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城镇化开始成为世界潮流。进入20世纪之后，世界城市人口增加更为迅速，迄今世界上已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各类大小城市，预计到2025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增加1倍达到50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47%上升到61%^[1]。

无可否认，城镇化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通常选择在最有利的经济区位，积聚了生产力发展必需的各类资源，包括人才精英和科技文化资源。城市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有其客观规律性。但是，城市绝非孤立存在，它与乡村之间在人口流动、结业结构、社会、文化变更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纵观世界各国的城镇化，从来没有平坦道路可走，其负面影响亦随处可见，爆炸式的城市人口增长造成各种弊端，包括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城市贫困、以及社会安全性下降等问题。城镇化的急速推进还引起乡村社结构的变化乃至乡村经济的激烈动荡。这类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

自1949年以来，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从户口、商品粮、物资供应等方面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镇，将城市人口大批下放到乡村，导致城镇化进程低速运行，甚至还一度出现逆城镇化。1949年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居于农村，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0.6%，直至1960年，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9.8%，此后非增反减。到1978年，这一数据下降到17.9%，新中国成立后的 30年中，城市人口的比重仅增加了7个百分点。事实说明，人为地限制城镇化，其结果城市经济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乡村方面因国家对农产品以低价征购、剪刀差方式取得原始积累，乡村依旧多年贫穷。这一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迟缓，甚至落后于亚洲许多国家，其原因虽有各种因素的制约，但城镇化受到压制是重要因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有了完全相反的变化，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城镇化进程空前加快，农村的改革、实行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过去僵化的人口政策有所松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加大、速度加快，到2000年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36.7%，虽然仍然落后于工业化水平，但考虑到历史因素和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基本上属于较稳较快阶段。2000年前后，各省地方政府先后实施加快城镇化战略，除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外，还通过行政区划的改革与调整，包括县上升为县级市、县级市改为区、拆乡并镇、镇管村、扩大了市域的范围，常住城市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到 2005年，统计显示的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3%，2013年达到53.7 %，这样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史无前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我国的经济总量GDP年平均以10%以上的高速发展，1978年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26倍，虽然是二、三产业及外向型经济起着主要作用，但也离不开农村与农业的支持。在此期间，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粮食产量增加了 62%，油料和肉类增产了6倍，水产量增加了10.5倍，以柑橘、苹果香蕉为主的水果、蔬菜产量亦以两位数增加。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农业和乡村经济的相应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都是难以想象和无法持续的。

2014年3月我国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下称《规划》），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首次从全国范围做出的宏观规划，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规划》全面分析了我国城镇化的现状和问题，制定了到 2020年的城镇化途径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规划》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指出了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同时指出要顺应发展规律，因势利导，有序推进^[2] 。

《规划》要求以人为本，做到城乡互动、工农业相互促进，不伤及农业、农村和农民。但是根据以往许多地方推进城镇化的实际，总常常危及“三农”。由此回顾一下城镇化对乡村造成那些冲击和影响，通过对已出现过的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乡村和农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是有意义的。

直至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城市的发展与建 设在不同时期曾有过不同的政策、法规和条例，往往 随着情况的变化，在政策上被动地做出调整，缺少从 发展规律上做出符合实际的顶层设计。城镇化对乡村 经济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引起乡村人口结构剧烈动荡 和不稳，其影响可以概述为以下方面:

第一，城乡差别和地区差距扩大。我国各地经济 发展条件和基础不同，区域差距客观存在。城镇化进 程中，若从纵向相比，我国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均有所 提高，地区间横向相比则城乡差距明显扩大，1985—2011 年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收入之比由1.53：1 扩大到3:1^[3]。城乡差距在城镇之间相对较小，乡村 之间相比则十分悬殊。如长江上游各省与江苏省相比，城镇居民收入一般低于江苏10%~20%，乡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川、渝两省市仅相当于江苏省的1/2，云、 贵两省仅为江苏省的1/3^[3]；以我国东部地区和中、 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 年为 1:0.7:0.7:0.86，到2008 年则为1:0.65:0.53:0.77^[4]。这 些数据说明，我国中西部各省的经济水平较低，相应 城镇化进程也必然较慢。这种地区差距表明的不仅是 居民收入和经济生活水平的高低，农村人口流动和人 口结构的变化亦由此而生。

