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发展实际，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论），把环境、生态纳入了“生产力”范畴，破解了发展中环境、生态与生产力的关系这一难题。“两山”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认识更加明确和清醒。“两山”论既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向指引，更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纲领。

一 “两山”论的提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近4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总体来看，社会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各方面成绩斐然。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3.05亿吨，钢材产量0.22亿吨，发电量2566亿千瓦时，城镇化率17.92%，国内生产总值0.37万亿元。而到2015年，全国粮食产量6.21亿吨，比1978年增加了104%；钢材产量11.23亿吨，是1978年的51倍多；发电量5.81万亿千瓦时，是1978年的近23倍；城镇化率上升至56.1%，城镇人口比1978年增加了3.47倍；国内生产总值68.55万亿元，是1978年的186倍。

然而，迅猛增长的GDP和经济指标有相当部分是以透支资源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在粮食连年增产的背后，是大规模化肥农药的非理性施用和农村面源污染的无序蔓延; 在钢材、水泥等工业品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背后是能源的过度消耗和工业点源污染的加剧; 在城镇化率大幅提高的背后，是城镇空间的无序扩张和生活污染比重的持续提高。近40年来，粗放的发展模式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环境污染已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民愿之忧。

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环境保护也经历了40余年的变革。自1972年第一次出席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起，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起步。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1979年，《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1983年，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9年，召开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环境保护的三大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1992年，中国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后颁布《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首次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3年开始，《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陆续出台；2002年以后，环境价格、环境税收、绿色金融等各种政策的综合运用成为环境管理的主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高度，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维度，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在40多年的环境保护历程中取得的成绩是无可否认的，环境法治体系正日趋完整，全过程治理逐步完成，环境基础设施体系逐渐完善。以淮河流域为例，其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1/8，总人口近1.7亿，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水利建设投资的重点地区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必经之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流域水体遭到严重污染，1989年、1992年、1994年三次爆发全流域特大污染事件，支流的污染事件更是层出不穷。1995年，十项污染物指标中有五项严重超标，丧失使用功能的劣Ⅴ类水质的水体比例高达55%。自1994年起，国家开始大力推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联动，出台了调整产业结构、控制人口和城镇无序过快增长、发展循环经济和水资源保护利用等各方面的措施，经过艰苦努力，2016年劣Ⅴ类水质的水体已经降至7.2%。这些实践为今后的生态环境保护积累了宝贵经验。

中国的环境保护比发达国家起步晚，面临的问题却一点不比发达国家少，再加上经济社会处于相对初级的发展阶段，可用的环保资金和技术要远少于发达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既要正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态困境和资源瓶颈，也不能因为环境问题复杂艰巨而妄自菲薄，否定发展的成果；既不能否认中国环境保护取得的成就，也必须承认中国环境保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实践表明，只有经济社会发展了，才能更好地保护环境，发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所在。

那么，中国如何破解经济社会继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要求按照绿色发展理念，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坚持保护优先，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次主动的战略部署转向，标志着我们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认识更加明确和清醒，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从“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的高度，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开拓和引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出发，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两山”论成为我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

绿水青山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前提。如果失去了绿水青山，我们将无从拥有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和环境支撑；如果失去了绿水青山，我们的小康和富强是不全面的和短暂的；如果失去了绿水青山，我们的后代就丧失了未来实现更多发展目标所赖以支持的基础。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源远流长，绿水青山将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和未来长远发展的宝贵财富。

二 “两山”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突破 1 通过对生产力三要素的理论拓展，诠释了环境、生态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统一关系

绿色发展的核心在于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两山”论破解了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生存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一难题，以积极的态度诠释了这一难题背后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形成了新的发展理念。金山银山是人们的物质追求，绿水青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从表面上看，两者都是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同时好像又难以兼得。但是“两山”论把环境和生态纳入生产力的范畴，从而为破解环境、生态与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生态环境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短板。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生产力，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形成了多方面综合优势，但发展中的不可持续问题日渐突出。资源约束加剧，环境污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成长中的烦恼”，已经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无疑将受到破坏，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终将放慢脚步，甚至倒退。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和人的周围的自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清澈的溪流、清新的空气、绿色的大地本身就是宝贵财富。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有目的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人们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生态文明理念的确立，是党在认真反思和深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传统粗放式发展方式的有力反驳，对工业文明种种弊端的坚决扬弃，更是实现人与自然全面和谐的主动选择。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顺应了改善民生的迫切需求，顺应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顺应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

