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研究表明,近半个世纪人类消费资源的速度超出了资源更新的速度,人类丧失了近1/3的地球生态资源[1]。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确立,分析环境与生态系统等资源的服务功能,进而量化生态资产的价值量成为相关研究的前沿课题[2]。世界自然基金会、伦敦动物学会、全球足迹网络联合发布的《生命行星报告2006》(Living Planet Report 2006)表明全球75%的人口生活在资源消费超出其生物承载力的生态负债国[3]。我国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瓶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生态资产作为自然资源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核算,对于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为了研究解决生态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4],各国科学家进行了不懈探索,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1990-199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1990-1998)等都是相关研究成果[5, 6, 7],但是都未能取得重大理论突破。1996年中国科学院牛文元教授、美国学者哈瑞斯(W.Harres)和布朗(L.Brown)提出了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之下表达区域发展质量"(Quality of development)的观点[8, 9],才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目前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等方法为可持续发展量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之一[10, 11]。本研究拟在生态资产评估的基础上,从生态系统产品供给价值、生态赤字角度进行生态资产负债核算,以期为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提供一定借鉴。
1 研究方法 1.1 核算指标的确定本研究的核算区域为京津冀13个地级市,核算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生态系统产品供给价值,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等5个类型的生态系统2012年生态产品实物供给的价值量及变化量。其中耕地生态系统包括谷物及其他作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糖料、烟草、蔬菜、食用菌、其他农作物等;园地生态系统包括瓜果类及香料、中草药材、园林水果等;林地生态系统包括坚果、木材、水产品等;草地生态系统包括牲畜饲养、猪的饲养、家禽饲养、其他畜牧业等。二是生态赤字核算,即对北京、天津、河北及河北的11个地市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进而核算生态赤字。包括农用地、林地、草地、水域、建筑用地、化石燃料用地等生态系统。
1.2 生态产品供给价值生态产品供给通常使用当前生活生产方式下,某一时段(1年)、某一地区能够提供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进行表征。生态产品总供给实物量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i=1,2,…,13,分别表示京津冀各市;j=1,2,…,5,分别表示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域5大类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epi为第i市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hm2);aaj为第j类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rj为第j类土地的均衡因子(chm2/hm2);yij为第i市第j类土地的产量因子。均衡因子为某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与该区域各类土地平均生产力的比值,使不同类型土地的生态生产力具有可比性;产量因子为各市某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除以京津冀区域同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使京津冀区域各市同类土地的生态生产力具有可比性。计算公式见文献12。
生态产品供给价值量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vj为各生态产品的单价,其值见相关统计年鉴。
1.3 生态赤字生态赤字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消费所需的生物生产型土地面积超出该国或该地区生态承载力范围内所能提供的足迹量[13]。如果从生态赤字的概念出发进行赤字核算,是一项浩大的统计工程。为了计算简便且从平衡生态赤字的角度出发,用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差值表征生态赤字。如果生态足迹超过生态承载力,就出现生态赤字;如果生态足迹小于生态承载力,就出现生态盈余[14]。区域的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反映了区域人口对生态资源的利用状况。
式中,EF表示某一区域的生态足迹;Ec为其生态承载力。
生态足迹为维持人类自然资源消费和吸纳人类的废弃物排放所必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它测算环境的可持续性,定量确定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对全球可更新生态资源的需求,即测算人类施加于地球生态环境的压力[15]。生态足迹计算公式[16]:
式中,EF表示生态足迹,是各类型土地生态足迹与其均衡因子的乘积;efk表示k类土地的生态足迹;ak表示k类土地的均衡因子;ci表示商品i的数量;pi表示商品i单位土地的平均产量。
生态承载力指在一个指定区域范围内,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生产土地面积的总和。由于不同类型的生产土地的产出能力不同,不同地区的生产型土地不能进行简单加总和对比,需要采取产量因子来进行调整。生态承载力的计算公式为[17]:
