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我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开展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主动参与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开展了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与60多个国家、国际及地区组织签署了约150项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件。中国已签约或签署加入的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国际公约、议定书等有50多项，涉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臭氧层保护、危险化学品、海洋、土地退化等领域^[1]。中国参与、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向前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环境问题中的立场调整，国际环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中国也正在从国际生态环境舞台边缘走向中心，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4]。“十三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在全球环境事务中发挥了一定的引领作用，但距离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目标尚有差距，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能力和水平尚有较大不足^[5]。“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期，深度参与并开展国际环境合作与交流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大力推动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战略谋划，主动对接外交、安全、对外援助等国家战略规划，开新局、谋新篇、找新机，不断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的地位和作用，以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水平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战略。

落实领导人倡议，积极推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绿色之路分论坛，广邀共建国家和国际组织，同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共筑“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截至2020年5月，已有来自中外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40多家机构成为联盟的合作伙伴。推动落实《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不断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化发展水平^[6]。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加强与沿线国家环境官员、学者、青年的交流和合作，绿色“一带一路”正在为区域环境治理和绿色协调发展提供重要平台。

深化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柬埔寨、新加坡等“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双边环境合作。加强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持续举办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启动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发展伙伴关系，推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提质升级。发起成立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实施“绿色澜湄计划”旗舰项目，探索形成区域合作新模式^[7]。启动中国—柬埔寨环境合作中心筹备办公室^[8]，设立中非环境合作中心临时秘书处，拓展南南环境合作海外平台网络。推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环保合作，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期间成功通过《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成为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第一份有关生态环保合作的纲领性文件^[9]。此外，通过与联合国环境署（UNEP）、世界银行（IBRD）、亚洲开发银行（ADB）、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机构和多边机制开展合作交流，不断加强与多边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与交流。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FECO）先后获批成为亚洲地区首个全球环境基金（GEF）执行机构，以及绿色气候基金（GCF）执行机构，成为我国国际合作形式扩展和合作水平提升的重要体现。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规则构建，深度参与环境国际公约谈判，配合推动国内履约工作。“十三五”期间，积极参与各公约框架下缔约方大会及重要议题磋商，深度参与环境国际公约、核安全国际公约及与环境相关的国际贸易投资协定等谈判，引导谈判进程向我有利方向发展。积极推动达成《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全球三氯一氟甲烷（CFC-11）排放意外增长问题妥善解决^[10]，圆满完成《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的履约目标。成功获得202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举办权，发布大会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动《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审议通过新增三批共七种/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积极推动三公约协同增效。成功推动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荣获“2018年地球卫士奖”、浙江省获得2019年世界环境日主场活动承办权，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宣传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树立我负责任大国形象。

“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国家领导人外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合作成果多次被列入高访成果。在中韩国家领导人见证下，中韩环境部门主要负责人签署《中韩环境合作规划（2018—2022）》，正式成立中韩环境合作中心。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首次发表《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声明》，实施《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2015—2019）》 ^[11]。2018年，中法国家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启动“中法环境年”，两国环保部门签署环保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0），从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度对生态环保和气候变化合作提出要求。紧密配合重大双多边外交行动，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主线，以周边国家、非洲国家为重点，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境外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向有关国家环境部门、国际组织和机构等提供防疫物资和中国环保经验，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给予支持，为我负责任大国形象做出了积极贡献。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仍呈扩散态势，防控拐点及结束时间难以预测。疫情严重冲击全球卫生系统、经济系统，改变人们生产、生活和工作方式，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和外交，催化国际格局演变，也给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带来重大影响。疫情蔓延对各国经济发展前景构成严重威胁，使得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12]，进一步影响其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环境挑战方面的投入意愿，对全球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变革带来不确定性。疫情防控期间产生大量医疗废水废物，亟须投入大量技术和资源进行合理消纳处置。疫情迫使全球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停滞，带来短暂的污染减排效果，但“后疫情时代”各国如何决定重新刺激经济将对全球碳排放和环境污染产生重大影响，全球绿色复苏和绿色发展面临重大考验。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推行单边主义，轻视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制度，成为全球治理的最大变量。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领域造成冲击。美国在多个场合质疑我发展中国家地位，2020年2月，美国修订反补贴法下的“发展中国家名单”，否定中国在内的25个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进一步压缩了我国在生态环境国际合作领域维持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空间和时间。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全球环境问题上立场消极，不断推卸其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意图以“美式规则”来重塑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美国修改规则、打压对手的做法极大程度冲击了全球环境治理进程，给中美环境合作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小压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向中国和全世界发出了中国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感召，其中“引领者”的角色对生态环境国际合作提出更高要求。“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起步期和奠基期，是迈向高水平绿色发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关键期，也是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期。面对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生态环境国际合作的能力和水平仍有不足和短板，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体现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有待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话语权不足，宣传合作成果的水平不高；中国经济发展仍将继续对全球生态环境和资源消耗产生重大影响，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与日俱增，消耗臭氧层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汞排放等环境履约任务繁重^[13]。

面对深刻复杂变化中的世界外部形势，站在“十四五”新起点上，围绕解决国内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和美丽中国建设战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面临重大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期。应进一步明确战略定位，聚焦主要目标，统筹谋划实施重点任务，不断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的地位和作用，努力实现国内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

在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球共赢观、习近平外交思想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深入洞察国际格局变化和国内需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目标引领，按照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科学合理设定“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目标和重点任务，统筹谋划深入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方法和举措，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在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水平。

