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环境管理面临着学科认同危机和实践困境的“双重考验”。环境管理学科从来未能获得稳固的学科地位，没有形成其独有的研究范畴和话语体系，甚至存在着认同危机。中国环境管理实践日益部门化和专业化，导致以问题为导向的环境管理看似针对了现实中最为紧迫的和直观的、实则却是有些片面的环境问题——即使不论是否有效应对和解决了这些环境问题。缺乏全面观察和深入剖析环境管理制度、经济发展制度本身的缺陷及其导致的环境问题，使得环境管理长期处于碎片化和空心化状态，难以应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不确定性，甚至环境管理学在多大程度上支撑了环境管理实践也遭受到了质疑。

为确立中国环境管理的合法性身份，改变环境管理实践的碎片化与空心化的现状，环境管理学科亟须立足于中国当前语境，重新确定核心命题、界定研究边界、规范研究方法，建构中国环境管理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

1 中国环境管理学的使命与任务 1.1 环境管理的基本内涵

环境管理，不妨从“环境”和“管理”两个方面分别来解析^[1]。环境具有4种角色或功能：一是资源提供；二是纳污；三是舒适性，以及教育和文化价值；四是生命支持服务。其中，生命支持服务是环境最重要的功能，甚至无法包含在人类的经济体系之中，环境管理或许也只能针对前3类功能或角色。管理就是为了高效率实现某个目标，一个组织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活动，将资源整合运用起来。管理最重要的应该就是目标、组织和规则。因此，环境管理就是首先确定环境目标，然后高效率、低成本或低代价的去实现这一目标。

1.1.1 确定环境目标

首先，环境目标具有前述的多样性特征或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同一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或被关注的重点不同。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更着重环境作为资源提供者和纳污者的功能，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的舒适性、愉悦人心的功能逐渐被关注，甚至成为人们向往、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环境管理的实践性决定了环境目标设置应以问题为导向，即环境管理就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环境管理须从环境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来审视以下4类环境问题：一是不发达或贫穷导致的环境问题。由于欠发达而使市政设施（如公共卫生）不足导致的污染与疾病问题。越贫穷人们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越强，形成的生态压力也越大，最终导致生态系统退化、人与自然关系恶性循环，社会动荡和危机。二是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环境问题。比如使用资源和化石燃料导致CO₂的排放，城市化占用土地等，这属于是现有技术下发展的必然成本。三是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错误和失误。包括重大决策失误（如发展理念、战略目标、发展方式、项目选择、技术不当等），制度因素造成的失误（如制度缺陷、体制机制失效，不仅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也包括环境治理制度）。四是对奢靡生活方式的追求、对GDP的过度迷恋、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低端经济普遍性的大量存在，导致自然资源滥用，其根源在于发展理念和消费理念上。由于长期以来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上4类环境问题在当代中国并存。

最后，环境目标确立或环境问题建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元化”的过程。从环境问题到政策问题、政策目标的过程高度复杂，包含或交织了环境学的专业或技术过程、社会参与过程和政治过程。环保工作在中国的开端就是政治因素及过程主导的，标志着中国环保事业开端的1972年人类环境大会和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就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直接指导下参加和举办的^{[2, 3]}；1981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确定北京、杭州、苏州、桂林作为污染治理重点城市并提出在大学开设环境专业、培养环保人才，也是根据邓小平指示做出的^[4]。2013年之后人民群众对灰霾的关注以及随后的大气污染治理，社会参与过程在环境政策制定与环境目标确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①，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当然，基于科学技术的环境学为环境问题的发现、评估、解决等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

① 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04-02。

1.1.2 高效实现环境目标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因此，当代中国环境管理就是以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和满足不断提高的人民对优美环境的需要为目标。如何高效率地实现环境目标，是环境管理所应承担的核心任务。不仅不同环境目标之间会发生冲突或矛盾，比如水环境目标与大气环境目标，污染控制目标与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大气环境治理中脱硫与除尘、脱硝、VOC治理之间也会发生冲突或矛盾，实现各环境目标在既定的、有限的资源配置上同样可能会出现顾此失彼，如环境目标也会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或发生冲突。这些矛盾或冲突如何协调，如何通过合理的计划、组织、安排高效率地实现上述环境目标？