第二，城镇化发展战略忽视乡村建设。近些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制订快速城市化发展规划，往往强调城 市，忽视农村。这实际上是一种去乡村化的路线。政 府热衷于扩大城市范围，通过土地出让得到大量地方 财政收入，以此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房地产 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而农村经济得不到应 有的足够支持。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后，满足了城市 建设所需的劳动力，逐步壮大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势不可挡地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同时，也应看到农民 来城市多从事建筑业、环境卫生和服务业等产业链中 的低端劳动，收入不高。正如《规划》所指明的，被 统计为城镇人口中的2.34 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 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 受与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亦即常住城镇近 1/3 的人口不能享受安居的城市生活，从中也可以看 出政策的偏颇。

第三，农村人口结构失调。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原动力在于离开贫困的乡村和很小的生产空间，寻找 在城镇的发展优势，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农民工及 其随迁家属来到城市无户籍，不能得到和城市居民同 样的公共服务，居住生活条件普遍简陋；城市建成区 扩大，未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空间，城市仅是他 们谋生之地，而非安乐之所。当青壮年农业劳动力走 进城市，常年生活在农村的多是老幼两代，俗称空巢 老人和留守儿童，乡村劳动力的主体老弱化。以离乡 后的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分析，青壮年人口的比例明显 偏低。这种现象在我国中西部更为突出，部分农区农 业劳动力不足，致使农业自然资源资源得不到充分利 用，部分农田撂荒；农业劳动力弱化，更难以学习和 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不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 农民工长年离家，在家庭成员中少了重要的中间一代，缺少家庭温暖及亲情关爱，是不完整的家庭。冬季和 春节前后，亿万农民工由各处城镇返乡，在中国大地 上东西来往奔波，节日过后再度奔赴城镇打工。以上 均是我国城镇化过程的特有现象。

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年龄多在20~40 岁上下，如果将时光放长远，到了40~50 岁以后，还不能在城 市定居，加上故土难离的思乡情结，许多人将无奈地 返乡，和他们离家之前相比，面临家乡发生的巨变，生活难免窘迫；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进城的 新一代农民工早已不熟悉农业劳动，他们渴望在城市 生活，但是艰苦的工作环境不易获得再学习和培训的 机会，城市内新的二元化结构均由此产生。上述情况 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措施，社会的未来必将面临新的挑 战。

农村的人口问题不仅仅出现在中西部地区，经济 较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之间的城乡差别同样存在，只 不过表现为其他形式。如江苏省苏北的农村劳动力大 量到苏南及其他地区，留下从事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年 龄为58.6 岁，进入老龄化阶段；在沿海经济水平较高 的农村，土地被征收流转之后，虽得到较大的补偿，甚至一夜暴富，但是部分劳动力无法得到新的就业岗 位，处于有房无业无岗的闲散状态。

改革开放对农业所起的促进作用主要是农业生产由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部门中的畜禽、水产养殖业产值已超过了种植业，种养加、贸工农相结合，农业经营方式变化，扩展了农业生产功能，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的兴起以及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地区农用地的保护比之其他地区更为迫切。

农用地，尤其是耕地，是最宝贵的土地资源，我国绝大部分的耕地是千百年来劳动先驱苦心开发经营的结晶。在城镇化过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对土地的需求十分迫切，各种用地都向有限的耕地挤占，而耕地的属性最为广泛，既适应农林牧业，也适于非农产业^[5]，在经济和城镇化发展快的地区耕地被挤占的矛盾更为突出。旧的土地管理制度事实上已被市场经济所冲，政策上未能及时调整，市场不能合法地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常常形成地方各部门之间以及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博弈，结果总是农用地尤其是优质农田面积不断下降，直接压缩了农业生产空间。这种土地利用的变化、转型直接影响国家城乡统筹战略的实施^[6]。

