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乃至世界浩瀚的文化思想中，道家和“绿色”“生态”“环保”有着天然的联系，蕴藏着丰富的可供挖掘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关于道家思想中生态智慧的哲学研究，存在三种倾向，笔者称之为中间论、怀疑论和乐观论。中间论从生态保护的视角对道家思想进行解读，仅停留于对道家文献的抽取，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众口一词”甚至“逻辑论证的高度一致”——首先肯定“先秦道家哲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接着列举“如道法自然、无为不争的思想，天和人和、太和万物的思想，物无贵贱、万物平等的思想，知足知止、崇俭贵啬的思想”，最后结论是“对道家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当前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1]。怀疑论认为“对西方文明的生态转向尤其是东方转向盲目乐观，过分夸大庄子哲学的生态学意义，认为中国古老的生态智慧（包括庄子）可以解决现代生态危机以及现代生态哲学面临的理论困境。这种看法既缺乏理论的论证，也缺乏事实的支撑” ^[2]。但是，对于自己的结论，怀疑论也同样缺乏理论的论证与事实的支撑。在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和儒家思想的比较中，乐观论更加表现出对道家生态思想的积极关注，他们认为“将道家理论与现代环境哲学融会贯通，培养出真正具有环境保护意识的生态公民，能给我国环境保护和保存奠立真正的基石” ^[3]。要之，上述各家观点虽然罗列了道家思想的生态观点，但还是将之苑囿于形上的楼阁，论述也难免“镜花水月”“像中之色”，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当下，跳出哲学的视域，在生态治理中“如何有针对性地借鉴”才是研究道家生态智慧的关键所在。本文尝试将先秦老庄哲学引入公共管理的视野，分析梳理生态治理的困境，探寻富有道家智慧的破解方略。

2 老庄思想何以适用于生态治理？ 2.1 老庄思想中辩证的“反向性”有助于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的自我反省

老庄道家更看重事物的对立面，他们认为万事万物存在着对立转化的关系，正是这种对立转化推动了事物的发展。这种朴素的辩证法使老庄思想具有思维的“反向性”特征。既然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那么，作为自然对立面的“人”在生态治理中首要做的就是理念上的“自我反省”。其一是对人的优越性的反省。道家在不否定人的作为的同时，主张齐物而论、“道法自然”、物无贵贱，所以衍生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和谐理念，这是对长期以来“人是万物之灵”“人是世界的主宰”“人定胜天”的思维定式的否定，“以庄子为代表的古代道家，一方面致力于扩充人类的生命内涵，另一方面不断地提醒人们要反省人类自我中心的偏见” ^[4]。其二是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反省。老庄道家主张清淡寡欲、简朴节约，庄子更是追求精神的逍遥自在与不假雕饰的大美境界，对单纯追求物质享受却精神空虚的现实人生，老庄思想不啻为醒世恒言：人与自然界不仅有物质的联结，还有天然的情感联结！所以，人们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也要回馈自然、亲近自然、享受生态和谐的福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反思虽然是着眼于微观的个体分析，但是笔者指向的却是几个世纪以来工业文明的弊病，只有对非生态的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工具主义进行深刻反思，人类才能走向人与自然共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

2.2 老庄思想中“道”的“本根性”有助于引领生态治理走向最佳路径

这里的“本根性”是指老庄思想中的“道”作为人生法则的基础性与普遍性。陈鼓应先生认为“老子立说的最大动机，是要缓和人类社会冲突”，“试图为变动的事物寻求稳固的基础” ^[5]。《老子》第38章追根究底地道出了社会动乱的根源：“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6]老子的治理体系包括“道、德、仁、义、礼”五个层次，其中“道”是其他四个层次的基础与前提，而不合乎“道”的制度规范（胡作非为）是祸乱的开端。庄子也认为“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天下》）^[7]无所不在的道是万物存在的总根据，也是圣王盛治的基本法则。在生态治理中，老庄思想给予的“根本大法”或者说指向的最佳路径就是顺应生态系统的本性，最大限度地使万物自然而然，即“道法自然”。生态治理的各个主体相互尊重协商，生态治理的各个环节不任意妄为，形成生态问题的善治局面，生态系统才能可持续发展。我们承认，生态治理是一个无比庞杂的工程，人类的智慧可以生成无限的治理方略，老庄道家思想中也没有专门的环保理论，但是其“自然之思”“虽然不是直接解决生态问题，却是解决生态问题最后、最根本的方法，或是必经之路” ^[8]。