可以说，环境管理的组织和环境治理的结构，即如何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共建共治共享的环境治理体系是关键，而规则是保障——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②，效率则是环境管理的“生命线”。首先要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共建共治共享的环境治理体系，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不同主体的职责定位，加强彼此之间的协同与合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政府机制、社会机制的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环境治理格局；其次要发挥制度的力量，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最后要以效率衡量环境管理的成败，既要注重环境治理的技术效率，通过科学与技术进步降低污染治理的单位成本，又要注意通过完善的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提高资源利用和污染治理的经济效率，更要关注发展的效率，即单位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和单位经济增长所提高的社会福利水平。

② 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1.1.3 环境管理的内涵

生态环境既是发展的基础条件，又是发展的目的。环境管理不应仅仅针对环境问题，还须聚焦于发展上，尤其是聚焦在引起我国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上，包括低质量和低效益的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不正确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的决策失误等。环境管理既包括高效的实现环境目标、解决环境问题（即传统的环境管理），还包括为“环境”（维护环境的4项功能，着眼于环境与发展关系界定的4类环境问题）而管理（约束、引导）“发展”，正如十九大所提出，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③。

③ 见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17年10月18日。

1.2 环境管理学的历史使命与基本任务 1.2.1 环境管理学的历史使命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已经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大障碍，成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隐患。生态产品成为当今中国最短缺的产品，生态差距成为我国最大的发展差距^[5]。当今中国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是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以及低质量、低效率所导致。

当前，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满足人民群众优美环境的需要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实现这一环境目标，是环境管理实践与学科发展的需要，环境管理学应高度重视，既要积极回应又要前瞻性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④，是对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以来形成的传统中国环境管理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实质性超越。环境管理学科应基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千年大计的“基本面”，从目标、任务、制度和机制等方面，积极服务于近期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以及远期实现美丽中国目标，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高品质生态产品的需要。

④ 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1.2.2 环境管理学的基本任务

应与包括环境规划在内的规划学类似，环境管理学的研究也包括以下三个基本任务^[6]。

（1）哲学任务

生态文明是一个“元哲学”概念^[7]，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解也应是动态的。生态文明不是终极状态，不同时期、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生态文明的内涵不同，内容与重点也不同。应该在不断反思和追问“什么是生态文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尤其是环境管理的实践是否符合生态文明的原则与要求”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正是在不断的追问或反思中，建立在系统性绿色转型和以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和美丽中国图景才将逐渐清晰和逐步实现。

关于“生态文明是什么”的哲学命题，或其本身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其内涵的丰富性、多样性，也恰恰给予在实践中不断反思追问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和潜力。至少，或许我们一下子说不大清楚什么是生态文明，提出在价值上美好、政治上正确、科学上合理的概念，却很容易识别出现实社会中不属于生态文明的行为或现象。生态文明建设何曾不是一方面要建设的生态文明内容的“增量”，另一方面将不符合或背离生态文明内容的“减量”？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理论或话语体系，应作为中国环境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为中国环境管理实践（制度与道路）提供支撑、规约与指导。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环境管理学则应担当起将抽象的、宏观的生态文明理念、战略、原则等“转化”为生产生活行为规范、制度文本语言的“哲学任务”。

（2）适应任务

环境管理学须对现实环境问题进行科学认识、准确把握，这关系到能否高效、充分、及时地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环境目标。首先是空间性，如界定是全球性环境问题还是全国性、区域性或地方性环境问题，局部性环境问题还是全局性问题，个别的环境问题还是普遍性的环境问题等；其次是时代性，如中国当前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且二者交织在一起这一特定时期的复合型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临时性的或短暂的环境问题还是长期性甚至是永久性的环境问题（如物种灭绝）；最后是复杂性，是指环境问题的“源—传播途径”和“演化机制—受体”及受体的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关性。

（3）转译任务

环境管理学负责将环境学、公共管理及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学科知识“转译”为环境管理的学术话语，应用到环境管理制度设计与实践领域，使这些学科领域的理论和知识易于为政府、企业、社会获得并应用在其生产行为、生活行为和行政决策行为中。