基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国家视耕地为生命线，将18亿亩耕地作为维护基本农田的红线，但一方面是非法占用耕地，另一方面是空心化的土地得不到复垦或其他合理利用。耕地不可避免地持续减少，1996—2005年我国净减少耕地800万hm2,以2000— 2005年最为严重，耕地减少占89.06%，是城镇化速度最快的阶段^[7]。

耕地数量减少基本上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近30年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大学新校区如雨后春笋。特别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成都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与鄱阳湖平原、关中平原等地，传统农业的集约化均达到世界上最先进水平，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区，也属于农村经济富庶之地，现代经济多由此兴起，恰恰是这些地方的农田最容易被城镇化的浪潮所吞没，至今已很难见到具有规模的大片农田。

浪费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各开发区竞相为引进外资而降低准入门槛，外资企业尽可能地以低价获得土地的使用权，正如西方学者曾描述的那样“许多企业盖的远不是一两栋楼，而是工业园、科技园，其工作空间一下扩大了数倍，无处不是梦幻般的田园景色。这种奢侈超出有人想象的田园资本主义”^[8]。近几年又常见将各类开发区合并为城市的新区，进一步扩大了城市用地范围。有的省提出了城市发展战略以“做大、做强、做优、做美”为方针，实际上除了做大，即扩大城市市域范围有一套具体办法外，强、优、美处于次要地位。土地出让几乎是扩大城市规模和所需资金的唯一途径。政府通过垄断政策，以极低的价格征用农村土地、以大幅度提高土地出让价格来平衡财政收支。

第二，农村的宅基地，因为历史的原因，人均大小多少不等，生产生活所需住房不宜简单和城市相比，人均居住用地偏大，宅基地利用粗放，虽是实际情况，但均有合法的权益，不能用一刀切的办法改造和处理宅基地。以土地整理或以农业生产规模化、新农村建设等为由，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合村并点，强拆强建，当乡村居民失去宅基地这一最后的生活空间，常引起激烈抗争乃至爆发恶性事件。

第三，造成耕地减少的部分原因也来自乡村本身，虽然离乡进城的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增加，在土地价值提升的背景下，村一级的各种用地蔓延式扩大，同样占用了为数不少的农田；农村人口离乡之后形成的村落空心化现象广泛存在，这部分住宅和宅基地则由于各种原因得不到及时开发或复垦，反而又扩大了新的建设用地，如《规划》所指出的2000—2012年，农村人口减少1.33亿人，农村居民点用地却增加了 3045万亩。

此外，不问其具体条件，特别是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是否适应，一度大量规划建立新城，势必又要占用耕地。2013年中期我国有12个省会城市计划建55个新城，144个地级市要建200个新城161个县级市 133个要建新城，如按此规划将占用6105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多数是良田。这显然是值得警惕的、非常不正确的做法，幸好被及时发现而有所控制。

耕地除了数量的减少，还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将在后节阐述。

作为人口众多的大国，农业是不可替代的基础产业，粮食安全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大事。虽然我国的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和增产（2014年达到12 142亿斤），并不意味着粮食富足无忧，实际上我国已是粮食的纯进口国。从供需及生产潜力来看，一方面，随着城镇人口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口粮消耗略有减少，但是消费的肉蛋奶类需要消耗大量的饲料粮，转而对粮食的总需求量必然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弱化，现代化农业非短期能够实现，加以投入的农机具、能源、化肥等物化劳动增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种粮成本上升，粮价甚至高于国际市场，粮食生产处于不利的经济地位。再从粮食产区布局看，我国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南方的粮产区单位面积产量有所上升，因为过多地占用了粮田，总产下降。沿海几大农业区以及长江中下游曾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棉花、糖料产区，迄今棉花和蔗糖生产均已萎缩，长三角和珠三角由历史上著名的商品粮产区变为缺粮区。全国的粮食流通供应亦发生了很大的扭转，南粮北调变成北粮南调。原来有商品粮调出的省份中，辽宁、湖北已经退出，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亦只能勉强自足。值得重视的是，不少产粮大县深感经济发展单一，有仿效主销区将重点转向二、三产业的意向。这些都意味着未来的粮食生产面临新的挑战^[9]。