2.3 前人的研究为老庄思想在生态治理中“致大用”提供了现实举证与理论观点

胡适先生认为“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 ^[9]。20世纪以道家学说为代表的东方古典生态智慧在西方得到广泛渗透和传播，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现代生态思想发展，对此做出重大贡献的三个人物李约瑟、汤川秀树和卡普拉恰恰是来自科学领域而非哲学领域。徐水生先生在系统研究老庄思想对汤川秀树的影响之后提醒“人们——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创造者的后来人，应从‘汤川现象’中得到重要启示，在吸取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还要用科学的态度来扬弃中国古代哲学及其思维方式，使它在新的年代绽放出应有的光彩” ^[10]。刘笑敢先生多次谈到“现代社会运用自然”的问题，他警示我们“老子把无为而治的理想寄托于并不存在的圣人，我们则有理由把实现自然和谐的秩序的责任归之于社会的各级管理者” ^[11]。谢阳举先生近年来对如何从生态的角度合理解读老庄思想并与西方环境哲学深度会通进行了大量研究，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环境哲学，他指出“《老子》一书针对的核心问题就是人道泛滥的危机，它旨在解除人的孤芳自赏的内在拘囚和非人化的、丧失常态本性的两种极端，给人道的自私、贪婪、争夺、阴谋、虚伪、卑琐、庸俗、奢华、浪费、异化等开出诊知处方” ^[12]。

3 当今生态治理困局 3.1 治理主体松散化

生态恶化的原因是人类社会不合理的增长与发展，生态恶化的后果严重制约了人类社会的增长与发展，生态治理的责任理所当然由人类及其所在的组织承担。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承认社会的网格化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求清晰界定公共问题的权利边界，可是当跨越时空的生态问题整体性显现的时候，分散的社会结构与治理主体暴露出难以整合的弊病。生态治理主体松散的状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生态责任的相互推诿；二是主权国家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导致的政策执行不力；三是政府部门之间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导致的类似“九龙治水”现象多有发生；四是国家与社会层面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而导致的治理摩擦；五是社会与个人层面没有合理的协同机制产生的治理脱节。

3.2 治理客体碎片化

生态治理的客体是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由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构成的有机的自然整体，人类及其所处的环境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导致的生态破坏看似是局部的或者单一的，如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草场退化、森林面积减少等，但是由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循环，众多局部的或者单一的生态破坏最终导致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联系紧密的生态系统在治理中却被碎片化对待：一是治理对象的碎片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将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与自然环境问题割裂对待，将自然环境中的河流、湿地、林地、沙漠、空气等组成部分分割治理；二是治理区域的碎片化，“按下葫芦起了瓢”，一个区域内城乡分治、省市分治，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落后国家各自为政。

3.3 政府治理的单边化

政府是公共问题的主要治理主体，关于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责任分配与角色担当一直是治理领域的焦点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上述法律条款不仅使政府环保权力有法可依，更是奠定了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主体责任地位。“但是由于政策的滞后性和生态问题的复杂性，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矛盾冲突中，政府手中有限的政策工具显得捉襟见肘，政府失灵在生态管理中不可避免地出现” ^[13]。管制性的政策工具过多，信息性、自愿性政策工具不足，导致企业、公民的生态治理义务和责任游离于治理边沿，生态协同治理的“防火墙”难免处于缺漏状态。

3.4 生态治理公正的边缘化

生态治理公正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所有人都应拥有平等享有生态利益而不遭受生态破坏带来的伤害的权利；二是指所有人享有的生态利益与生态保护的责任、义务对等。但是由于生态资源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其产权难以界定，从中获利者众多而保护者甚少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直在上演。生态治理中忽视“正义”的表现如下：一是无视生态利益的代际公平，对提前透支生态资源的现象听之任之；二是无视生态利益的全球性与公共性，仅凭个人或团体的私欲过度开发、利用生态资源，生态资源占有中恃强凌弱现象时有发生。著名的“吉登斯悖论”（Giddens Paradox）指出：“既然全球变暖带来的危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是具体的、直接的和可见的，那么，不管它实际上多么可怕，大部分人就依然是袖手旁观，不做任何具体的事情。但是，一旦等情况变得具体和真实，并且迫使他们采取实质性行动的时候，那一切又为时太晚” ^[14]。生态危机就是在人类长期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中慢慢积少成多、积重难返的。

