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Vol. 9
2. 弗莱贝格工业大学, 德国弗莱贝格 09599
2.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Bergakademie Freiberg 09599, Germany
从企业社会责任（CSR）诞生之日起，企业环境责任（CSR）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企业公民、商业伦理等CSR相关概念亦将CER囊括其中[1]。随着环境问题关注度上升，CSR等概念不足以满足环境管理的理论推进和实践应用，CER逐渐成为一个独立性话题，众学者主张将CER与CSR分离[2-4]。于是，20世纪90年代伊始，企业环境承诺、ECSR、企业环境主义、企业环境公民、企业绿色化与绿色管理等概念纷纷出现，显示了学术界对CER及其企业环境行为的高度关注。迄今，学术界围绕CER的内涵、外延、影响因素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并形成共识：企业不仅要追求利润，还应追求环境保持、资源集约与可持续发展等更多范畴的目标。因此，人们逐渐认识到，创造性的CER承担能够实现企业、环境和社会的共赢，学术界因此对CER解决环境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寄予厚望。
在CER实践领域，跨国企业（如BP等）纷纷制定积极主动的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以CER/CSR为重要基础的可持续发展原则[5]几乎是国际企业的标准规范（如全球契约组织）。在学术界的研究推动下，GE公司早在2006年正式就推出了“绿色创想”计划，在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研发投入高达15亿美元，以帮助全球客户解决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同时减少自身在全球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并以环保产品和服务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但是，国内CER研究起步较晚，企业实践远未成为主流。在中国环境承载能力几近极限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提出美丽中国的愿景，并将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十三五规划纲要”。而CER承担对建设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建设不可或缺。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回顾国外CER研究成果并对其发展进行展望预测，可以对国内范畴的CER研究以及商业实践产生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
1 CER概念、维度与测量 1.1 CER概念简单地说，CER是指企业在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CER概念边界看起来比CSR要小很多，但是，具有共识性的定义迄今并没有形成[6]。概括而言，CER概念定义有五种视角：
伦理视角。基于生态环境关系人类共同福祉的伦理性判断，早期研究将CER视为企业伦理性环境行为。既然是伦理性环境行为，CER就是对社会规范的遵从与自律，无关乎经济考量。Bansal和Roth就认为，CER是伦理约束下的环境影响管理行为，指企业为降低生态足迹和环境影响而采取的产品、流程以及政策方面的改变性行动等，以确保企业合乎环境伦理[7]。Mazurkiewicz更为明晰地将CER界定为企业管理生产、产品和设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减除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废物与排放，最大化资源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等环境管理行动[8]。Lyon和Maxwell等则强调企业的自由裁决权，认为CER是企业超越法律规范提供环境公共产品和将环境影响内部化的自愿性环境友好行动[9]。
利益相关者视角。持该视角的学者认为，自然环境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关系的共同交集，因而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才是CER的本质。他们认为，CER是企业通过透明且可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实现企业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对社会、环境等产生积极影响的过程[2]。在该视角的观点中，有人认为CER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要求的被动响应。如Onkila将CER视为政府管理部门、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影响的结果，甚至将环境绩效披露也纳入CER范畴[10]。也有学者视CER为企业为利益相关者创造共同价值的过程[11]。一方面，CER企业主动地进行利益相关者互动与管理，通过不牺牲经济绩效的方式改善其环境影响进而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良好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将为企业在资源获得、品牌声誉等方面带来实际利益。
