各州结合实际，整体设计运用一揽子经济激励政策工具，引导养殖者和种植者应用环保技术^[24]。

种养区域平衡一体化可以通过充足的土地消化利用畜禽粪便，是欧盟发展畜牧业的主要方式。例如，荷兰农场产生的畜禽粪便可以自行消化，丹麦全国有8万多个种粮和养畜结合的自耕农户^[25]。欧盟的畜禽养殖清洁生产一直处于世界前列，还得益于其完善的畜禽补贴政策和严厉的监管制度。欧盟的畜禽养殖补贴与环境保护直接挂钩，若畜禽产品生产者能按照规定进行亲环境生产行为，充分地保护自然生态，则会受到欧盟的大力支持；若生产者在生产行为中进行欺诈或有欺骗行为，欧盟将对其已发放的补贴金额予以追回，同时进行罚款。例如，奥地利的《绿色电力法》规定对含畜禽粪便等有机废弃物的沼气工程实行电价下调25%的优惠^[26]，法国政府运用补贴或其他激励措施鼓励养殖场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27]。大多数欧盟国家还配合以税收的方式进行畜禽养殖清洁生产规制，如荷兰在畜禽养殖规模超过载畜量时会加收粪便费。

日本也是发展畜禽养殖清洁生产很有代表性的国家。日本在1999年修订了“农业环境三法”（《持续农业法》《家畜排泄物法》《环境管理法》），对畜禽在清洁生产中新品种的引进、养殖规模、贷款优惠，以及废弃物的处理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如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中50%的环保设施费由国家财政承担，25%由都道府县承担，养殖户仅需支付25%的建设运行费。此外，日本的畜禽产品认证也非常完善，首先成立由质量安全委员会、农林水产省、厚生劳动省、地方自治政府及消费者厅组成的负责机构，然后由国家食品监管指定的认证机构、地方政府指定的认证机构，以及第三方认证机构开展具体认证工作，通过产品认证鼓励社会大众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28]。

3 我国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障碍与对策 3.1 存在的障碍

现阶段，我国尚未形成成熟的畜禽养殖清洁生产体系，畜禽养殖清洁生产面临诸多现实障碍。

第一，行为主体参与度不够。现阶段我国畜禽养殖清洁生产标准由农业部门制定，自上而下贯彻实施，较少倾听养殖场户意愿，不能充分发挥行为主体的自主性。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评价标准不同于其他标准，应根据各地区自然环境承载力及养殖户自身情况进行设计，现阶段标准的制定缺乏足够的民意调查，养殖场户的预期收益、需求强度、清洁目标实现的难易程度都不得而知。我国畜禽养殖清洁生产较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制定，而作为清洁生产的主体的养殖场户则较少参与其中。

第二，监管的实施缺乏统筹安排。为实现畜禽养殖清洁生产，我国政府颁布和实施的众多畜禽养殖清洁法令，以自上而下的贯彻方式实施，较少考虑到地区异质性。美国畜禽养殖清洁生产实行联邦、州与地方政府统筹监管，日本畜禽养殖清洁生产律例的监管也有针对各都、道、府的不同实施要求，我国在各省、市、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养殖产区水质、土壤及周边自然环境的情况都有不同，但没有具体的区别措施，在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相关法令实施的监管方面更是缺乏统筹思想，不能依据养殖场户的自身特点实施管理安排。

第三，补贴制度不够完善。我国对于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补贴与养殖规模挂钩，大批中小养殖场户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支撑，在贷款、税收方面，清洁生产的优惠力度不够明显，不能快速地推进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推进。在畜禽养殖清洁生产方面，欧美以高额补贴为主，日本畜禽污染处理实行全额补贴，而我国政府只将补贴作为辅助手段。

3.2 应对策略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本文建议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建立畜禽养殖清洁生产体系，以推进我国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进程。

第一，加快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基础研究。从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理论支撑、全面清洁生产标准的建立、清洁生产技术的更新、清洁生产操作的规范与评价、清洁生产主体的选拔与考核等方面入手，加快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基础研究。

第二，完善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立法。充分发挥环境政策工具的作用，从引导畜禽养殖减污减排、扶持环保产业发展和加强国际畜禽养殖合作等方面入手，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

第三，构建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从树立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典型示范、开展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分级治理和差异补贴、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理念宣传和操作培训等方面入手，激励畜禽养殖户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反馈。

第四，强化畜禽养殖清洁生产的监督机制。调整清洁生产补贴的实施方式，强化环保职能落实，发挥政府监督和大众监督等多种途径监督畜禽养殖过程，对畜禽养殖污染事故方进行严厉查处，建立严肃和规范的畜禽养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