“两山”论提出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强调，事物发展变化遵循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并遵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两山”论正是“破”与“立”的统一，即打“破”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而“立”科学、协调、可持续的创新发展方式。从方法论来看，新发展理念堪称集中体现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典范。

2 多层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增强了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性

人与自然本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系统。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肯定会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同样具有系统整体性，“两山”论对创造社会共享的发展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重要的积极引导作用。2016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4万元，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进入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爬坡过坎期。随之，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关键，生态环境保护扮演着复杂的角色。一方面，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在中国适用多年，一时难以转型，由此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成为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要想解决上述资源环境问题，需主动变粗放增长为绿色增长。可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来说，并不单纯是提高人均GDP，还需注重环境质量改善。如果不能在这个敏感时期快速、精准、彻底地解决各类环境矛盾，这些矛盾就会进一步促使中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两山”论的积极意义还体现在维护地球环境，创建和谐共生、协同共治的国际环境方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也在逐渐形成。中国环保做不好，全球环境改善不会彻底；全球环保做不好，中国环境改善只是徒劳。可见，对于中国环境治理，全球因素必须考虑；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中国因素不可或缺。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在推进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积极承担与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从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为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3 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致力于适时解决中国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生态环境保护进入调整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通道，适应经济新常态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为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使得由经济增长引致的污染增长速度也随之放缓，经济增速的换挡使得环境压力进入调整期，也使得污染物新增量涨幅进入收窄期，排放强度进入回落期。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可能由于经济增速放缓而在污染治理上难免迟疑不决、患得患失。经济新常态将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也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依据。

“两山”论正是基于中国实际和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新阶段的深层次矛盾和积累的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它集中反映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律认识的深化，切中时弊，能有效解决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它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实践经验和当下的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相结合，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的为导向，提出适合于当前历史阶段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社会转型路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向了新的高度。

不仅如此，“两山”论还是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的行动纲领。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客观现实，提出了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的方针；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以改革促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从供给侧推动结构优化，进而提高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内在要求和着力方向，聚焦改革难点开出了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良方。因而，新理念具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成为回应当代绿色发展问题的中国解答。

三 “两山”论对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引 1 以新的财富观打造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新的思维格局和空间格局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都属于人类重要的财富，它们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面对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需要转变和更新生态文明观念，构建新的财富观，建立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新的思维格局。要把生态当作财富，把生态环境建设当作更高层次的经济建设。

“五位一体”布局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还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总布局，生态文明建设搞得好不好并不完全取决于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还依赖于其他四个方面的完成情况。首先，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保护环境、改善环境、修复环境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其次，只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为环境政策的实施提供政治保障，从执政理念、施政措施等多个方面转变政府行为选择，从根本上实现绿色增长方式；再次，只有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才能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人心，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最后，只有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才能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感受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同样，只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才是有质量的。可见，“五位一体”中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用“两山”论来指导未来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创建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思维格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被视为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也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理念。倡导绿色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绿色发展理念的实现取决于其他理念的贯彻，反过来也成为其他理念贯彻成功与否的前提。创新——创新环境管理体制，创新环境治理机制，创新污染治理技术，创新环境监测手段；协调——协调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部门的权责利，协调区域污染治理与生态补偿机制，协调环境管理的各方面、各环节、各步骤；绿色——促进绿色产业，研发绿色技术，引领绿色发展；开放——开展国内交流，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环境技术，努力帮助中国环保产业走出去；共享——区域之间共享环境治理收益，人民群众共享生态环境保护收益，子孙后代共享绿色银行。将五大发展理念渗透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

用“两山”论来指导未来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助于切实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区定位发展，严格实施环境功能区划，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

