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西汉使团开通的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商贸通道，构建以古丝绸之路为基础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标志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国家战略，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辐射国家间的产业转移有利于实现区域合作升级及“经济带”转型。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为契机，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与探讨，研究认为，新丝绸之路是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关联带动为目的的跨国带状经济合作体，其有利于中国与中亚、环中亚、欧洲经济带等区域经济合作的升级以及向“经济发展带”的转型^[1]，且其空间范围不断拓展^[2]，并推进涉及交通、能源领域的一体化战略^[3]，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4]与经贸合作成为分析与研究的重点方向。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经济带空间范围的拓展、产业合作、能源及交通方面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生态脆弱性问题的考虑涉及较少。丝绸之路经济带始于中国西北地区，延伸至中亚、西亚，最后到达欧洲，沿线辐射国家多为生态环境脆弱国家或地区，加强其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及生态负荷强度的测度与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丰富意义与实践价值。

基于此，本研究广泛搜集与整理国内学者关于资源环境成本及生态负荷强度等相关领域的其他区域研究成果，寻找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国内学者以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为基础，对中国绿色经济转型进行预测分析^[5]，进一步利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对2001— 2012年我国31个省份的生态负荷强度的时空演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生态负荷强度呈西北、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6]，并进一步对模型进行改进，拓展该理论与方法在经济评价领域的应用^[7]。王灵恩从产业视角切入，分别探讨了风景旅游区生态负荷与环境建设、旅游城市餐饮业食物消费的资源环境成本问题^[8]；任志远^[9]立足于SEEA理论，对西安市资源环境成本的时空差异进行了分析；宋敏^[10]对耕地资源利用中的环境成本进行了分析；张应龙^[11]等探讨了特定区域的粮食生产活动的资源环境成本；程炯^[12]、李强坤^[13]立足于非点源污染转移特点，尝试构建了基于“源”“汇”过程的农业非点源污染模型及负荷特征研究；张丽君^[14]等基于EMA-MFA的核算方法，对河南省县域绿色GDP进行了估算并探讨了其空间分异特征；廖义善^[15]以珠江三角洲城市非点源COD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并就其负荷进行估算。在研究方法方面，朱庚申^[16]提出了环境资源的成本化概念——环境成本，并以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工程费用法和修正的人力资本法等环境质量损失模型为基础，建立了环境成本的量化模型及估算指标体系。

为了科学地评价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系统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服务支撑能力，本研究以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为基础，构建资源环境成本及绿色GDP核算、生态负荷强度模型，估算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2005— 2012年的资源环境成本、生态负荷强度，在此基础上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5年以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生态负荷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和探讨（数据获取较难，仅分析了部分沿线国家），为“生态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主要包括向经济社会系统输入有用物质和能量、接受和转化来自经济社会系统的废弃物，以及直接向人类社会成员提供服务（如人们普遍享用洁净空气、水等舒适性资源），其具有外部经济效益、公共产品、不属于市场行为、具有社会资本等属性，着重评价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服务的能力。美国康斯坦扎等研究人员采用物质量评价法、能值分析法等研究发现，对全球17类子生态系统进行测算，最后进行加总求和，计算全球生态系统每年能够产生的服务价值，作者借鉴相关方法，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分别构建绿色GDP核算模型、资源环境成本核算模型以及生态负荷强度模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的资源环境成本及生态负荷强度进行测度分析。

国内外学者已在“现行GDP核算体系尚未考虑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贬值以及由环境损失带来的负面效应，其并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一国整体发展水平”这一观点上达成共识。伴随着自然资源的贬值与环境损失的加剧，绿色GDP的概念及核算体系逐渐被引入，通常以扣除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成本的GDP值表示，如下所示：

(1)

式中，EDP表示绿色EDP净值；GDP表示传统GDP值；REC表示资源耗减及环境损失成本（简称资源环境成本，下同）。若EDP为正值，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扣除资源环境成本的真实国民财富总量实现正增长；反之，则为负增长。该核算指标体系准确、真实地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成本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真实数量与社会发展质量。但是，其测算过程也受到一些外部环境的影响，如市场失灵或环境服务的隐蔽性、环境损失的长期性和滞后性等，导致其核算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较为复杂。

相关研究显示，全球及中国年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为其各自国民生产总值的1.82和1.73倍。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为基础，分别核算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成本^[11]。为了增强数据的准确性与可比性，本研究利用贴现率、可比价格等相关经济学概念，以2005年为基期将资源消耗与环境损失成本统一为不变价，其计算公式如下：

(2)

(3)

式中，REC由现期资源消耗RCV及环境损失成本EDV加和得出（REC'为其不变价格，单位均为元）；E_n和I_n分别为第n期通胀率及消费者价格指数（I₀为基期值）。

