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腾飞给城市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会。而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其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压力日趋增加。因此，如何通过环境规划来改善生态环境，防止资源破坏，解决城市与区域环境问题，提高城市与区域的生态品质成为一项战略议题。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并逐步进行了环境规划理论与方法的研究。随着我国进入新常态转型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时期，环境规划在解决城市病、保障可持续发展上的重要性逐步显现，这一方面需要加强对环境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我国环境规划领域既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但就后者来看，目前国内对环境规划领域演进脉络给予清晰、全面的整体性研究较少。为此，本文引入CiteSpace软件，采用文本计量方法梳理了我国1992—2017年环境规划文献脉络演进轨迹，以求从主观判断转向客观计量^[1]分析评价我国环境规划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特征和趋势取向，为新时期我国环境规划理论与实践提供科学参考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992—2017年我国国内环境规划研究的相关文献。在文献选择方面，一般来说，文献类型包括研究报告、会议文章、专著、期刊文章等，但同专著和研究报告等学术文献相比，期刊发表的论文对学术领域的热点把握相对更为连续、敏锐和直接^[2]。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可以把期刊分为专门面对这个学科的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而大多数重要的文献会发表于核心区期刊，即核心期刊上。在检索字段选择方面，由于“主题”字段包括了文献的中英文篇名、中英文关键词和中英文摘要^[3]，采用该检索条件进行检索可以更全面地获取该领域的文献。在主题词选择方面，虽然生态规划等主题词与环境规划看似相近，但实际仍有所差别。生态规划以复合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以生态学、系统科学等为理论基础，侧重聚焦自然系统的协调性规划，而环境规划的研究对象为具体环境要素，以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学等为理论基础，侧重聚焦人工自然系统的实体性规划^[4]（表 1）。

表 1

表 1 生态规划与环境规划概念辨析

表 1 生态规划与环境规划概念辨析

由于本文重点分析我国环境规划研究领域的知识生产特征和趋势取向，故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问题进行研究。研究采用陈超美教授研发的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5.2 R2来绘制知识图谱，进而进行相关分析。CiteSpace的基本原理是分析单位（作者、机构、关键词等）的相似性分析及测度，本质上属于宏观知识计量的信息可视化技术，因此有其独有的计量指标及含义。利用可视化的图谱可以形象地将学科核心结构、发展历史及整体知识构架展现出来。

本文利用CiteSpace科学计量工具对文献进行分析，生成作者合作、机构合作、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作者合作知识图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相关领域研究的联系密切程度和学术共同体的演化脉络，同时也有助于明晰该领域的核心研究团队和科研规模。与发文作者类似，发文机构合作知识图谱也可以反映其在相应科研领域的学术贡献与影响力。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可以分析出环境规划研究中的重要节点、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

本文选择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以“环境规划”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范围为科学引文索引（SCI来源期刊）、工程索引（E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时间跨度为1992—2017年^①（共26年），共收集到文献1408篇，除去杂志简介、征订启事、征稿通知等非学术类文章，最终确定1170篇有效文献。本文重点分析国内研究进展，故未将在外文期刊发表文献纳入其中。

① 鉴于中文核心期刊中的文献仅能溯源到1992年，且2018年的文献尚不完全，故本文选择时间跨度为1992—2017年。

学术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知识生产行为，发表期刊论文是其重要的载体，而文章作者及其所属机构则是知识生产的主体。因此，本文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分别从高被引论文、发文作者、发文机构等维度展开环境规划领域26年间的知识生产特征分析。

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可以用来评价其学术影响力，也可代表论文被认同的价值^[5]。论文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其在该领域的学术价值越高^[6]。因此，可以通过对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来发现该领域的知识生产特征。笔者通过对环境规划研究领域相关文献被引次数进行统计，绘制出排名前十位高被引论文（表 2）。从时间分布来看，10篇高被引论文的时间跨度从1996年到2003年。其中，有4篇文章发布于1998年，有3篇文章发布于2000年，大部分高被引论文都发表于环境规划研究的中前期，表明环境规划领域前期的研究具有较好质量和参考价值，且相关议题后续研究持续性较好。

