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禀赋严重短缺的国家^[1]，尤其是在近四十年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水资源总量短缺和水质恶化问题更为突出^[2]。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稀缺的水资源配置需要协同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与恢复、社会和谐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然而现实中，水资源配置问题，尤其是水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生态环境和民生等问题(农业用水短缺、水污染加剧、流域生态恶化，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等)，并未得到实质性缓解，甚至在局部地区加剧^[3]。

可持续发展战略被提出之后，水资源配置的多目标协同一直是政府关注的要点问题^[2]，也是多个学科研究热点问题^{[4, 5]}。我们认为，水资源具有多属性功能，包括自然属性、环境属性、生态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不同的水资源需求实质上是对水资源不同属性功能的需求，水资源多目标协同配置就是对其多属性功能的均衡。由于水资源的部分属性功能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社会属性、生态属性)，在纯粹的市场作用力下，这些属性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和实现，使得水资源的多重属性功能间失衡，进而导致水资源的真实经济效果被扭曲，并可能严重误导政策^[6]。因此，有必要将水资源的多重属性功能纳入水资源多目标协同配置的视野。

自然资源环境与社会目标的许多属性指标常常因为缺乏数据支撑^[7]，而影响研究的政策支撑作用。目前，自然资源全价值(市场价值与非市场价值)是反映资源全属性功能最适合的指标；经济学家通常采用公众支付意愿来表达自然资源的非市场价值^[8]。从经济学的均衡和效率角度而言，将水资源全价值纳入多目标协同配置研究，实现了水资源不同属性功能间的可比性和多个配置目标间的兼容，进而提高了水资源配置效率，对于丰富水资源配置理论研究基础和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以及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及评述 1.1 水资源配置研究现状

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提出之后，水资源配置多目标协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逐步发展、拓展和深入^[9-11]。已有的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水资源配置多目标协同内容、配置主体、配置途径和研究方法改进四个方面。

近二十年来，随着人们的生态价值观和可持续发展意识逐渐增强，水资源配置的内容和目标层次不断拓展。例如，杨国宪等^[12]在研究影响西北内陆河地区生态演变因素过程中，认为水资源在上、中、下游间的配置与生活、生产、生态间配置同等重要。张伟等^[13]则将水量、水质、时间和空间这四种基本配置要素纳入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也有研究涉及水资源配置的效益和成本测算，主要集中在构建不同衡量指标与测算体系，尤其是生态衡量指标的选择。尼庆伟等^[14]以生态服务价值(森林覆盖率、草地覆盖率、湿地面积等)作为生态效益的衡量指标；Szemis等^[15]采用Murray流量评估工具(MFAT)量化每个物种(如植被、水鸟和鱼类)的生态响应来测量生态效益；雷洪成等^[16]则将废污水的排放量表示生态环境效益。

在水资源配置主体研究方面，主要从博弈的视角分析主体的行为与选择。Madani^[17]通过一系列非合作性的水资源博弈，分析在水资源配置和冲突解决中用水主体行为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规律。部分研究基于主体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探讨以居民幸福为导向的水资源均衡配置^{[18, 19]}。

在配置途径研究方面，涉及市场途径(如价格机制)、政府管制(如立法)，或两种途径相结合。有研究认为，在水资源配置中，政府部门的调节作用是非常必要的^[20]。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政府失灵的情况存在，提倡强化和完善市场途径^{[21, 22]}。另外，周念来和纪昌明^[23]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计划配置、市场配置及定额配置三种水资源配置方式，指出应该根据不同的配置主体的特征选取相应的配置方式，或对三者进行综合应用。

随着水资源配置目标层次的不断扩展，研究者逐渐将计算机技术和计量经济等方法纳入水资源优化配置中。例如，Grafton和Jiang^[24]设计随机动态模型用于模拟水资源在农业、生态、其他部门之间的分配问题；聂春霞等^[25]运用系统动力学对新疆艾比湖流域经济社会水资源配置方案进行了仿真预测分析，选出较优方案。一些学者将水资源分配下的社会、经济、生态价值包含于配置的决策中，建立目标方程和约束方程，以实现水资源配置的最优化^{[26, 27]}。