环境负荷强度模型是地理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对人口、资源、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系统分析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但是模型尚未考虑并衡量经济发展所引致的生态系统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压力。本研究借鉴郑德凤（2014）等学者提出的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的生态（系统）负荷强度模型：

(4)

式中，T为生态（系统）负荷强度，表示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每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成本的大小，并进一步反映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资源与环境损失压力大小，T＞1、T=1、T＜1分别表示生态系统处于超负荷、平衡、低负荷状态；P表示人口数量；A表示人均GDP。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的集合，通过可视化表达方法描述数据的空间分布特征、识别空间数据结构及其异常值，能直观地检测某些地理现象的空间集聚效应，揭示相互之间的空间作用机制。以ESDA方法为基础探索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或地区生态负荷强度的空间分布差异情况，并计算其标准差系数，并与全局Moran指数进行比较。

空间权重矩阵是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应用前提，鉴于本文研究区域的选择及空间关系判断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本研究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或地区区重心距离的倒数确定空间权重矩阵。

本研究以2005—2012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为研究对象，以中亚、环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经济圈各国的GDP、粮食单产及历年CPI为基础数据，取自联合国统计署、各个国家统计网站；粮食价格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全球原粮市场谷物平均价（玉米、小麦、稻米）为基准，分别参照历年中国农产品价格定基指数计算得出；各国家土地利用面积依据文献以及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出；由于统计数据缺失，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并未全部涉及，仅涉及中亚、环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经济圈等13个国家及地区。

依据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相关数据及公式（1）~（3），估算出2005—2012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辐射国家的资源环境成本（可比价）（表 1），不难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资源环境成本在时空上呈现较大的异质性。具体来看，2005—2012年中国西北地区资源环境成本呈现上升趋势，2012年中国西北地区资源环境成本达到5538.06亿元，较之2005年增长72.02%，究其原因，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快速上升；中亚地区整体经济发展实力较弱，其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从长期来看表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产业结构及资源禀赋的影响；环中亚地区主要涵盖印度及俄罗斯两个国家，就2005—2009年印度资源环境成本来看增长趋势明显，增幅达到72.48%，主要受到国内粗放的产业发展方式及落后技术的影响，俄罗斯整体也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较之印度及中国西北地区，其上升幅度仅为38.08%；从西亚地区来看，其主要涉及土耳其、伊朗及巴基斯坦三国，资源环境成本总体也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其增长幅度较之东亚（中国）、环中亚及中亚地区缓慢，主要受制于地区单一的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速度；从欧洲经济圈来看，内部差异较大，英国资源环境成本呈现倒“ V”字形，在2005—2008年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在2009—2012年下降趋势明显，意大利经过2005—2006年的快速上升阶段后，在2007—2012年虽然依然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增幅较小，德国资源环境成本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而法国资源环境成本呈现快速上升—下降—上升的整体历程，究其原因，欧洲国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和地区中发达国家与地区较为集中的区域，其污染型企业不断向境外转移，对国内资源环境成本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将呈现产业的双向转移趋势，且日益显著，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给欧洲经济圈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带来一定的压力。

表 1

表 1 2005—2012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及地区资源环境成本核算结果

表 1 2005—2012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及地区资源环境成本核算结果

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资源环境成本的时空差异，本研究绘制了各地区资源环境成本趋势图（图 1）。不难发现：中国西北地区及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较高，显著高于其他沿线辐射国家，法国呈现较大的波动性，而其他地区或国家的资源环境成本水平较为集中，这与地区及国家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空间梯度转移等具有较大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资源环境成本总体上呈现“ V”字形空间特征。

图 1

图 1 2005—2012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及地区资源环境成本趋势

依据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及表 1的核算结果估算可得（表 2）：2005年中国西北地区（涉及新疆、宁夏、甘肃、青海、陕西）的绿色GDP净值合计为-1647.30亿元，2012年达到-338.53亿元，其发展趋势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中国西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经济效益尚未掩盖资源环境成本持续增长的真相，但是不难发现，绿色GDP净值正在向临界值逼近，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以及西北部地区产业承接的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增强。就中亚地区来看，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绿色GDP净值均为正值，且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说明其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然掩盖了资源环境成本持续增长的趋势，而吉尔吉斯斯坦呈现一定的波动性，但总体来看，绿色GDP净值均为正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升级与推进，助推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中亚地区的印度及俄罗斯也均已实现绿色GDP净值为正值，且持续正增长，究其原因，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承接促进了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掩盖了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成本增长的真相，而俄罗斯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但其具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及完善的产业结构，实现了经济的集约化发展。西亚地区的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均已实现绿色GDP净值为正值，且保持一定的持续正增长，这主要得益于三国资源出口型的产业结构；欧洲经济圈主要涉及发达国家，是最早践行绿色GDP核算标准的国家及地区，其绿色GDP净值均为正值，且呈现增长趋势，究其原因，大量的产业转移推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逐步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三产业结构，加之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表 1