战略管理视角。利益相关者关系与战略休戚相关，战略管理视角的CER顺势而出[12]。持该视角的学者认为，CER是指企业将商业伦理及利益相关者对环境的关注与企业战略计划进行整合的过程及行为，目的在于改善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并获得成本集约、资源优化、企业声誉等竞争优势[13]。与众不同的是，该类学者将环境危机视为商业机会，将CER解读为企业利用机会建构竞争优势的战略管理行为。其中，Cramer的观点极具典型性，他认为环境是企业存在的基础性支持条件，也为利益相关者共同关注，CER就是基于3P(people, planet和profit)原则管理企业的环境影响并创造共享价值的态度、规范以及行为[14]。
环境行为视角。研究发现，CER动机存在多元性（如遵从伦理规范、管理利益相关者与获得竞争优势等），Gilley等学者因此从企业环境行为上对CER进行归纳概括。Gilley等认为CER是企业基于环境友好型产品开发、组织流程改变、资源投入效率改善或可持续生产资源利用以取得环境绩效的行动[15]。Friedman在其《环境管理实践指南》中将CER界定为：从产品生命周期（PLC）视角将所有行为者（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及至回收者等）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化，通过清洁生产、生态设计以及生态效率改善等减少废物，从工业生态学视角检查在产品、工艺、工业部门和经济中的物质和能源的流动性等。此外，相关机构、组织与学者还提出不同CER范式：EMAS环境管理系统、可持续性管理系统、全面环境质量管理、环境审计、企业环境报告、全球报告倡议等[16]。
环境绩效视角。研究发现，一些环境争议性企业和家族企业发布了CSR报告等信息，而企业可能仅为作秀，并不是为了实质性问题的改善。因此一些研究学者主张从环境绩效的角度对CER进行定义。Sharma将CER界定为企业遵从指导性环境规范和自愿降低环境影响的行动措施及其结果，其定义不仅包括CER行为措施，更包括带减少环境影响与促进环境改善的结果[17]。Trumpp等则进一步将CER界定为企业在污染控制方法（如碳排放贸易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如有毒物质排放清单）以及自愿项目（如绿色能源等）等方面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其响应程度[18]。此外，还有众多学者直接将CER界定为企业生态效率和环境正义[19]、资源和能源效率[20]以及污染减排情况[21]等环境绩效的实现程度。
综合不同视角主张，本文试图为CER进行概括性定义：在认识到企业对环境的伦理性责任前提下，企业采取开发环境友好型产品、改善生产流程的环境影响、提高资源可持续利用效率以及慈善捐赠等形式对企业的环境影响进行管理，并取得生态环境改善、资源效率提高与污染减排等环境绩效的管理行动和过程。
1.2 CER维度与测量文献研究显示，CER是一个多维度构念，众多学者提出过不同的维度主张。
一维说。文献回顾发现，众学者将多种动机和过程复杂的CER现象从环境绩效的角度来测量，认为测度CER只需要选择一个维度：环境绩效，指的是企业污染控制、节能减排、资源效率等内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Stanwick和Stanwick[21]、Punte等[22]、Moon[23]等。也有学者认为，不同企业和行业的情况并不相同，即使这些企业都很好地承担了CER，但它们的环境绩效并不具有可比性。因此，Marshall和Toffel[19]、Onkila[10]等提出CER只应包含环境管理维度的主张，指的是CER企业环境管理政策、管理组织支持、绿色文化、环境管理措施及监督等方面的管理行为及其特征。
二维说。如前文阐释，CER是企业基于既定目标的管理决策及其行动，单一维度主张失之粗糙。于是，Van Buren主张在环境绩效之外，增加企业为CER承担支出的费用来进行构念构建与测度[24]；Bansal和Roth[7]、Matthews等[25]等则主张将环境可信度(accountability)增加进来，与环境绩效不同，环境可信度是企业CER带给利益相关者的可靠性感知；Williamson等等提出环境管理和环境绩效的二维主张[26]，Trumpp等[18]在此基础上对两个维度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细化。此外，Özen和Küskü别出新裁地将CER分成志愿性和义务性维度[3]。