2 中国环境管理的学科归属与范式 2.1 环境管理的学科归属

国内不少高校设立环境管理二级学科（或学科方向）。就学科归属来看，环境管理大多是归属于环境科学与工程，这也是传统的或当下主流的环境管理学，侧重在环境管理的技术方法、环境管理制度文本和条款的解析、释义上。只有少数高校如复旦大学等在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环境管理二级学科，将环境问题视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关注环境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包括优美环境在内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高效实现环境目标而研究制度设计与政策工具选择。

总的来说，当下中国环境管理学缺乏学科的独立性，即作为二级学科尚不成熟。首先，传统的或主流的环境管理过于强调其环境学的专业属性，仅仅局限于针对排污行为末端治理的“八项基本制度”，对于环境污染最主要源头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经济运行制度中缺陷缺乏必要的、深刻的、学理的反思与批判；其次，缺乏必要的理论厚度，环境管理不存在自身的核心理论（体系），其理论扎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应学会使用与环境保护紧密相关的理论，在其逻辑体系中分析问题，但传统的或主流的环境管理在吸纳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框架、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做得还远远不够，尤其是长期以来游离在公共管理学科之外，或者说是与公共管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再次，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日益盛行的“唯SCI”的研究倾向下，各类定量化工具的引入环境管理的学术研究，成为脱离中国环境管理实际的“精致而无用”的学术游戏。

可以说，环境管理长期以来被环境学“照顾”着。公共管理学很少关注环境管理。国家发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下尚且没有环境管理，相近的只有土地资源管理。公共管理之前也试图关注环境问题，却往往因为环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而却步，即使关注了环境问题有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其“输送”到环保部门和环保实践的渠道也并不畅通。而环境科学与工程下的环境管理即中国当下的主流环境管理，长期以来忽略了环境管理的公共管理学属性及其“政治学—行政学—公共管理（公共行政）”的渊源^[8]，甚至是藐视政治学。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在与环境管理相关的学科甚至应该作为环境管理“母学科”的环境学、公共管理或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的学科内部，一旦沾上环境的“边”，比如环境学或公共管理中的环境管理、经济学中的环境经济、法学中的环境法等就有被本学科或学科主流所“边缘化”甚至被“抛弃”的风险。

笔者在2013年主持了两场学术活动——中国环境保护40年论坛（2013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环境规划40年论坛（2013年11月，复旦大学）上关于中国环境管理有效性的讨论——基于“没有环保中国环境质量或许更差”的假设尴尬了整个环保界^{[3, 6, 8]}。2016年以来的环保督察可以说是效果显著，一方面反衬出当下环境管理即传统或主流的环境管理学在实践上的尴尬，另一方面却也似乎在预示环境管理除环境学另外还有一条“政治学—行政学—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环境管理”的学科脉络。当下应在生态文明指引下，探寻中国环境管理学的公共管理和环境学两大学科起源，并以此重构环境管理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公共管理、环境学、经济学等“交汇”于环境管理，则可进一步促使中国环境管理实践走向科学。中国环境管理学应在公共管理、环境学以及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合力推动下，应加快形成特有的学科范式、发展新的方法论、形成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

2.2 中国环境管理的学科范式及学术话语

范式是“某一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问题领域、解决标准和研究方法的本源”，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信念、学科基质和方法三者的有机统一^[9]。应基于生态文明，立足中国当前语境，确定环境管理的核心命题，界定其研究边界，规范其研究方法，建构中国环境管理学的学科范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学话语体系。

2.2.1 科学共同体信念和规范性价值

科学共同体须树立生态文明的环境管理信念和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环境管理实践性共识，应明确中国当代环境管理学的规范性价值。中国环境管理实践“规范性价值的短缺”并不是指缺乏生态与环境理念，而是将这理念表面化、形式化、虚空化。中国环境管理学不能为环境管理实践承担起提供规范性价值的使命，在中国环境管理理论创立和实践指导上就难有作为。中国环境管理的规范性价值不是来自学者的主观设定，而是来自对现代政府原理、环境管理规律和现代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科学研究和准确把握，应在充分认识人的环境相关行为及其环境效应预测性的基础上，根据对环境管理实践深入剖析与深刻反思，持续改进、不断提高环境管理制度有效性，并归纳总结出某些超出国界的特殊历史经验的原则和一般原理。环境管理的规范性价值包括两个方向：一是环境管理制度的理性基础和价值取向，即环境学的技术理念，以技术理性追求技术效率、能效提高和排放的减少，以经济理性寻求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以同样的资源投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为环境管理的价值取向；二是环境管理中各方行为主体尤其是管理者的价值追求与行为规范。