1.2 水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估：选择实验法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对自然资源非市场价值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28, 29]}，如揭示偏好法、陈述偏好法、效益转移以及Meta分析等，都为不同范围和不同种类资源价值评估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方法。其中，陈述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 Method, SP)是非市场价值评估最常用的方法，尤其是资源的非使用价值评估^[30]。基于经济学随机效用理论，SP主要包括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和选择实验法(Choice Experiments, CE)，都是通过受访者对一些假想情景问题的回答得到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或者受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信息来估计自然资源的价值。相比较而言，选择实验法在自然资源某个属性的变化和整体状况不同变化的价值评估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31]，评估效果用效用函数表示，相对具有较强的弹性和适用范围，被认为是极具前景的资源与环境价值评估方法^[32]。

目前，关于CE的国外研究可以大概划分为四大类：一是CE应用于资源价值评估时的理论基础和比较优势^[33]；二是完善CE实证设计，提高数据采集的准确性^[30]；三是改进CE计量模型，提高计量过程的精确度^[34]；四是CE结果效用可转移性研究^[35]。国内的CE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上^{[36, 37]}。至今，使用CE评估我国水资源价值的政策含义与实践价值方面缺少系统性，而将CE评估的水资源全价值纳入水资源配置研究，尚未见到。

1.3 文献评述

已有的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积累。首先，水资源配置的三类主体包括科学研究者、管理和决策者、利益相关者(如种植户和有休闲需求的城市居民户) ^[38]，但是现有文献多数以第一主体或第二主体的相关偏好作为决策目标函数设计的依据^[39]，只有少量研究将所有参与主体纳入决策框架的设计中^[40]。基于第三方主体既是水资源分配政策的支持者，又是政策实施的微观主体的事实，他们的意愿对于政策制定和政策获得支持尤为重要。其次，水资源的全价值研究理论基础极为坚实，实践也较为丰富，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价值评估，但是对价值的应用，尤其是在解决水资源配置问题的应用，尚未见到。总之，反映和实现水资源多属性功能的全价值，一直没有得到水资源配置领域的关注，造成水资源不同属性功能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影响了研究的政策指导价值。因此，本研究在充分反映水资源全价值的基础上，构建纳入公众意愿的水资源配置多目标协同框架，旨在减少政策指导偏差的同时获得微观主体对政策的支持。

2 现行水资源配置存在的核心问题

优化水资源配置是实现我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41]。受国家水资源管理体系和配置能力的制约，以及水资源配置理念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现行水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是以下两个方面。

2.1 水资源在生产、生活和生态上分配失衡

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水资源不仅为维持人类生活和生产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源，同时还具有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旅游娱乐、水文化传承等一系列维持区域生态环境和提供附加生态产品的功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急剧膨胀，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在水资源总量有限的约束条件下，水资源在生产、生活和生态方面的分配经常面临冲突和竞争问题。目前，我国许多地区过度开发水资源，生产、生活用水严重挤占生态用水，如抽取地下水用于农业灌溉，忽视生态环境的需水要求以及水资源的生态功能，导致水污染加剧、流域生态恶化、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等严重后果，从而影响水资源的可持续力和国家的生态安全。

2.2 水资源配置中重水量、轻水质

2016年，全国劣Ⅴ类水河长占9.8%，78.6%的湖泊和28.8%的水库出现不同程度的水体富营养化。另外，地下水水质出现较差和极差情况的城市高达60.1%^①，我国水资源已经广泛受到污染。国家在现行的水资源配置中，较多地考虑水量在不同部门的分配问题，常常忽视了水质的重要性。事实上，水质是水资源的属性之一，水资源多重功能的实现对水质有严格要求。单方面基于水量进行水资源配置，未考虑水资源水质的特性，会导致有效水资源污染严重、利用率低下，造成水资源配置进入恶性循环的困境。