三维说。部分学者依然认为二维CER主张并不完全。Gilley等认为CER主动性非常重要，因此在环境绩效和可信度之外增加了CER主动性维度[15]。Jose和Lee则对前述二维CER主张进行了综合，认为环境管理、环境绩效和可信度不可或缺[27]，Guenther等则提出环境绩效、环境支出和可信度的维度组合主张[28]。除对原先维度主张进行修正和重组之外，D’Aprile和Talò认为CER必须是认知、态度和行为不可或缺的一个整体性构念，也就是说，企业必须对环境问题有充分认知，持有相应的管理价值观，并将认知和态度通过行为展现出来[29]。他们因此提出，CER应由企业环境认知、环境情感以及环境行为等维度构成。
依据上述维度框架，CER测量可通过自我报告、代理调查等方式来进行。技术手段包括：① 文本分析方法，如Clarkson[30]; Campopiano和Massis[31]；② 案例分析方法，如Perotto等[20]；③ 问卷调查方法，如Bansal和Roth[7]；Long和Lin[32]。但是，要形成共识还存在诸多困难：① CER维度主张难有共识。如前述，CER维度主张非常分散，究竟应包含哪些维度，不仅需要内容建构，还需要采用考虑收敛性以及外部有效性等要求。遗憾的是，上述主张大多没有汇报实证检验结果。② 文本分析方法的效度问题。文本分析方法在CER测评中经常采用，但文本信息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目标变量存有争议。此外，如果要对不同国家和行业中的企业样本进行CER比较，其适用性将遇到挑战。③ 操作性问题。CER包括处于不同层级的维度：管理层认知和态度、实务层面环境政策措施与资金投入以及利益相关者层面的环境影响和绩效，测量操作难度非常大。
此外，一些社会机构推出新闻周刊绿色排行榜、Domini KLD指数、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等试图对企业CER进行测定。这些社会性指数一定程度上能够完成CER测评任务。但测评缺点是显然的：① 缺乏完善而坚实的理论基础，测评效度经不起检验；② 很多数据依赖于企业自我汇报数据，可能并不能反映客观情况；③ 很多指数编制机构同为咨询服务企业，意味着它们在指数编制过程中可能并不中立。
2 CER影响因素企业CER受外部因素（制度等）影响推动并受自身情况（规模等）调节[33]。
2.1 外部因素 2.1.1 制度环境抛开企业依存的组织环境，我们很难理解组织的选择。因而，学者从制度环境的角度对企业CER行为进行解读，包括社会环境规范期望、环境法律与政策法规、环境法律预期、环境执法力度、媒体和NGO监督等[9, 34]。为应对环境制度压力，企业会根据自身实际条件采取反应性或主动性CER行为[17]。Schwartz和Carroll等研究表明，在低法律压力或低规范度环境下（如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措施，仅仅满足最低限度的环保法规要求，尽量回避采取志愿性环保行为[35]。而制度规范严格的国家，即便没有严格而明晰的环境制度，企业环境行为也会较为谨慎。学者对不同国家的CER行为进行了比较，发现环境制度是CER行为差异性的重要解释因素。Kang等还发现，很多企业的CER行为是为获得政策补贴或规避可能的环境罚没、行业管制以及环境执法趋严带来的经营风险[36]。
2.1.2 行业因素CER与行业环境息息相关[37]。Claasen和Roloff从行业合法性（分成实用、认知与道德合法性）角度阐释行业因素对CER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企业所依存的社会系统对不同行业的合法性认知并不等同[38]。例如，食品比煤炭、石油、烟草、汽车更符合社会认知性伦理价值观，因而具有更好的行业合法性，食品企业通过CER来提高自身合法性的动力就不会很强。进一步地，Kilian和Hennigs等以行业环境敏感性为切入点的研究发现，环境敏感性行业内企业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其一举一动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因而企业倾向于采取主动的环境管理行为，以弥补企业经营对环境造成的固有影响[37]。此外，Özen和Küskü等制度经济学学者认为，在集中度并不高的行业中，各企业几乎都是小企业，来自于环境性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会非常分散，其CER压力自然会比较小[3]。Melé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它们采取CER行动的可能性及其最终表现也越高[39]。
2.1.3 市场力量研究发现，市场力量是影响CER的重要因素。① 绿色消费需求。随着环境认知上升，绿色消费渐成潮流，绿色需求因此成为重要的市场力量[40]。Senge甚至认为CER是一场消费与利益相关者需求共同推动下的企业更新和升级的“必要的革命” [41]。② 市场竞争。Bansal和Roth基于英国和日本企业的研究发现竞争压力是CER行动的三个推动因素之一[7]。Zhu等发现市场力量是驱动中国汽车生产厂商采用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强有力力量[42]。Friedman则指出，清洁生产等CER相关技术本身就是竞争和技术升级的产物[16]。③ 全球化。Bansal和Roth认为，即使在环境法规缺位的情况下，私营企业往往会对全球化的环境规范做出积极回应[7]。Guler等提出，处在国际供应链或其他关系网络的企业往往会对与自己紧密相连的企业进行行为模仿[43]。Lyon和Maxwell甚至认为，对环境法规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市场动力可能是推动CER行为的最有利驱动因素[9]。