2.2.2 特有的问题意识

确立中国环境管理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一是环境管理学的核心问题取向，污染控制、环境质量改善，从问题导向到目标导向；二是对1973年以来中国环境管理实践进行全面观察与科学透视。而界定环境管理学的学科边界，其真实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回答这个学科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环境管理学的核心问题，应围绕生态与环境这一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展开，包括环境质量改善，生态产品与服务的增值，为实现生态环境目标所需公共资源的配置，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及危机应对，环境管理责权的纵向配置、横向协作及机构设置。

2.2.3 环境管理独特且完整的理论与方法学体系

一方面是环境管理的学科基质，即为环境管理的科学共同体所普遍接受的逻辑体系、知识体系。这需要从公共管理、环境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性理论、概念、观点，为环境管理的实践活动和制度设计、政策工具的选择等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另一方面是环境管理的主导性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及其独特性和适用性。这是判断一个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尺。构建中国环境管理学主导型分析框架，需要建立在对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环境管理实践和环境管理学科的现实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完成从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到美丽中国愿景的勾画，以促进实现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环境管理学在研究内容上也至少应包括反映生态现实的批判性分析、绿色愿景的勾画、走向未来的转型战略等三个组成部分，甚至可以为中国当下环境治理及环境治理语境的环境管理（如环评制度变革、环境规划制度的建章立制等），提供一个政策分析或政策建构的逻辑框架。

3 建议与展望 3.1 建构中国环境管理学

中央、地方之间，不同地方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环境治理的资源配置、能力建设差异巨大，新时期对环境治理的需求也显著有别于之前，面临的环境问题（或环境压力）及其复杂性也有了极大的变化。以前的环境管理面临的仅仅是环境问题，而现在还须面临公众对环境需求的迅速提高的压力。眼下的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副产物”，而且与经济发展的制度甚至环境管理的现行制度的“缺陷”密不可分。当下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原因追溯也逐渐指向制度性、结构性因素。

中国的环境管理在许多方面还不是现代管理。推进环境管理的现代化，首要前提是实现环境管理制度的理性化和管理者的理性化。当前中央环保督察下一些地方“一刀切”“乱执法”、环境保护“政治正确”或将环保“宗教化”的趋势，不仅反应出地方尤其是基层环境治理能力不足，也是与环境管理现代化——环境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背道而驰的。环境管理的科学化，离不开环境学、管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等及其给予的理性化。环境管理应及时、充分回应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理论或话语体系、政治意愿、公众需要。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与环境管理学科，应从目标、任务、举措、保障和机制等方面积极响应并贯彻落实生态文明这一治国理政方略。

3.1.1 回应性与前瞻性并重

回应性是指环境管理对现实环境问题、人民群众环境需要和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绿色发展等政治意愿的回应性，显示了环境管理实践的有效性，这也是获得人民群众对环境管理认同和国家对环境管理认可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以对公众环境诉求的充分及时响应是其正当性的表现，也是获得民众支持及合法性的内在要求。前瞻性是指环境管理对未来环境问题或潜在环境问题的前瞻性研究和预见性对应，预见性地开展环境诉求和政治愿意的研究，甚至是通过研究引导社会的环境需要和支撑未来政治愿意的形成。

3.1.2 基于学科的专业化与聚焦特定主题的跨学科协作并重

环境管理学本身是一个高度交叉的学科，我国当前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更进一步使之几乎涵盖了社会经济各领域。环境管理学应围绕生态环境与资源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关注、学术前沿、跨学科集成的重大问题和环境风险、生态安全、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等重大主题，基于学科与交叉、目标与问题的有机结合，“凝聚”相关学科、团队形成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团队，促进学科集群发展与跨学科解决重大问题的协同，为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揽子方案。中国环境管理学须整体性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政策影响力以及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提高国际对话能力，扩大中国学者和中国思想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影响力。