3.5 生态修复手段的简单化

生态修复手段的简单化是指对生态问题的纠正与修复在理解上偏向整治、忽视生态，导致在治理手段上偏向人工治理、轻视自然修复。我们仅从河流治理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为了防洪排涝，人们往往采用浆砌或干砌块石、现浇混凝土、预制混凝土块体等措施硬化河床和护坡，硬化后的护岸整齐划一，不仅缺少了自然美感，而且改变了多种自然力作用下形成的河岸自然特征和重要功能，这些混凝土防护墙“割裂了水体与土壤的联系，使水系与土地及其周边生物环境相分离，水、土、水生生物之间形成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系统被破坏，加剧了水污染程度，削弱了河流的自净能力。据调查，河道的河床和护岸硬化衬砌后，沿河生物种类减少70%以上，而水生生物也只相当于原来的50%” ^[15]。生态治理中的人工倾向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往往导致“人造自然”现象的大量产生，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另一种自然资源的开发方式。

4 破解治理困局的老庄生态智慧 4.1 生态治理主体应具有“以天下观天下”的大智慧、大胸襟

《老子》第54章在身、家、乡、国、天下五个层次上谈治理者（善建者、善抱者）的自我修为：修养局限于自身的人，不可以治家；修养局限于治家的人，不可以治乡；修养局限于治乡的人，不可以治国；修养局限于治国的人，不可以治天下；治理天下的人应该具有最高、最完善的道德修养。如果说《老子》中的“天下”尚且受到时空的限制，那么，今天全球生态系统才可谓是真正的“天下”。

生态治理中亦有善建者与不善建者、善抱者与不善抱者，前者因循自然，把生态问题看成一个联系的整体，后者违背自然，割裂生态问题。以全球大气治理为例，针对温室气体减排这一全球性公共问题，由于大多数国家均从自身利益着想而使屡次国际谈判不欢而散，全球气候治理困难重重。“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 ^[16]庄子在《齐物论》中尖锐地抨击了这种出于主观偏见看待客观事物而争论不休的社会现象，在生态责任面前故作聪明、挑三拣四、相互推诿就如同可笑的猕猴“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而“唯达者知通为一”，这个“达者”就是具有“天下”之德、能“照之于天”、顺应自然的生态治理者。庄子提倡“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认识态度，这一态度可以不拘小利从而获得大利、可以利他从而利己，这才是生态治理者应该具有的大智慧。《庄子·徐无鬼》进一步生动形象地指出，想得到“远”，必从“近”，开始，想掌控“多”，必从“少”开始，生态治理者只有着眼于大局、从大处考虑，才能相互让步，协同治理好生态困局。

4.2 生态问题防御要以“正反相随、祸福相依”的观念总揽根源

相较于今天，老庄时代生产力低下，物质生产与消费也极其落后，根本不存在生态环境问题。尽管如此，老子依然深刻地认识到事物存在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对立面，提醒统治者居安思危、知止知足，这是难能可贵的治理智慧。

生态危机的产生有着长久的潜伏期，人类永不满足的物质欲望刺激了物质生产的极度丰富，物质生产的极度丰富刺激了个体私利的膨胀，个体私利的膨胀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导致了资源的匮乏，资源的匮乏引发了国家或地区间的掠夺战争，最终破坏了地球生态环境，从而引发人类自身生存危机。从当今生态恶化的趋势来看，老庄道家“正反相随、祸福相依”的思想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智者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关照。人类生活与自然生态唇齿相依、息息相关，老庄道家一直主张生活恬淡、摈弃贪欲，《庄子•胠箧》对此有着清晰、朴实的论述：

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庄子·胠箧》）

正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物质享受的无节制可以导致能源危机与生态破坏，所以老子为后人指出了长久生存之道：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44章）