2.1.4 利益相关者压力虽有学者认为，环境不是独立的行为主体[10]，但Garcés-Ayerbe等证实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可代表环境对企业CER行为产生影响[44]。Green和Hunton等提出环境反应行为模型以阐释利益相关者压力对企业行为的影响[45]。Doh和Guay等指出，西方社会非赢利公民组织（如NGO）非常活跃，他们通过公共听证会、社会监督、推动公共立法措施成为影响企业CER行为的重要力量[46]。Henriques和Sadorsky研究发现，社区组织同样可以通过听证会等形式参与企业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从而对企业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2]。同时，企业雇员作为内部利益相关者在CER执行中具有中心位置，企业能否通过CER发展绿色竞争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职员的介入和参与[12]。此外，Azizul和Deegan等基于孟加拉企业的研究发现，行业协会、供应链压力以及国际信贷政策（如世界银行）也可成为企业重要的CER推力[47]。简言之，政策管理部门、行业组织、公民组织、消费者、供应链等往往实质性扮演了环境这一利益相关者的角色，从而对企业CER行为产生影响。
2.1.5 环境自律机制替代政策管制的环境方案在20世纪末被逐渐提及，是为环境自律机制，指的是企业通过谈判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约束或自我约束，并执行特定的环境标准与采取相应行动，如全球契约组织或碳交易机制。Melnyk等认为，企业发起成立和参加环境相关的组织（如阿拉善生态协会等），或通过EMAS和ISO14001认证以及参与GRI倡议活动，企业可获得更多的企业环境影响信息，以全面审视企业运作表现，从而对CER行为产生积极影响[48]。Barnett和King等学者发现责任关怀项目为印度相关企业CER行动起到了巨大作用，为环境自律机制对企业CER的影响提供了证明[49]。
2.2 企业因素 2.2.1 企业规模依据政治成本理论，大企业往往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它们面临较高的政治成本。同时，大企业对环境有重要影响，社会公众对其合规性有较高期望。当然，CER承担也需要资金、人力与技术能力作为支持，小企业往往没有条件。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对CER行动及其信息披露有显著的影响。文献回顾发现，这些研究学者分别采用利润、经营收入、市场资本、雇员数量、全部资产、全部资产和收入、总收入的自然对数、总销售额的自然对数、资本市场市值的自然对数、企业业务覆盖地理区域等作为企业规模指标[26, 50]。
2.2.2 环境价值观在环境管理中，领导人的环境价值观被认为在企业CER行动中扮演关键性角色。Parrish认为，以创新创业形态承担CER需要强烈的价值观导向和愿景依赖。迄今，全球备受关注的Interface就可以视为《商业生态学》所倡导的环境价值观驱动下的商业案例[51]。Onkila将企业环境价值观划分为环境价值主导者、跟随者或协同者三种类型，并发现不同价值观类型下商业企业CER行为并不相同[10]。Hanson等的研究发现，推行ISO 9000和ISO 14001管理规范的企业其环境价值观与其他企业存在显著性差异[52]。Du等甚至揭示了佛教在提升企业环境行为标准中的促进作用[53]。
2.2.3 企业战略回顾过去，诸多全球范围内CER表现良好的企业，先后提出绿色或可持续性发展战略。虽然其战略提出是基于外部环境与企业自身条件做出的未来发展道路选择，但绿色战略（如GE绿色畅想战略）却规定了企业CER行为的方向和程度。也就是说，既定的绿色战略既是内外部CER影响因素的作用结果，也是驱动企业CER行为的重要力量。除了这些跨国企业绿色战略对CER的推动性，研究学者还发现了外向型战略对企业CER与绿色管理的影响。Özen和Küskü等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环境外部压力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推行外部市场导向型战略的企业往往有更积极的CER行为[3]；Al-Tuwaijri等发现了绿色市场机会导向的战略对企业CER的相关关系[54]；Neu等探索了采取积极的资本市场发展战略（如交叉上市）的企业的CER行为，结果发现交叉上市战略显著影响企业CER表现[50]。
2.2.4 管理层态度研究管理层态度并以此对CER进行解释的文献非常多，但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虽然有众多研究认为管理层态度是CER战略的前提，是推动CER行为的重要因素[2, 17]，并且还有研究认为管理层态度是阻碍CER的关键原因之一[55]，但有较多研究关注管理层态度与CER行为之间的不一致。如，Kuasirikun等的研究表明，即使管理层对环境态度较为关心，但是他们并不一定会将其转化为行动[56]。因此可以认为，管理层态度对CER行为影响可能需要其他驱动力量的协同。