3.1.3 创新知识生产的方式与渠道，完善环境管理的知识体系

中国环境管理学的成熟，应体现为具有积累性的知识体系、引领性的思想体系和独特的话语体系。中国环境管理学的发展，应积极创新知识生产方式、拓展知识来源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转化渠道，关注中国环境管理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和技术问题，从而把学科发展中的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中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把价值设定与经验验证结合起来，把经验试验与模式归纳结合起来，把理论供给与制度供给、政策供给和技术供给结合起来。

3.1.4 搭建环境管理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对话平台和对话机制

环境管理的相关概念、理念的最先提出，也许是缘自实践中的政治领导者及其政策创新，但它们的渐进形塑与意涵确定，却离不开或者说主要基于学界的学理性界定、辨析和阐发。不仅如此，环境管理实践也须满足或回应人民群众的需要。环境管理一直以来回应能力不足，既不能满足或回应人民群众的需要，又对政治意志过于“服从”或仅仅停留在解释的功能上，对政治意志的形成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

环境管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将反映党和国家意志的政策文本内容理论化、逻辑化，不仅要向权力讲述真理，而且要将政策文本的理论化。这绝不是对政策文件内容的重复，也不是对政策文件内容进行非理论、逻辑化的扩张，而是对其内部逻辑关系在理论深度上进行挖掘。环境管理学应进一步着眼于搭建环境管理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对话平台和对话机制，并最终体现在民意认同上。

3.1.5 形成环境管理的理论、制度与实践相互转化的研究能力

环境管理学的发展，须对中国环境管理实践能够提供实际贡献。现实中，环境管理学、环境管理制度、环境管理实践三者之间相互脱节，互相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支撑或三者之间相互转化的渠道并不通畅。环境管理的理论抽象与经验指导应该要能够自由转化，即一般的原理能够转化为指导具体行动的原则，而经验的考察能够抽象为一般的原理与规则。

3.2 以生态文明思想树立中国环境治理的信心

自信是具有稳定性的社会意识，是一种积极、健康、进取、向上而富有生机活力的情感、意识、态度与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①。无论是“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还是建设美丽中国，都应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牢固树立中国环境治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0]。

① 见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17年10月18日。

3.2.1 环境治理的道路自信

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单纯就环境来解决环境问题，而是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方式、文化与科技等方面的系统性革命。中国环境治理道路，应是既有别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又超越中国传统环保模式的绿色发展道路。中国环境治理的道路自信，须以美丽中国、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目标，以影响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强烈关切的环境诉求、制约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与生态短板、亟需应对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为着力点，体现为环境保护的治本有道、治标有效。

3.2.2 环境治理的理论自信

中国特色环境治理道路，需要创新的理论予以指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体现了中国环保理论的发展观、系统观、民生观，是中国环境治理的理论自信，并将进一步转化为指导我国绿色发展、跨越西方“先污染后治理”传统环保道路的理论自信。

3.2.3 环境治理的制度自信

没有制度保障，环境保护基本国策难以落实到微观行为主体上，难以落实到生产生活的行动中。生态文明为环境治理提供了强大、有力、持续、长效的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密集出台一系列文件，顶层设计、谋篇布局、整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渐完善，体现了“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信心与决心，坚定了人们对于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支撑中国环保的制度自信。

3.2.4 环境治理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中国环境治理的根基。顺应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遵循。生态文明建设最终要依靠全民生态环境意识和绿色发展意识的觉醒，依靠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参与环境保护的共同行动。建设美丽中国，人人都是受益者，人人都是践行者。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将推动全社会形成更绿色、更环保的新风尚。

在当代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中，道路自信是“用”，践行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绿色发展道路，体现为环境资源与生态问题治本有道、治标有效；环境治理的理论自信是“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和支撑重构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和创新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环境治理的制度自信是“本”，体现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力量，促进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和各部门以及政府、社会和企业形成协同治理环境的制度合力，确保形成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长效机制；环境文化自信是“根”，其根植于五千年中华优秀文明并吸纳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中国环境治理的4个自信，源自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体现在环境质量持续性与整体性改善、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环境的获得感、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上，体现在开创人类生态文明新时代、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上，体现在为全世界破解保护与发展难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