表 1

表 2 排名前十的高被引论文

表 2 排名前十的高被引论文

从内容来看，排名前十的高被引论文主要有三个关注方向：

（1）探究环境承载能力，并讨论基于环境承载力的相关模型的实际应用。彭再德等和唐剑武等结合环境规划工作的实际，从理论上阐述了环境承载力的概念、衡量及应用模式，建立区域环境承载力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及预测模型，并运用于实践。曾维华等在阐述环境承载力理论后，将其应用于湄洲湾各规划小区的实际环境承载力评价中，构建了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并依此提出该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相关建议。洪阳等在先前环境承载力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可持续环境承载力模型，并应用该理论模型对环境制约型规划区的实际应用进行了讨论。

（2）对环境规划与管理中指标体系与框架等工具性内容的探索。俞孔坚指出，当环境与发展规划中一些经典概念和模式遭到质疑的，如何寻求和设计规划的辩护战略是可持续发展规划方法论的一个重要领域。生态安全格局途径正是在这一方向上所做的努力。叶文虎等为衡量城市污染的生态补偿能力，在文中提出了绿当量的概念，并以济南市为例，采用绿当量的计算方法，对二氧化碳、降尘和二氧化硫所需的生态补偿量进行核算，进而提出城市绿地建设的配置规划。罗上华等将环境指标体系分类，并结合案例提出了一种面向规划与管理的城市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指标体系。

（3）对与环境规划相关的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的研究探索。吴志强通过对西方百年以来的规划理论进行梳理，将西方规划理论的演进过程、演化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特别提出了有关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理论的重要文献。张京祥将管治（治理）的理念引入城市和区域规划中来，提出了以空间资源分配为核心的城市和区域规划管治（治理）体系，并对这种理念进行了客观评价，为我国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了先期借鉴。王新生则从技术的角度出发，将Voronoi图应用于城市和区域研究领域，并应用该方法划定了湖北省31个城市的空间影响范围，为未来Voronoi图在环境规划方面的应用提供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该关注方向与环境看似无直接联系，但其对我国城市环境可持续规划、跨区域环境问题治理提供了跨学科理论和技术借鉴。

一般来说，作者发文量往往能反映其在相应科研领域的学术贡献与影响力，对于核心期刊的发文作者来说更是如此。核心期刊的文章本身就代表了相关领域的较高学术水准，同理其作者的学术水平也可以由其在核心期刊上的发文数量来反映。此外，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领域研究的联系密切程度和学术共同体的演化脉络，同时也有助于明晰该领域的核心研究团队和科研规模，进而更好地把握该领域的知识生产特征。因此，本文使用CiteSpace软件，设置节点类型为“作者”；时间切片为1；阈值（c，cc，ccv）选择为2、1、15，3、2、20，2、1、15；设定为每一个时间切片选择前50个高频节点数据进行分析，生成作者合作共现网络（图 1）。

图 1

图 1 作者合作知识图谱

在CiteSpace生成的作者合作知识图谱中，共有96个节点、83条节点间连线，节点大小代表作者的发文数量，节点及连线的颜色代表图上部色带所对应的年份。在发文数量上，相关作者在环境规划领域核心期刊上的发文数量仍有限，发文数在10篇以上的仅有两位（表 3）。在发文时间上，除发文最多的吴舜泽、郭怀成外，大部分作者仅在2~3年有相关文章，研究的持续性较差。在合作关系上，在环境规划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以郭怀成、王金南、蔡玉梅等为主的作者间合作网络，且合作网络的时间分布较为均匀。在合作网络内部关系上，大部分合作网络中的作者均为同一机构或相关机构，如郭怀成、邹锐、刘磊等均来自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王金南、蒋洪强、刘年磊均来自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严良政、阎振元、张勇等来自大连市环境保护局、大连市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等。此外，在发文数量排名前十的作者中，大部分研究领域为环境科学，少部分为城市、区域和土地等相关规划学科。虽然在研究领域间存在差异，但都已形成与其相关的合作网络。说明我国环境规划领域中的学者已呈现出“环境类”和“规划类”两种研究路径的态势（图 2）。

表 1

表 3 发文数量排名前十作者

表 3 发文数量排名前十作者

图 2

图 2 机构合作知识图谱

与发文作者类似，机构的发文数量和合作情况也是探索相关研究领域知识生产特征的重要工具，并且在角度上更为宏观。因此，文章设置节点类型为“机构”；时间切片、阈值选择不变，生成机构合作共现网络（图 2）。