2.2.5 企业治理机制过往研究大多关注企业治理结构对CER/CSR信息披露的影响。Alsaeed研究发现，董事会构成、非执行董事、多元化董事构成、外资股东数量对CSR披露内容指数和长度制度显著相关[57]。Khan聚焦私人商业银行，研究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CSR披露的影响，结果显示，非执行董事和外籍董事成员数量对CSR/CER报告有显著性正向影响[58]。Andrikopoulos和Kriklani研究了139家哥本哈根上市企业2009年数据，发现非执行董事的存在、董事局主席年龄、具有法律背景的CEO等与CSR/CER环境披露显著正相关[59]。鉴于信息披露与CER行为的密切相关性，我们因此认为企业治理结构是企业CER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2.2.6 企业自身条件实务中，企业推行CER还应考虑企业运作的特征、在供应链中的地位、环境管理能力与技术等客观条件，因而这些因素实际上对CER构成影响。Henriques和Sadorsky等认为，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越临近自然资源（生产型企业），它们越可能采取积极的环境计划，而在产业链中提供服务的企业（如销售型企业），它们采取CER战略的可能性就大为降低[2]。Campopiano和De Massis通过98家意大利大中型企业的CSR信息发布情况发现，自身条件存在差异的家族企业发布了更多的CSR报告，但它们并不遵守CSR标准，而期望从不同CSR主题中对CSR情况进行披露[31]。
3 CER的影响结果如Porter所言，CER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说教层面上，否则CER研究对实践的推动力将会脆弱无力。于是，众学者对CER对企业的影响结果进行了广泛论证，试图推动更多、更广泛的CER行为。
3.1 企业管理效率对生产与营运成本的影响。Berry和Rondinelli等主张，企业CER通过环境创新与技术进步，可改变此前缺乏效率的生产方式，降低企业浪费与提高资源效率，并最终体现为成本节约效应[60]。众多研究对该主张进行了证明：Sharma等基于加拿大企业样本的研究证实了成本效应[17]；Nehrt基于8个国家50多家化学纸浆企业的研究发现污染降低技术可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61]；Hart和Ahuja利用投资者社会责任研究中心（IRRC）资料分析了节能减排与企业绩效（ROA）的相关关系，发现美国企业提高排放效率可提升营运效率、节约成本并为企业带来成本优势[12]。Jo等发现CER成本降减效应与时间周期相关。他们采用覆盖29个国家的企业数据进行的研究显示，CER可以降低企业生产的环境性成本（包括能源节约、资源利用与废物排放等），但降低成本效应需要至少1~ 2年的时间滞后期才能体现[62]。
对雇员关系及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的影响。CER是企业公民行为，其对企业雇员关系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受到研究学者的关注。其中，Maignan和Ferrell采取实证的方法阐述了CER对人力资源管理效率、劳动生产率、员工忠诚度、工作创造性等方面的积极影响[63]。还有研究显示，CER及环境绩效良好的企业不仅可以提升雇员职业忠诚，还能吸引到高素质员工[64]，因为高素质员工在选择职业时对企业有更多的挑剔（如较高的企业公民行为标准）。Tilley等则研究了通过可持续创业进行CER承担的情况，结果显示，可持续创业创造共享价值的理念及其行动能够帮助企业建立积极向上的组织氛围，增强企业创新创意能力，并提升员工的职业承诺[65]。Dögl和Holtbrügge则从企业环境事故（如原油泄漏事故等）对员工流失影响的角度阐释破坏性CER行为的消极作用，他们证明了来自第三方的环境控诉影响企业营运，影响员工满意度导致高素质员工流失等[66]。
此外，Azzone(1996) 等学者还从企业提升产品质量、资源利益效率、降低曝光风险、降低商业保险资费、获得更低成本的金融资源的能力等角度阐释CER对企业管理效率的积极影响[67]。
3.2 品牌形象与声誉随着环境危机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增多，企业面临超越经济贡献之外的更多期望，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不仅仅关心企业的经济表现，还期待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与环境责任[68]。因此，Hanna等指出，现代企业需要社会导向的项目，以降低企业的社会性风险与提升企业声誉[69]。从结果来看，CER表现良好的企业因为满足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超越法律法规之外的责任期待，往往被视为优秀的企业公民，从而获得企业声誉等无形资产，并通过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客户认同、满意度与品牌忠诚等最终体现为销售业绩增长及企业资产增值。