从2000年到2012年我国进口的谷物由300万吨增加到1200万吨，大豆进口约6000万吨，食糖和食用油亦依赖进口或进口原料加工。我国广大的草原牧区不足以满足牛羊肉等畜产品的需求，市场上牛羊肉类价格奇居高位，通过各种渠道进口的牛肉已达120万吨。按上述进口农产品粗略折算为耕地，相当于6亿~8亿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的调节对我国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应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必须认识我国自己农用地的价值，绝不能完全依赖进口，否则，如耕地继续减少，一旦出现国际市场的波动，势必带来严重的后果。

我国传统的乡村，注重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具有天然的万物宁静、美好的田园风光和生物多样性。但是乡村环境受到破坏的严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城镇，乡村受到来自城镇工业污染与乡村自身废弃物的双重胁迫。

乡村环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城郊以及乡镇工业包括外来转移有污染的企业，以低成本处理乃至不经处理的工业“三废”污染源任意排放，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深受影响。如苏北沿海可见一系列外地迁建来化工园区，其污染物排放甚至影响到海洋。二是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延伸，因环境缺少管理，大量生活垃圾、塑料生活用品到处抛弃，白色污染加上各种罐装瓶类随处可见；焚烧秸秆并造成二次污染成了常见的处理方式。三是分布于城郊结合部的农贸市场，积存大量的垃圾和卫生死角，脏乱差的环境往往是这类地区。

工业化、城镇化对乡村的冲击不仅是人居环境，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在于大量化学物质的提供成了双刃剑，虽然保证了高产稳产，但也导致农业的水土环境质量下降。大量施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有道是中国的农业在工业化之路上被上述化工产品裹挟着一路狂奔。2010年我国施用化肥5561万吨，利用率仅40%；农药50万～ 60万吨，利用率只有30%左右^[10]，目前地膜覆盖面积已达2亿亩以上，每年地膜的实际消费量约45万吨，居世界首位。化学物质的残留和农膜碎片造成的污染也使农田土壤质量下降。传统农业重视各种农家肥的利用，包括人畜粪便、各类秸秆，这类资源的废弃成了新的污染物，由此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农村面源污染。

我国耕地质量偏低，中低等地占2/3以上，在耕地地力与质量评价中，基础地力较好、基本不存在障碍因素的仅占27.3%，处于中等环境气候条件基本适应、障碍因素不明显的占27.9%，基础地力较差、障碍因素突出的占27.9%，达5亿多亩。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已占总耕地的16%。化学合成物质不仅污染了耕地、水等农业之外,还严重威胁到食品安全。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不足的国家,农业用水约占总用水量的70%，灌溉农作物的用水粗放，“斤粮方水”即生产1斤稻谷用水1吨，可见节约用水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当今由于污染直接造成水资源的匮乏。工业污水的排放造成江河湖泊水质下降并延至乡村，农业生产施用的化学物质是总氮和总磷排放的主要源头^[11]，乡镇工业、村落的养殖业及生活垃圾不断增加，而且大部分无环保设施，愈靠近城镇的农村，水环境受到的污染愈是严重。很多地方当地面水不够时便以强大的动力抽取地下水，华北缺水地区对深层地下水的开采几乎达到极限，由此对生态系统带来一系列问题，部分农区甚至出现“有水皆污、有河皆枯”的惨景。在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沿海地区，自然界已很难找到洁净的水源，虽然加强了整治，关停了大量污染企业，但是遗留物在水域留下的后遗症远未解决。

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乡村的文化底蕴极为深厚 ，大量的古镇、古村落如璀璨的珍宝遍布于广大的乡村，其中有的村、镇的历史长达数百年乃至千年以上。建筑风貌以及与当地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吉庆礼仪、民间习俗相联系的艺术创造，彰显着厚重的文化特色，体现了人文与自然的完美结合，既有物质遗产，也有非物质遗产，看山见水记乡愁，乡村文化是永远的记忆。