2 夯实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经济基础，为未来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保障

（1）夯实了政治基础。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实现这样的变革，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政治。政治既是国家生态文明的总战略，也是总体布局。覆盖全面、科学规范、设定严格的考核评价制度犹如“指挥棒”，引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形成正确的政绩观；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犹如“属标签”，盘点各地自然资源资产，清单生态环境资本；公正严明、科学严谨、一究到底的离任审计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犹如“追溯码”，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严肃追责；全面设点、全国联网、自动预警、依法追责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犹如“证据链”，让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理有据。这些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也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基础性框架，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2）夯实了法治基础。我国环境法治的建设和探索一直没有停止，环境立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近两年来，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等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的环境法治站在了新的起点上。与此同时，《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一系列地方环境立法的颁布为全国环境法治的完善提供了重要保障。但中国的环境法治距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在环境法治的道路上，我们任重道远。既要提升环境立法的理念和制度设计，还需要真正把理念落到实处，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立法后评估制度和执法绩效评估制度，用最严密的立法和最严厉的执法实现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

（3）夯实了经济基础。生态环境保护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部分生态环境保护产品不可能由私人提供，只能由政府提供，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又一个重要保障是以环保投资为主的经济基础。2001—2015年，我国环保投资总额逐年增加，环保投资比重逐年提高。环保投资总额由2001年的1106.7亿元增加至2015年的8806.3亿元，环保投资比重由2001年的1.14%提高至2015年的1.3%，逐年增加的环保投资为消除污染存量、降低污染增量提供了有效的资金支持。随着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逐渐提高，环保投资需求也将日益增加。环保投资会带动环保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乘数效应，创造更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在保护绿水青山的同时创造金山银山；会促进企业生产技术升级和环保技术使用，转变企业生产方式，让金山银山的创造过程更加绿色化；还会直接用于生态产品购买和生态修复工程，以此换取更多的绿水青山。可见，环保投资是实现绿水青山的经济基础，也是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点金石。

3 以绿色发展为引领重新定义供求关系，明确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总路径

（1）倡导绿色消费，培育生态文化。“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倡导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广泛开展绿色生活行动，推动全民在衣、食、住、行、游等方面加快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式转变，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不合理消费。”这是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符合生态文明消费方式的科学诠释。绿色消费模式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模式，是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消费模式。倡导绿色消费，需要每个人的消费活动都符合生态文明理念，这就需要大力宣传绿色消费，培育生态文化，形成人人崇尚生态文明，事事遵循绿色观念，时时警惕铺张浪费的良好社会氛围，让绿色深入人心，从需求角度倒逼产业的绿色转型。

（2）开展绿色生产，实现全过程治理。绿色化既是新常态的客观需求，也是应对新常态的主动选择。从宏观角度看，开展绿色生产，一要加快构建绿色化的能源结构；二要加快构建绿色化的产业结构；三要加快构建绿色化的标准体系；四要加快构建绿色化的统计制度；五要加快构建绿色化的监管制度。从微观角度看，开展绿色生产，一要加强源头防控，从生产源头减少污染产生概率；二要加强过程控制，利用精准化的环境管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减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量；三要加强末端治理，通过治污技术和设备的使用及时收集并处理各种污染物，建立源头防控、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并重的全过程治理。

（3）驱动绿色创新，助推供给侧改革。我国宏观经济正在发生调控方式上的重大转变，就是从侧重于依靠需求管理，转而开始重视供给侧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有助于供给侧改革的实施。通过强化环境硬约束推动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建立重污染产能退出和过剩产能化解机制，修订完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从根本上消除对环境极不友好的产业。创新大气污染控制、水体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关键技术，创新高效低耗、高品低密、高标低排的绿色技术，用先导机制助推供给侧改革。推动低碳循环、治污减排、监测监控等核心环保技术工艺、成套产品、装备设备、材料药剂研发与产业化，尽快形成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主导技术和产品，大力发展环境服务业。另一方面，要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以改革促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从供给侧推动结构优化，进而提高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