进一步地，众多学者还证实了CER对企业声誉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CSR/CER本身就是企业声誉的重要维度[70]。如Miles和Covin(2000) 检查了CER、企业声誉和财务绩效的相互关系，他们发现企业声誉是CER带给企业的重要无形资产[71]，也就是说，CER帮助企业提升声誉，并提升企业获得市场和财务上的绩效。类似地，Konar和Cohen证实，标准普尔（S&P）指数500强企业里环境表现不佳的企业通常会因为企业声誉不佳而在资本市场表现糟糕[55]。Cuesta等研究发现，银行系统通过推售环境伦理性理财产品，提升企业声誉，降低金融企业营运的社会性风险（如诚信危机）。概言之，CER有助于完成企业形象塑造和声誉提升，并帮助企业获得无形资产，减少政府管制等经营风险。
此外，还有学者对CER提升品牌声誉的机制进行了探索。如Lin等对不负责任的环境行为对企业声誉的负面影响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发现社会公众的企业伦理性感知是重要中介变量，而CER行动及其相关信息是公众伦理性感知的关键线索[72]。研究发现，CER/CSR活动被视为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品牌联想和品牌偏爱的重要决定因素，那么包括环境事件营销在内的CSR/CER沟通将在CER提升品牌声誉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
3.3 企业财务绩效自利假设下的经济组织(企业)可推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让人怀疑，Hawken等学者则提出伦理导向下的企业CER可帮助环境、社会和财务目标的共同实现[73]。也就是说，关注环境绩效改善的CER能够为企业带来财务绩效。但是，现有文献对CER是否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并未形成一致。Molina-Azorin等文献回顾发现，21份研究显示CER对CFP有积极影响，而11份研究显示CER对CFP没有或为消极影响[74]。
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于Cai和He的研究成果[75]，他们筛选了1992—2011年美国上市企业样本，以KLD指标表现较好的企业组成股票池，控制企业特征并去除奇异值。结果显示，从第4年开始，这些企业具有超过行业平均回报3%以上的投资回报。其他学者则对其提升机制进行了进一步阐释，CER意味着生态效率，将带来更好的生产或营运效率，并且强化企业的固有特征或战略性定位，从而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或者是，伦理导向的CER企业更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更高的股票价格和更低的资本成本就理所当然，因为这些企业具有更低的经营风险。Edmans解释说，CER企业的无形资产即期内并不容易显现在经营业绩或财务回报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通过股票市值的增长或经济绩效的改善体现出来[76]，Cai和He的研究无疑是对Edmans观点的证实。
针对有研究没能证实CER与CFP的积极影响，不同学者对其原因进行了阐释：① 采用行业混合样本。很多研究采取多行业混合样本，有些CER回报周期长，有些需要高额投资，有些是有“漂绿”嫌疑的争议性企业，结果自然难以形成一致[77]。② 选用截面数据。如Cai和He所述，CER提升CFP有一定时滞效应，采取截面数据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其间作用机制[75]。③ 将不同维度的绩效指标混在一起进行研究。财务绩效有众多指标，ROE、资产回报率、利润以及投资回报率等，这些绩效指标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如没有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充分考虑，结果出现分歧将是必然的。④ 很多研究没有充分考虑CER边际效益问题。如Günster和Van Dijk认为，CER与CFP呈倒U形关系，并不是线性关系，超越最适区间，两种可能关系为负[78]。
3.4 可持续竞争优势学者们发现，简单复制的CER通常并不成功，因为CER需要相匹配的能力及资源支持[44]。换言之，有效的CER将与企业资源、能力、技术条件等实现整合，形成不可复制的技术整合能力、资源获得能力、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以及市场竞争能力，学术界通常将其概括为可持续竞争优势。文献回顾发现，学术界从三个角度来进行阐释。
其一，选择典型CER案例或基于环境消费舆情调查进行概括归纳。Falck和Heblich基于BP、GE等CER案例研究指出，CER可帮助企业获得提高员工生产效率、进入新的细分市场、提升企业声誉、获得忠诚客户、吸引“绿色消费者”以及吸引高素质员工等方面的巨大商业利益[79]。Willard等则基于大范围的环境舆情调查[80]，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如《可持续浪潮》《可持续优势》等，在其作品中指出CER承担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整合可以为企业带来降低生产与人力资源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减少企业营运消耗、提升企业外部市场影响以及获得融资便利等巨大商业利益。
