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被生态学家开始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美国生态文明领军人物小约翰柯布将“生态文明”归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正是出于对西方现代社会“工业革命”的反思。众所周知，工业文明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推入了灾难性阶段，现代工业革命正在把人类带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超越现代工业文明，走向后现代生态文明”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与中国提出的“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宗旨不谋而合。

《第二次启蒙》是王治河博士与樊美筠博士10余年对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文明思索的智慧结晶。《第二次启蒙》对作为工业文明思想基础的第一次启蒙的内在局限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反思，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即过程思维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第二次启蒙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理念，其中包括“深度自由”，“道义民主”，“厚道科学”，“有机教育”，“有根教育”，“和者生存”，“互补并茂”以及“建设性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有情法”，“后现代农业”，“后现代商道”，“后现代人权”，“后现代绿色生活方式”等诸多浸透着后现代生态文明智慧的理念。

《第二次启蒙》认为，近二百年来工业革命引领世界发展的核心价值是物质财富，英国人教会了世人将矿物造成各种物品财富，而美国人教会全球以拥有工业物品为雀跃。当前，选择西方核心价值体系正舶向全球，引发全球生态环境灾难的正是这种核心价值观。发展中国家应该以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约束下享受幸福的东方核心价值观来影响全人类，加快传播“天人合一，人天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积极探索建立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联合调控的绿色发展模式。

《第二次启蒙》认为，工业革命倡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也是发达国家转移低端产业的过程，但目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污染产业已无处可转移。“天生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期间，则必物殄而财乏用。”显然，目前全球生态环境不足以支撑当今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中国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必须以新的视角审视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只有建立生态环境新秩序，才能实现永续发展。

《第二次启蒙》认为，人类源自于自然，对抗于自然，驾驭于自然，最终必然融合回归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采猎文明时代使用工具的“操戈抗争”，农耕文明时代定居守业的“守阵抗争”，工业文明前期全面开发生态环境资源的“掠夺抗争”，以及工业文明后期尤其快速城市化以来人类不得不在自己建设的家园内与自己造成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对抗的“同城抗争”。显然，“同城抗争”不是我们追求的生态环境新秩序。人类只有坚持并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生态文明，构建生态文明新秩序，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主动和谐回归自然，才能真正迈入生态文明新时代。

《第二次启蒙》认为，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深藏着重要的智慧，“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地位，提出“五位一体，建设美丽中国”的总体战略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用最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如火如荼的生态文明实践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随着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态空间与生活空间，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列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发展、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从总体上改善环境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第二次启蒙》深阔的整合视野与中国文化深度契合，可以为即将来临的生态文明和后现代转折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切实的擘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