① 数据来源：《2016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和《2016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现行水资源配置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在进行水资源配置过程中没有充分纳入水资源的全部价值，如在水资源分配中只考虑水量价值，忽视水质价值，以及在不同部门之间忽视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非市场价值。那么，测算水资源的全价值，包括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可以实现水资源经济属性、生态属性、社会属性等功能之间的可比性，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进行水资源配置，可以均衡水资源经济属性、生态属性、社会属性等多重功能，兼容水量、水质和生态三个方面的水资源配置目标，从而有效解决水资源在生产、生活和生态上分配失衡和配置中重水量、轻水质的两方面问题。

3 全价值基础上水资源多目标协同配置的核心要素

基于水资源的全价值视角，针对我国现行水资源配置中存在的两大问题，水资源多目标协同配置的核心要素至少需要包括三个方面。

3.1 水资源全价值评估

水资源配置的目标包括水量、水质和生态三个方面，为了实现多个配置目标的均衡，只有量化水资源系统对公众福利的影响，才能建立全社会福利最优的配置目标函数。可采用选择实验法评估水资源全价值，量化水资源与公众福利之间的关联，实现水资源配置多目标的均衡。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与公众福利关联的水资源数量、质量与生态指标框架，明确水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属性的具体体现以及相互关联关系，识别资源提供的具体服务与产品，作为水资源价值评估的基础；二是从水资源的不同属性功能与公众福利之间的关联出发，确定指标的类型、取值及层次，构建选择实验模型，通过多次焦点组访谈进一步对指标体系进行完善，使其能够准确反映资源的多种不同属性，按照实验设计方法设计不同指标水平组合的调研问卷^[36]，完成典型地问卷调研，并通过预调、补调、筛选与整理环节完善数据收集，运用模型估计水资源全价值部分的偏好函数以及支付意愿，计算水资源的隐含价格、公众的边际效用和补偿剩余^[33]。

例如，在对渭河流域非市场价值评估中，遵循CE指标选择原则，史恒通等^[42]选择了8个生态指标和1个价格指标进行选择实验设计，并分别抽取渭河上中下游的城市进行调研，表 1是该选择实验问卷的示例。该研究采用Mixed Logit模型估计渭河流域城乡居民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并测算出隐含价格和补偿剩余。结果显示，渭河流域居民对水资源质量这一生态指标具有最高的支付意愿，对水土流失强度这一生态指标具有次高的支付意愿，而对自然景观这一生态指标具有最低的支付意愿。假设到2021年渭河流域的各生态环境属性均达到最优状态值，流域最佳改善方案的补偿剩余为624.22元/户(城镇居民的补偿剩余为830.34元/户，农村居民的补偿剩余为525.46元/户)，渭河流域非市场价值为8.68亿元/年。

3.2 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依据水资源系统与配置管理系统之间的动态关联关系，建立水资源的系统动力学仿真平台，设计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为设计与水资源动态、信息技术水平、配置现状相匹配的水资源配置多目标协同方案提供基础信息支持。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建立仿真平台，在多主体行为与流域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相互作用与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设定系统内部的逻辑关联(图 1)，包含的两个反馈回路(B1、B2)反映了水资源、政府、市场、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量化的水资源系统流程图(图 2)，包括4个水环境调控子系统，即经济发展子系统、社会发展子系统、水容量子系统、生态效益子系统，相应的状态变量分别为产业总值、人口、水量、生态效益^[43]。二是收集和计算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数据资料。在定义水资源—管理系统边界后，收集系统内各区域(上中下游、行政区域)的水资源投入(流入和流出)和产出(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方面的数据；根据水资源投入产出表的基本结构，将实体水和虚拟水同时纳入水资源消费框架，计算区域内、外的水足迹和不同需水指标的用水系数。