在CiteSpace生成的机构合作知识图谱中，共有65个节点、24条节点间连线，节点的颜色和大小的意义与作者合作网络分析部分相同。在发文数量上，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发文数量在10篇以上，且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发文数量达48篇之多（表 4）。在发文时间上，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研究持续性较好，说明其拥有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但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发文数量有所下降，可能与机构的研究重点转移、研究团队人员更替有关。在合作关系上，相比作者间的合作，机构间合作相对较少。但也已呈现出多元合作的趋势，如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之间的合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之间的合作等。在机构构成上，对环境规划研究关注较多的机构主要为高校及研究院，特别是环境科学和环境规划等相关院所，同时由于环境规划研究对象主要是城市，所以部分院校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对环境规划的问题也有较多研究。在机构所处地域分布上，发文数量排名前十的机构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等较为发达的城市（表 4）。结合上文研究学者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环境规划领域知识生产的地域不均衡特征比较明显，这对我国广阔国土环境问题解决所需的近域知识有效供给提出挑战。

表 1

表 4 发文数量排名前十机构

表 4 发文数量排名前十机构

综上，1992—2017年环境规划领域的知识生产呈现出如下特征：①在高被引论文方面，前期研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较大的参考价值，并形成了环境承载力理论及应用、环境规划管理指标体系和框架探索、环境规划在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的研究探索等关注方向。②在发文作者方面，相关作者在核心期刊上的发文数量仍较少，且研究持续性较差；各个时间段内均有多个合作网络，但合作网络中的作者大都来自同一机构或相关机构，研究的多元交叉性仍有待提高；从总体上看，相关作者已经呈现出“环境类”和“规划类”两种研究路径。③在发文机构方面，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发文数量最多，在所有机构中占绝对优势；发文数量较多的机构的研究持续性较好，但部分“高产”机构已经出现研究持续性减弱的问题；虽然已呈现出多元合作的趋势，但合作网络构建仍需加强；机构分布同质化所导致的知识生产的地域不均衡特征比较明显，近域知识有效供给问题值得注意。

文献关键词是对文章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的概括，对关键词的准确把握可以了解该文献研究的大致内容^[7]。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并进行聚类，可以分析已有的文献中对环境规划所关注的重点，凝练环境规划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在参数设置方面，除将节点类型设置为“关键词”外，其他参数与上述研究相同，从而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在CiteSpace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中，共有206个节点、567条节点间连线，采用LLR算法对该知识图谱进行聚类分析（图 3），最终结果共存在9个不同的聚类，包括国土规划、区域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绿色发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影响评价、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绿化规划。

图 3

图 3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各聚类的发展脉络，我们采用黑色背景的时间线视图对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进行展示（图 4）。时间线视图可以展现各个聚类发展演变的时间跨度和研究进程。图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代表了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图 4中每一个聚类对应一个时间轴，这个轴上的节点代表该节点属于此聚类，并且每个节点的位置也代表了该节点所对应的关键词第一次出现的时间。

图 4

图 4 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的时间线视图

由于聚类较多，故本文仅选择较为重要且具有代表性的聚类进行分析。由图 4可以看出：①国土规划聚类领域最重要。其研究均匀分布于26年间，研究持续性较强。在该聚类中，大多数研究涉及自然资源、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等关键词，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环境规划与国土资源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密切联系。②区域规划聚类次之。该聚类中的相关研究多出现在2005—2011年，主要关注跨行政区的相关环境问题、协调机制与区域政策。此外，由于2013年以来我国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由此带来的跨行政区污染问题使近期该聚类的研究开始关注区域治理方向。③环境保护规划聚类中的研究虽然在1994年就已经出现，但在2006年后才逐渐增多。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后环境保护规划聚类中的研究多涉及流域、水资源、饮水安全等关键词，这与2005年底的松花江污染事件有较大关系。④相比上述聚类，绿色发展聚类为近期的热点，其相关文章多出现在2014年后，主要关注生态文明、生态保护红线、多规合一等。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聚类在2011—2014年研究较少，其原因主要与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所导致的关注焦点转移有关。而在2014年后，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学界又开始关注环境规划的重要性，特别是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等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了学界对环境规划的重视。因此，在2014年后，有关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区域治理等关键词的环境规划研究开始逐渐增多。