式中:Ec表示人均生态承载力;aj表示人均生物生产面积;rj表示均衡因子;yj表示产量因子。
2 数据来源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3》、《中国价格统计年鉴2013》、《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2013》、《北京统计年鉴2013》、《天津统计年鉴2013》、《河北农村统计年鉴2013》等。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面积和产品数据主要来自各地市公开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
3 核算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产品供给价值通过核算(见表 1),2012年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的期末直接经济价值为4990亿元,期初直接经济价值为4686亿元,当期变化340亿元。由于生态产品供给核算中计算了耕地、园地等农业生态系统产品供给,这两个系统的当期价值变化量都为正且变化数值较大,导致生态产品供给总价值为正。京津冀区域期末生态产品供给价值量较大的城市包括唐山、邯郸、保定、石家庄等,分别占京津冀的比例为12.6%、10.9%、10.3%、10.1%,共计43.9%;生态产品供给量较少的城市包括天津、秦皇岛等,分别占4.2%、4.3%。当期生态产品供给价值量增加较大的城市包括唐山、邯郸、保定、廊坊、张家口、承德、北京,占京津冀当期总变化的比例都在10%以上;然而,天津、石家庄等当期生态产品供给价值量不升反降。
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中,耕地的期末价值量占比最大,占生态产品供给价值的43.7%;其次是草地,占38.9%;园地占10.8%;林地和水域占比较低,分别为1.7%和4.2%。当期价值量变化方面,草地生态系统的变化为负;其他生态系统类型为正,且耕地、园地增加较多,林地、水域增加相对较少。
3.2 生态赤字核算表明(见表 2),2012年,京津冀区域的生态足迹为4451.1万hm2。13个城市中,生态足迹较大的城市是北京市、天津市和石家庄市,分别为1130.46hm2、714.35hm2、516.50hm2,占京津冀区域总的生态足迹的25.40%、16.05%和11.60%。生态足迹最小的城市是秦皇岛市和承德市,分别为43.72 hm2和58.87 hm2,占京津冀区域总的生态足迹的0.98%和1.32%。
生态承载力为1932.7万hm2,远小于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较大的城市是天津市、保定市和北京市,分别为318.38 hm2、270.50 hm2和223.07 hm2,占京津冀区域总的生态承载力的16.47%、14.00%和11.54%。生态承载力较小的城市是秦皇岛市和承德市,分别为25.59 hm2和34.47 hm2,占京津冀区域总的生态足迹的1.32%和1.78%
由此计算京津冀区域生态赤字为3167.8万hm2。13个城市中,生态赤字较大的城市是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和保定市,分别占京津冀区域总的生态赤字的36.0%、15.7%、12.6%和9.70%。生态赤字较小的城市为秦皇岛市和承德市,分别占京津冀区域总的生态赤字的0.7%和1.0%。
4 结论与讨论核算表明,2012年京津冀区域生态产品供给的期初价值量为4686亿元,期末价值量为4990亿元,当期变化增加340亿元。唐山、邯郸、保定、石家庄等城市生态产品供给价值量较大,天津、秦皇岛等城市生态产品供给价值量相对较小。京津冀区域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分别为4451.06万hm2和1932.68万hm2,生态赤字为3167.8万hm2。生态赤字较大的城市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和保定市,生态赤字较小的城市分别为秦皇岛市和承德市。由于生态产品供给价值量核算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而耕地、园地这两个农业生态系统2012年增加数值较大,导致生态产品供给总价值为正。但是综合衡量其生态资产负债核算情况,从生态资产再生能力与其他活动对资源的侵占综合衡量看,其生态总体表现为赤字,表明人类活动导致其生态资源在退化。
北京市的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间存在较大差异,生态赤字差距较大,说明北京市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生态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不可持续性在增加,生态承载力压力在不断增加,区域人口增长过快和资源消耗量过大是北京巨额生态赤字的重要原因。天津市生态承载力的变化主要取决于耕地与建筑用地的变化。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天津市能源用地的逐渐增加,使得其占总的生态足迹的比例越来越大。河北省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间存在较大差异,生态赤字增长明显,从空间变化上来看,河北省11个地级市都处于生态赤字状态,且石家庄市、保定市和邯郸市三城市的生态赤字最大,秦皇岛市生态赤字最小。说明河北省多年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所造成的,这也与河北省作为"资源消耗大省和"高消耗主导产业"的特点是一致的。因此,河北省在发展方面的不可持续性在增加,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生态资源统计是实施生态资产核算的基础,涉及到环境、国土、林业、水利、气象等多部门的数据支持。从本研究看,目前的生态环境统计指标和数据尚不能够全面支持生态环境资产负债核算的顺利实施,特别是在气象数据、水文数据、生态系统产品等方面的数据缺乏,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核算的准确性。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生态资源统计制度建设,完善统计指标,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生态环境资产核算服务。此外,下一步研究应进行生态足迹价值量的核算,使核算体系更完整,以便与国民经济核算进行衔接,破除和扭转地方发展唯GDP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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