其二，提出一些综合变量来阐释和检验CER可持续竞争优势效应，如品牌可持续性、绿色竞争优势等。其中，Kitchin用品牌可持续性来概括企业可持续性竞争优势，他认为品牌并非是企业组织管理者创造，也不是投资者，甚至不是消费者创造，而是利益相关者创造[81]。Senge则进一步将品牌可持续性界定为CER企业与众不同的综合属性，包括环境友好、亲社会、健康、安全、可靠性等，反映CER企业环境友好性等综合属性对消费者品牌认知及消费意向的影响能力，以及CER企业环境行为及其利益相关者关系改善将帮助企业获得金融资源、政策支持以及舆论关注等方面的能力[41]。Arend提出绿色竞争优势的概念，并论证了CER承担通过差异化成本与利益、绿色形象与活动、提升产品安全性、降低生产浪费和消除制度冲突等提升企业绿色竞争优势的理论主张[82]。
其三，基于特定的CER行动进行其竞争优势探索。CER存在各种形态，为深入探索CER的影响结果，众学者将CER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来进行。如Peña-Vinces和Delgado-Márquez将CER限定于EMAS绿色管理范畴，系统地探索了绿色管理对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83]。研究发现，绿色管理行动可在三方面建构可持续竞争优势：① 生产效率改善。由于绿色管理的推行，很多企业的废物与排放得到有效控制，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升，因而生产效率提升带来企业的成本优势。② 产品差异化。系统性的绿色管理手段，可以确保产品的安全、健康以及其他的产品特性，从而可以实现与竞争对手相比的差异化，帮助企业获得进入特定市场的优势并提升市场业绩。③ 不可复制的额外优势。他们基于秘鲁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通过EMAS绿色管理行动可促成国际性投资创业行动，而其他CER行动却没有这样的结果。
4 未来研究展望基于前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CER研究在理论建构、CER实务性、CER阻碍因素、全球本土化、中小企业CER研究以及CER创新等方面尚存不足，未来的CER研究将围绕这些问题来展开。
4.1 CER理论建构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是CER共识达成的重要基础，但环境并不是独立个体或组织，没有独立的利益诉求主体，欠缺对企业的直接影响力。即使现有研究将环境主管部门、舆论等列为环境利益相关者，但这些主体并非环境直接利益相关者，因而他们对企业CER的影响能力与程度是让人疑虑的。正因为如此，部分学者选择了战略视角来搭建CER研究的理论框架[12, 14]，甚至有人提出基于机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机会）的创业管理研究框架[51]。即CER是企业为了抓住外部市场机会、获得不可复制的能力（环境技术、管理管理与材料成本等）、提升品牌声誉以及进入特殊市场影响力等的战略或创业选择。但是，CER要求企业做一个好的环境公民，如果所有企业都采取CER战略，其竞争优势就会出现问题，因为竞争优势的本质在于差异性；如果所有企业都视环境问题为创业机会，CER机会将无从谈起。理论建构问题和CER测量息息相关，只有越来越科学的CER理论建构，前述CER测量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
4.2 CER实务性操作问题CER研究终极性任务是推动并帮助企业CER实践，但学术界没能清晰回应“如何进行CER承担才能建立优势和提升绩效”的关键性问题。如前文所述，学术界证实了CER对企业内外部竞争优势以及财务绩效的影响力，但是，也有众多学者在调查GM汽车等企业CER实践后指出，并不是所有CER都合算，甚至有人指出，CER企业的市场优势只有在狭小的绿色消费市场才能成立。Jo等因此认为，即便在CER与CFP关系问题上，学术界依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62]。迄今，学术界提出了企业可采取环境友好型产品开发、环境影响管理、供应链管理以及参与环境慈善活动等形态进行CER切入[84]，但学术界并没有厘清形态CER的有效性条件，即在什么条件下，这些CER活动可以在商业上有利可图。此外，实务性研究中，CER沟通被认为是CER产生绩效的重要中介[85]，而传统的营销方法并不适用，通过事件营销的方式通常会遇到消费者不信任甚至怀疑，但是绿色营销研究刚刚起步。