表 2 2005—2012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及地区绿色GDP核算结果

表 2 2005—2012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及地区绿色GDP核算结果

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资源环境成本的时空差异，本研究绘制了各地区绿色GDP净值发展趋势图（图 2）。不难发现，欧洲经济圈4个国家已经实现绿色GDP净值为正值，绿色GDP净值总量较大且整体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其中德国绿色GDP净值最大，英国、法国的绿色CDP净值交替增长，意大利最小；环中亚地区绿色GDP净值呈现正值且快速增长趋势，但是总量较之欧洲经济圈小（印度由于其数据的可获取性，仅获得2005—2008年数据，其绿色GDP净值在此期间呈现正值且增长趋势），西亚及中亚地区涉及国家也均在2005年实现绿色GDP净值为正值，但是其增长趋势较为缓慢。虽然中国西北地区绿色GDP净值为负值，但是其一直处于稳定的增长趋势，且已经逼近绿色GDP净值临界点。总体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绿色GDP净值在时空上均呈现“ V”字形特征，与资源环境成本的时空特征相似。

图 2

图 2 2005—2012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及地区绿色GDP发展趋势

上述结果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的经济效益正在逐渐地由西部欧洲经济圈向东北（俄罗斯）、东南（印度）以及东部（中亚、西亚及东亚）三个大方向溢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受益各国及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代价，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

根据已获取数据及计算公式（4）可以计算出2005—2012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负荷强度（表 3），并根据每三年均值绘制相应趋势变化图（图 3）。通过表 1不难发现：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在2005—2012年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导致生态系统承受较大压力，但是同时我们不可否认，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其生态负荷强度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在2012年达到1.065 1，接近平衡临界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北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地位及生态脆弱性；中亚及西亚地区地处内陆，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导致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较小，生态负荷强度小于1，生态系统处于低负荷状态；从环中亚地区来看，印度虽然在数据方面仅获得2005— 2008年的数据，但是就其趋势来看生态系统承受压力呈现增强趋势，俄罗斯生态系统承受压力呈现波动下降趋势；欧洲经济圈各国2005—2012年生态负荷强度远小于1，生态系统承受压力较小。整体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或地区在2005—2012年处于低负荷状态，资源消耗与环境损失导致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波动下降的趋势，生态负荷强度由2005年的0.3369下降到2012年的0.2307。

表 1

表 3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生态负荷强度

表 3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生态负荷强度

图 3

图 3 2005—2012年各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生态负荷强度变化趋势

图 3显示：一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负荷强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带内国家或地区单位GDP对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成本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整体上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出，生态负荷强度高或低的国家或地区表现出一定的集聚现象，因此有进一步展开空间关联格局探索的必要。

借鉴前人的有益成果及研究方法，本研究利用MATLAB软件计算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只选取部分国家）生态负荷强度的全局自相关Moran指数GMI及Z统计量检验值Z（I）、显著水平（P值）、标准差系数CVI等（表 4）。

表 1

表 4 2005—2012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负荷强度的空间统计数据及其显著性检验

表 4 2005—2012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负荷强度的空间统计数据及其显著性检验

从表 4可以看出，通过Z统计量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上全局Moran指数GMI在2005—2012年Z（I）统计量显著，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在研究时段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即生态负荷强度高或者低的国家或地区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现象，区域产业发展联系相对紧密、资源环境成本向周边溢出。根据全局Moran指数及Z（I）统计量的变化趋势，观察发现，这种空间集聚趋势呈现逐步减弱的趋势；且标准差系数CVI与全局Moran指数呈现较为吻合的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或地区随着产业转移与结构调整工作的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正在趋向协调的方向发展，生态负荷强度的空间自相关性逐渐降低。

鉴于全局Moran指数及散点图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借鉴郑德凤（2014）对该方法的改进，通过计算局部Moran指数并结合Moran散点图绘制各时段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或地区生态负荷强度的集聚图，以期进一步分析不同区域生态负荷强度观测值在局部空间集聚特征的差异性及其变化趋势的显著性，如图 4所示。

图 4

图 4 2005—2012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生态负荷强度集聚图

图 4显示，从整体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负荷强度集聚模式可分为高高（HH）、高低（HL）、低低（LL）和低高（LH）4种类型，在2005—2012年整个研究时段，生态负荷强度的空间正相关区域（HH集聚和LL集聚）呈现下降趋势，与全局Moran指数及其显著性水平持续下降趋势吻合，表明邻近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区域依赖性逐渐降低；同时，也不难发现，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以及一系列跨区域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与实施，西北5省区的资源环境成本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资金、技术成本的互动，促进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向动态平衡的方向演变。