3.3 水资源配置的绩效评价

根据水资源配置决策和水资源属性的匹配度，对水资源配置“是否能够适应自然资源的系统性和个性的管理需要、是否能够形成最优的决策并进行有效的决策传递、是否能够在长时期实现自然资源使用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进行实施绩效评价，为科学认识水资源配置实施绩效提供参考，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实现水资源效益最大化、管理成本最小化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亟需解决的关键环节，确定未来水资源配置的发展方向。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构建水资源配置实施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参考相关文献^{[44, 45]}。本文在传统体制系统性评价指标和协调性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制度建设、水资源质量等方面设计水资源配置实施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图 3)。二是选择绩效评价方法。目前在绩效评价方面运用比较成熟的方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44]、DEA评价法^[46]以及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47]等。

4 水资源多目标协同配置的框架设计

首先，我国水资源多目标协同配置框架需要以不同水资源配置产生的主体行为选择、发展结构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探究出水资源配置与全价值之间的关联机制，遵循水资源信息系统提供的水资源单位、水资源系统、利益主体、配置管理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次，依据CE调研指标与指标层次，构建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区段方面指标的选择集与数值区间，评估水资源的全价值。根据系统动力学仿真平台模拟的结果分析多主体模型和交互协作行为规则的合理性，以全价值最大化为标准，分析不同行为策略组合的成本与效益，优化选择水资源配置策略；最后，在区域层面，对水资源配置管理进行绩效评价，以指导未来水资源配置的改进方向。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全价值视角下水资源多目标协同配置框架(图 4)。

同时，需要相关制度建设以保障这一框架的运行。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制度建设措施：一是定位水资源配置多主体协同实践过程中的水资源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的难题。包括：增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建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合约；促进利益主体在组织健全、信息畅通的条件下进行“重复博弈”，遵守它们各自做出的承诺；提供利益主体遵守合约的信息的情况，激励利益主体的相互监督。二是依照制度设计的八项原则^[48]，设计多个层次的水资源配置规则，构建和实现政府、市场和社区之间的协商和合作框架。在水资源和利益主体方面各涉及的原则包括清晰界定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分权制企业。

5 水资源多目标协同配置的保障性政策建议 5.1 完善法律法规，为水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法律保障

法律法规是水资源配置与管理的重要依据。我国应该立足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保护，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规范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行为，以及优化水资源配置提供重要保障。国家应重视水资源配置的制度建设，通过立法做出原则性规定，避免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混乱、职责不明的现象；地方政府应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考虑当地水资源实际情况，将水资源管理和配置的规范性文件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在制定法律法规过程中，应广泛听取国家相关部门、各地方政府以及大型用水单位的意见，以确保制定的法律更加合理与公平。

5.2 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为水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统一管理

在我国实施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的背景下，解决流域管理机构和区域管理机构之间的矛盾冲突，建立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的协同合作关系是强化水资源统一管理、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内容。一方面，法律法规应该重点明确流域管理机构的主体地位，明晰流域管理机构和区域管理机构的对立职能、权利以及责任；另一方面，在流域管理机构组织、指导、协调以及监督下，各区域管理机构需要配合完成具体水资源配置和管理工作。今后我国仍需继续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在水资源的管理者中纳入社会团体、用水民众等利益相关者，推进水资源配置和管理的良性发展。

5.3 明晰初始水权分配，为水资源优化配置奠定基础

基于初始水权分配，建立水权转让和交易制度，是利用市场手段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由之路。明晰初始水权分配有利于解决不同行业以及区域间的用水矛盾。在进行初始水权分配时，应按照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的双控制要求。前者在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水资源承载力的基础上明确各区域、行业、部门、用水户等的水资源使用权；后者通过限定部门或行业的用水量，鼓励其节约用水和水资源循环利用来提高用水效率。

5.4 完善水权交易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调节作用

在完成初始水权分配后，有富余水资源的区域、行业、部门以及用水户可以将富余水权转让给其他缺水的区域或行业部门，流域中需求量大的河段可以向有水库调节的河段借水，这些都初步形成了水权交易市场。当前我国的水权交易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仍需要不断完善水权交易制度、价格制度和运行规则，建立水权管理与监督体系以规范水权交易市场及其交易行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提高水资源配置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