4.3 CER阻碍因素的研究概括前文，CER研究框架大致可以这样来描述：CER外部因子（制度环境、市场力量、利益相关者和企业自律机制等）是企业CER的推动力量，行业因素（环境敏感性、集中度、国际化程度等）和企业内部因素（规模、环境技术能力、所有者关系、治理结构以及管理价值观等）是CER行为的调节变量，企业管理效率（成本优化、职员忠诚以及抗风险能力等）、品牌形象与声誉、可持续竞争优势以及财务绩效是CER结果变量。但是，这样的研究不能解释相同外部环境下的企业CER行为出现巨大分野的问题，也不能解释企业高管的环境态度与企业CER行为存在背离等现象，因此需要在研究框架中增加对CER阻碍因素的关注，才能使得研究框架合理化。虽然，已有研究认为环境执法不严、人类行为惯性、企业文化等是重要的阻碍因素[86]，但是，这些研究并不足够。可以预见，CER阻碍因素是未来重要的研究领域，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如此。
4.4 推进中小型企业(SME)CER研究通常地，中小企业找不到CER行动的充足理由，因为它们对环境影响的感知是微小的[26]。它们对待CER问题更多的是反应性，而不是主动性。因此，现有CER研究大多数以大企业为对象，中小企业被严重忽略。事实上，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全球大部分环境污染和废弃排放来自于中小企业。可以认为，没有中小企业的参与，CER承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就不能最终完成。既有研究发现（如Williamson等），中小企业CER行为具有异质性。它们对环境法规的敏感性不强；中小企业社会关注度并不高，环境监督、消费者以及舆论媒体对它们几乎没有影响；它们环境认知并不强，通常认为国家和政府才是环境问题的责任者，或者认为大型企业才是CER责任承担的主角。但是，这些仅有的研究显得较为粗略，并没有形成解释中小企业CER行动及现象的理论基础，对如何推动它们采取CER行动缺乏实务性切入点。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小企业CER研究将得到重点关注。
4.5 开展全球本土化研究一方面，CER等问题具有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各国紧密相连，CER研究理论框架以及研究范式都具有全球共同性[63]。另一方面，国际和地区存在差异性。现有的研究显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CER的认知是存有差异的。美国、英国、荷兰和法国对不同CER项目的重要性评价并不相同，其CER行动及其沟通的原则、内容、主题及方式存有重要差异。美国企业倾向于自由裁量，以选择它们认为的伦理和环境义务，而欧盟《战略2020》绿皮书为欧洲各国CER奠定了基础，主张将CER与企业日常运作进行整合，大大超越了自由裁量范畴。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CSR/CER模型的理解和应用出现非常大的差异，使得CER研究与沟通在实际推进中遇到问题，甚至引起混淆[87]。比如，在发达国家被认为是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在发展中国家可能并非如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球本土化研究就成为一个解决方案，即在全球普适的CER理论构建与基于特定情境的本土化研究之间做出平衡。
4.6 关注CER创新问题如前文所述，CER不仅面临成本、资源、能力等约束，还面临企业CER同质化与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因而CER创新就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Aras和Crowther指出，当前是商业责任年代，但只有靠创新性承担，才能解决困扰我们的环境性问题[5]。通过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和双赢的环境战略被视为CER的持久动机所在。此前的研究早已表明，没有难度的环境保护措施很快会枯竭。此外，随着消费者与市场竞争的升级，市场对产品创新有越来越高的要求，绿色管理与CER战略推进是为满足消费者产品创新的一个方向[44]。当然，既有研究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一定探索。例如，Lampikoski通过案例分析阐释了绿色创新在CER与企业竞争优势获得之间的中介关系，并提出绿色创新的实现需要三种管理能力作为必要条件，即不断的研究能力、识别机会和实现行业革命的能力[88]。但是，CER创新的研究刚刚起步，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在该主题上进行突破，以更好地服务于CER实践。
无疑，CER研究展望对于国内CER研究和实践具有启发意义：应该开创性地整合国外CER研究的既有成果，结合中国情境开展本土化研究、中小企业研究、阻碍因素研究等进行重点突破；相关研究基金可以在这些领域进行重点扶持，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CER创新设置为优先资助领域；政府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则应该充分关注阻碍CER的因素以及给予一定的制度性激励，促成更多的CER行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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