乡村在历史文化方面的积存多于城市，但是城镇化浪潮对乡村文化的冲击相当普遍。我国一向都是将投资倾注于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所遭受的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新农村建设浪潮，大规模的乡村居民点改造拆迁，包括乡村居民点建设集中划一模式，淡化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更有甚者，城市建设的“欧陆风”和开发商的造城运动传染到乡村，楼房变洋房的乡村空间诠释了乡村文化的衰败，带来了乡村意象的终结^[12]。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然村大量消失，由 2000年的363万个降至2007年的271万个，由于农村人口减少，自然村下降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其中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镇及古村落被损毁的现象也存在。在贯彻实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方针中，不重视保留有价值的建筑，致使具有珍贵价值的文化永远散失，常见富有内涵和风格的民居以及古建筑被拆毁。二是乡村的生态环境亦在建设中弄得面目全非，可以保留的乡间小路一律代之以水泥路面，古树古建筑被毁于一旦，使乡村失去原有的灵性，类似城市的社区管理，这不仅不符合农民生产生活习惯要求，同时在文化站、图书馆等硬件设施又十分薄弱。

第二，乡村非物质文化的流失，如民俗文化包括工艺美术、民间音乐舞蹈、山歌剧曲、诗词乃至方言土语，均系当地的精神血脉和延续基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乡村开发旅游和农家乐，为迎合外来旅游者，不在充实文化内涵上下功夫，肆意改变本地民俗或引进外来低俗文化，由外地商人经营餐饮服务业亦无地方特色，失去了文化价值。此外，非物质文化的流失，同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化、青年和有文化的人口大量外出，乡村缺少文化的继承者也有一定关系。

实践证明，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只不过道路有长有短。困难的是至今无法从理论上证明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影响是必然的，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大量事实表明所有的负面影响都是预支了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的投入和成本，发展到一定阶段与适当时总要加以补偿。本文注意到城镇化发展对乡村的冲击和挑战，仅从这方面做初步探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付出的代价也触目惊心，不仅是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系统退化和环境严重污染，还包括部分社会人文和人力资源的损失。因此，城镇化对乡村的冲击不能熟视无睹。如果缺乏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观念，不能科学规划城乡人口发展、土地合理利用、城镇和乡村合理布局、保护环境和生态系统，不仅严重束缚乡村的发展，也必然会限制城市的发展^[13]。不顾条件无序发展的城镇化不能摆脱农村的贫困。城市不是社会富裕的唯一标尺，“城市贫困与否，不应基于城市的富裕作判断，而应该基于农村的贫困作判断”^[14] 。

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在城镇化和乡村发展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迄今又明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稳增长、调整结构和转变经济运行方式，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益和质量在发展战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现在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根据历史经验，乡村建设和农业生产在城镇化过程中是最不能忽视的部分。

由于我国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区位差异很大，发展的起点不同、进程有快慢、水平有高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在时空布局上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调整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力求构建平等协调的城乡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各地城镇化的发展时序可有所不同，但必须因地制宜、同时做好乡村发展规划。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中国的富强、富裕和美好同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直接联系起来，充分表明我国乡村与农业的重要性。

农业强，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农业总是乡村经济的实体。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要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在农业新技术、专业化、集约化与经营方式等方面充分发挥地区优势，获取经济效益。我国农业增长的动力不只是农业内部，应该也具有条件加大外部惠农力度，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为农业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及培训的机会，相应地为乡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农民富，应体现为城乡差距的缩小。规划中以富民作为第一导向，而政府将承担更大的改善农业农村发展条件的责任；随着高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与经营中逐渐普遍应用，互联网的作用凸显，许多地区将鼓励农民创业作为富民的根本途径已经取得实效^[15]；各项改革政策的落实特别在土地确权方面保护农民权益，盘活土地将是农民最大的财富。

农村美，建设美丽乡村不仅是广大农民的愿望，由于农业生产的功能已经扩展到多方面，特别是生态环境的价值，为城乡居民所认同，可以说也是全民的要求。目前要紧的是整治人居环境，加强垃圾、污水的处理，改善村庄卫生状况；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乡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面广量大的古镇古村落的保护、研究和应用对建设美丽家园、传承民族血脉、推动当地经济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让传统古镇古村落与新型城镇化合纳入可持续发展轨道。乡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时，我国的乡村将走向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