生态治理不是“只治生态”而是“治理生活”，倡导绿色生活、使用清洁能源、节制开发自然资源才是治理之根本。

4.3 政府要善用“无为”来调动生态环境的社会共治

老子的“无为而治”不是不作为，而是针对统治者恣意妄为、横征暴掠、与民争利的社会现实，提出的尊重自然规律、不妄为、不扰民的治理策略。如何“无为而治”，充分发挥百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老子》在第67章指出三个原则：统治者要对人慈爱、对己俭约、对事物（务）不先为己有。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 67章）

生态系统在生态治理中往往既是稀缺资源又是治理对象，生态治理中政府的“慈爱”就是努力使百姓生活在青山绿水之中而不受雾霾烟尘之扰。生态治理中政府的“俭约”首先是“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例如，在土地资源保护中，如果政府率先享有优势的土地资源或者以经济利益居上破坏土地生态，土地资源一定会面临灭顶之灾，也就谈不上资源保护生态治理了；其次是“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在适当的时候实施适当的政策措施，不朝令夕改劳民伤财，不繁文缛节无所不为。生态治理中的“不敢为天下先”就是在生态保护取得成效之后不与百姓争功争利，让百姓充分享受生态环境带来的利益，正如《庄子·应帝王》所言：“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侍；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生态治理中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局面如同《老子》第11章的描述，看似政府“无”的时候，因为它调动了社会积极性，治理的车轮带动整个社会运转了起来，因为政府“空虚”了自己，社会治理这个房子敞亮了起来。

“在老子看来，社会治理者的责任不是去管很多具体事，而是让百姓万物有正常的生存发展的社会生存环境。儒家的责任似乎要把水送到百姓的口中，而老子希望看到百姓有权自己打井找水的环境和局面” ^[17]。在经历了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之后，生态治理需要的更是具有道家智慧的自然无为型政府。

4.4 秉持生态公正需要树立“以小为大、以少为多、以易为难”的价值观

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老子主张重视事务的开端，把小事当成大事办，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容易的事情，如果处理好了事务的开端，小的问题及时得以解决，简单的问题没有复杂化，那么一切事务都将处于掌控之中，社会状态必然平安无事、和谐稳定。

生态系统属于宏观复杂的公共物品，因为它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所以没有人为它主张利益；因为它被所有人享有，因而危机潜伏于无数看似细小的破坏；因为理性人之间信息的缺失与不对称，所以慢慢堆积的生态问题较少被人们关注，而危机一旦爆发，就难以遏制。正如《老子》第64章所言：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64章）

虽然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但还是鲜有人能为“未来人”的生态利益着想。生态系统不仅属于当代人，而且被后代人所有，“代际公正”是生态公正的应有之义。生态利益公正的维护需要先秦老庄提倡的有“道”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体现在《庄子·秋水》中就是“北海若”的广阔视界：正是因为站在不同的高度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才有着不一样的修为，所以任何人行使生态权利须明理眀权，才不会使生态问题上升为灾难，才能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明媚的世界。

“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故异便，此势之有也”。“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人”。（《庄子·秋水》）

4.5 生态修复需要树立“辅万物之自然”的生存理念

如果说老子的“无为”思想来自于人类社会治理现实，那么他的“自然”主张则来自于天地万物的运行状态。老子从万物成长、生生不息的自然现象中看到“自然而然”的无形之力的神奇与伟大，所以他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最高的生存法则。老子同时也指出，“玄德”的治理者不仅尊重万事万物的自然状态，而且为这种自然状态提供最佳的呵护与发展空间。

生态治理中的修复过程尤其需要上述这种在“道”和“德”保护之下的自然生成环境。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依存，自然修复是最佳的修复方式，种种看似立竿见影的人工修复往往会再生出新一轮的生态破坏。《庄子·寓言》指出，万事万物以人力所不能及的方式生长嬗变，“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对于违背自然的人工行为，庄子在“至乐”篇中借用“鲁侯养鸟”的寓言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生态文明建设时也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18]。

5 结语

生态文明时代是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反思与超越，生态文明领域的治理现代化需要对历史上治理思想进行总结与扬弃。如果说理念与路径是开启生态治理的双重密码，那么，老庄思想就是破解密码的最佳暗语：其辩证思维的“反向性”有助于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的自我反省，“道”的“本根性”有助于引领生态治理走向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