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环境公约履约等一系列重点工作，把握危中之机，深耕能力建设，制定更具雄心的战略规划，统筹谋划并精准把握重点工作方向，以全新思维和战略视角拓展环境国际合作，以更具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努力实现国内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有力服务保障国家政治外交大局。

一是顶层设计、底线思维。加强战略规划，瞄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做好近中远期的目标配置，加大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在“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的比重，分领域系统规划实施行动方案，完善国际环境合作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坚持底线思维和安全意识，谋划应对域外大国影响和国际环境治理格局变化的战略措施，注重识别跨界污染传输、核安全、公约履约等环境合作中的敏感领域，加强涉外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防范。

二是突出重点、统筹推进。以周边国家双边及区域环境合作为重点，以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丰富发展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内涵和领域，打造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区域环境合作的平台高地；坚决维护多边主义的立场，主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统筹推进与国际环境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促进树立我负责任大国环保形象。

三是精准对接、务实落地。摒弃“大水漫灌”，深入分析双多边环境合作中的痛点、难点，优化生态环境合作项目设计，分级分类细化参与环境合作机制对策举措，通过精准合作力图发挥建设性作用；加大实际投入，注重项目落地实施，确保合作方切实受益，通过务实合作提升引导环境合作的能力，积极塑造展现中国特色的环境合作影响力。

四是以我为主、以外促内。坚守发展中国家地位，注重对外合作成果的宣传引导，提升参与环境规则制定的能力和水平；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绿色发展，履行环境公约应尽义务，积极引领疫后绿色复苏，促进先进环保理念、关键环保技术的引进和集成创新，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强的支撑保障服务。

一是精细绘制“工笔画”，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作用，开展一批惠及民生的生态环保务实合作项目，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二是结合周边地缘政治变化形势，强化战略布局，进一步突出重点，开展重点战略和关键项目环境评估，提高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确保重点地区和重点项目生态环境安全。三是以绿色示范项目引领“一带一路”建设，推行企业投资项目分级分类管理，明确生态环境风险正负面清单，为金融机构提供绿色信贷指引，完善境外投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四是丰富发展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内涵和领域，倡导设立绿色“一带一路”疫情防控环保议题，交流分享医疗废水废物处理处置、医疗机构及设施环境监管、环境质量监测和风险防范等经验和做法；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协同推进绿色消费、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绿色技术交流应用，为共建国家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方案，共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是识别并高度重视环境合作中的敏感领域，做好国内污染物减排工作，积极防范跨界污染传输风险。高度关注疫情影响、核安全、环境与贸易等领域的风险防范。针对突发跨境环境事件，建立完善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的联络机制。二是不断拓展与东盟国家、上合组织、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国家的合作领域，分析找准双多边环境合作需求，按合作进程深入研究分析合作机制的痛点、堵点，针对区域环境合作平台的不同内容、形式和特点，细化参与举措，通过精准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不断拓展双边合作领域，加大实际投入，使合作方切实受益，通过务实合作提升引导合作的能力。三是以共谋生态文明为价值引领，提升参与环境规则制定的能力和水平，健全区域生态环境和社会安全保障制度规范，主动输出中国的法律法规和环境技术标准，加强双多边层面生态环境领域标准对接，引导制定区域环境治理规则和体系，积极展现中国特色的区域环境合作影响。

一是坚守发展中国家地位，在环境国际公约谈判中切实维护我应有利益，承担并履行好同发展中大国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扎实全面履行在《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理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等环境国际公约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积极落实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承诺，持续推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二是构建国际环境履约支撑平台，深化国际环境履约与国内环境质量改善的工作融合机制与协同效应，健全履约工作国内资金支撑机制。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为契机，倡导制定更具雄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推动构建国际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系。三是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坚决维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权威，深化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交流，维护国际环境合作秩序，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革新，积极引领疫后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推动中国理念融入“后疫情时代”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一是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主动对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为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推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等提供决策支持。二是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国际先进理念、管理经验等的交流与借鉴，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环保技术国际智汇平台建设，加强在大气、水、土壤、化学品环境与健康风险、海洋环境治理、核安全等领域国际先进技术引进和集成创新，积极主动服务“六稳”“六保”，为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更有效、紧密和深入的支撑服务。三是积极引导民间智库、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和企业层面的技术交流与产业合作，支持我国环保企业引进资金和技术，提高研发能力，做大做强环保产业，借助我国的对外援助和投资项目，为环保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

一是加强战略谋划引领，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的地位和水平，提高国际合作在“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的比重，制定实施“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规划和专项规划，健全完善国际环境合作的政策体系。二是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合作成果的宣传，研究对外传播规律和方式，注重运用国际通用话语体系，强化舆论宣传引导，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积极传播全球生态文明理念，共同打造人类绿色命运共同体。三是加大全球环境问题领域科技支撑，加强与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化学品风险管控、臭氧层保护等关键技术，提高各领域履约应对技术的创新和引进。四是加强国际合作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打造多元化的、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的生态环保国际合作铁军，完善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储备和输送机制，为全面夺取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定性胜利、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负责任的生态环保大国形象做出积极贡献。

“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以绿色“一带一路”为引领大力推动区域绿色协调发展，以双多边区域环境合作为重点强化合作机制和机构建设，以环境国际公约履约为抓手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治理，以支撑保障高层活动为目标提升国际环境合作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取得积极进展。“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环境问题中的立场调整，国际环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本文建议，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战略定位，聚焦主要目标，统筹谋划实施五大重点举措：即打造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区域环境合作的平台高地；更具建设性地加强我与周边国家双边及多边环境合作；坚决维护多边主义的立场主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助力擦亮绿色底色全力支撑服务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能力建设形成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大格局。努力实现国内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在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