文章采用突发性监测（表 5）和时区视图（图 5）来确定研究的趋势。表 4中选取了前17个存在突发性的关键词，从中可以看出突发性关键词的出现与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与国家政策环境密切相关，如199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决定在北京举行世界环境日纪念活动，使此时期的环境规划研究多涉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其相关机构；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使1998—2003年的研究多与可持续发展有关；2005年底的松花江污染事件，使2006—2012年的研究更加关注于环保规划和生态规划。近年来由于多种规划间交叉重叠、相互掣肘问题逐渐显现，多规融合与空间规划等研究开始得到关注。由于环境规划是空间规划编制中的关键要素，因此2012年后的环境规划研究重点关注空间规划等问题。2014年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已有的空间规划研究趋势的基础上，使多规合一成为2015年后环境规划的研究热点。

表 1

表 5 关键词突发性监测表

表 5 关键词突发性监测表

图 5

图 5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时区视图

在时区视图中（图 5），本文选择关键词标注阈值为10，即出现频次10次及以上的关键词才会标注在图中。从中可以发现，大部分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在1992—1997年出现，其中联合国专门机构、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关键词仅在1993年左右出现较频繁，后续影响力较小，而环境规划、区域规划、国土规划等关键词虽然也在该时期出现，但其与后续研究的关联性较大。因此，结合突发性检测可发现，环境规划领域的研究多以环境规划、国土规划、区域规划为背景结合当期的经济社会与国家政策环境来进行开展，呈现出持续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点，并逐渐由技术视角转为政策视角。未来的环境规划研究将更多依托多规合一与空间规划体系构建进行开展。

本文借助Citespace计量工具对1992年以来我国环境规划领域专业研究文献数据进行了分析，从“文献追踪”的角度挖掘了我国环境规划方面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和发展脉络，是对环境规划综述研究的一次新尝试。研究主要获得以下有益发现：

第一，从环境规划概念提出开始，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不断完善与扩展的状态，表现为重要参考文献的引用频次稳步增加，优秀文献逐渐涌现，文献关注方向较为广泛。从内容上看，排名前十的高被引论文主要有三个关注方向：①探究环境承载能力，并讨论基于环境承载力的相关模型的实际应用，主要作者有彭再德、曾维华、洪阳等；②对环境规划与管理中指标体系与框架等工具性内容的探索，主要作者有俞孔坚、叶文虎、罗上华等；③对与环境规划相关的城市与区域规划领域的研究探索，主要作者有吴志强、张京祥、王新生等。虽然出现了看似与环境无直接联系的关注方向，但其对我国城市环境可持续规划、跨区域环境问题治理提供了跨学科理论和技术借鉴。

第二，文献作者学科背景基本集中在环境科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等领域，且合作网络初步浮现，但研究的多元交叉性仍有待提高。文献来源机构中“高产”机构的研究持续性较好，虽然已呈现出不同性质机构间多元合作的趋势，但关键作者和“高产”机构多分布于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环境问题差异性较大，这种作者和机构的地域分布不均衡性会对我国广域多样的环境问题解决所需的近域知识有效供给带来制约。

第三，从1993年关注联合国环境署，到2006年后关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再到2014年后关注空间规划和多规合一，环境规划领域的研究以与环境或环境规划相关的具体问题为对象，多结合当期的经济社会与国家政策环境来进行开展，呈现出持续性与时效性相结合的特点。结合高被引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发现，环境规划研究已经逐步由方法技术视角转为政策工具视角，即由仅解决环境问题为取向的研究转向将环境规划作为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近期研究热点指向多规合一与环境规划的改革，以及绿色发展理念的探讨。

综上，我国对环境规划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研究内容日益广泛，研究深度逐步加深，不断推动环境规划领域的发展^[8]。但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环境规划的研究包含众多层面交织，涉及诸多学科的协同，虽然1992—2017年对环境规划的研究已颇有积累，但未来随着国家空间规划改革的推进，环境规划作为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公共政策工具，其是否能为城市与区域高品质发展寻求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新平衡点，仍需继续加大研究攻关力度，夯实学科基础与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