从局部区域来看，在整个研究时段，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负荷强度的空间正相关区域呈现比较显著的由西向东的空间分异结构，其中西部地区的欧洲经济圈的德、法、意、英主要为LL集聚区，但个别国家的显著性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欧洲经济圈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环境损失成本低，同时也反映了其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彼此互联形成生态负荷强度低的空间集聚区域；HH集聚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北地区及中亚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西北地区及中亚地区生态负荷呈现一定的高强度趋同性，区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成本相对比较高，但截止研究时间后期均已不太显著；生态负荷强度呈LH集聚的区域比较分散，主要集中在环中亚的俄罗斯，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罗斯在自身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同时，生态负荷强度逐步降低，且对周边国家或地区降低生态负荷强度具有溢出与促进作用；环中亚地区的印度及西亚地区在研究时段内主要为HL集聚区，表明该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为沿线辐射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贡献较多。

本研究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为基础，引入ESDA方法，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探讨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为建设“生态丝路治理”奠定了数据支撑。通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资源环境成本及生态负荷强度的定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负荷强度整体呈现逐渐降低趋势的同时，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西北地区以及环中亚的印度、中亚等地区或国家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成本仍将呈现波动趋势。就资源环境成本及生态负荷强度来看，① 2005—2012年中国西北地区资源环境成本快速上升，虽然西部大开发提升了地区经济发展能力，但是经济效益尚未掩盖资源环境成本持续增长的真相，地区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但是这一趋势正在趋缓逐步接近平衡临界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北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地位及生态脆弱性；② 中亚及西亚地区受制于国家及地区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其资源环境成本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是其生态负荷强度小于1，生态系统处于低负荷状态；③ 环中亚地区，受制于国内粗放的产业发展方式，印度资源环境成本与生态负荷强度呈现明显的双增长趋势，俄罗斯作为发达国家其产业结构较为优化，虽然其资源环境成本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但其生态负荷强度表现出一定的下降态势；④ 欧洲经济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最为发达的经济体，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污染型企业不断向境外转移，对国内资源环境成本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呈现产业的双向转移趋势，且日益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欧洲经济圈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带来一定的压力，但从整体来看，其生态系统承受压力较小。因此，我国有必要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下，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完善并主导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或地区为主要区域的主体功能区规划，通过不断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损失成本等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就空间特征探索研究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负荷强度西、东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将逐渐弱化，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西北地区、环中亚的印度以及中亚地区资源环境成本将以生态效益溢出的形式向其他地区持续扩张，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环中亚的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的资金、技术优势则将不断地以经济效益溢出的形式向其他地区转移，邻近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区域依赖性将逐渐降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朝动态平衡的方向演变。

根据上述结论，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1）持续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工作，提升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与效率，推进、拓展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进一步强化对西北地区脆弱生态环境的保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同西部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步伐明显加快，产业双向转移较为频繁，在很大程度上将进一步加快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也伴随着资源环境成本的快速上升态势，因此，在加强与西部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对转移产业进行环境标准制定，加强我国西北地区环境效益的溢出效应，同时加强注重资源环境成本的时空演化趋势分析，进一步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深度建设夯实坚实的生态基础。

（2）着眼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负荷强度的时空特征，制定科学产业结构与丝路发展规划，培育产业集群环境，增强产业生态与经济效益的溢出效应。成熟的产业集群环境是吸引产业集中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辐射国家和地区其产业集群环境及成长处于不同的阶段，因此发挥地方政府的扶持与引导作用十分重要。一是辐射国家及地方政府应结合自身条件和产业发展一般规律，科学制定产业结构动态优化的规划；二是根据自身区域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及用地布局，重点发展具有地区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塑造专业化竞争优势，实现区域间产业集群互补与错位竞争，保障产业结构在区域间的有序发展，同时增强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向溢出；三是理顺政府职能，尽量减少行政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增强服务意识，减化部门办事环节，提高办事效率，在确保环保门槛的情况下实行更加自由化的产业进入政策，进一步改善有利于承接地区产业转移与培育产业集群形成的“软环境”。

（3）发挥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引导作用，建立有利于产业动态优化的制度创新体系，实现国际范围内的区域产业联动与环境效应联动，从整体上缓解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系统承载压力。在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看得见的手”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应积极发挥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中的引导作用。首先，需要改变“唯GDP”的政绩观，应从长远利益出发，积极推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结合境外转移，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同时也不能对转移过来的产业全盘承接，应当从资金、信息、技术和法制监控等方面，鼓励“走出去”企业淘汰落后传统工艺，加强环境保护力度，促进“走出去”企业的环保转型和产业升级，进一步降低资源环境成本。其次，鼓励扩大经济合作范围，建立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动态优化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