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已成为政府和企业关注的焦点。所谓环境管理，就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监督等手段，为达到预期的环境目标而进行的一项综合活动。包括环境计划的管理、环境质量的管理和环境技术的管理等。在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时代，传统的环境管理战略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学者们提出在新形势下必须进行环境管理的转型。传统的环境管理是通过对生产现场污染物进行管理，以符合环境法规的被动的、功能性的、事后的处理方式；而新时期的环境管理指的是超越单纯的符合法规，通过对环境的可持续性有所贡献的、主动的、战略性的、事前出击的方式。这种转型是环境管理思维、策略和方式的转变。

根据Hass（1996）、Schaefer 和Harvey（1998）的研究发现，环境管理模型分为两种：一是阶段性模型；二是类型性模型^{[1, 2]}。以滞后模型为参考的阶段模型，将环境问题纳入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管理策略中。基于阶段模型策略有三个先决条件：第一，企业选择一个给定的环境战略和环境的位置；第二，环境管理分为几个发展阶段，从对环境问题漠不关心到强烈的责任感和积极的措施；第三，企业制定有用的评价标准来衡量环境管理的效果。Hunt 和Auster（1990）根据企业的发展程度，将环境战略分为不同的阶段，分别是“初学者”、“消防队员”、“关心的公民”、“实用主义者”和“先发制人的行动派”^[3]。Hunt 和Auster 的模型的优点是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并且各阶段之间可以不断进行比较。Jeong-ho Park 和Yoon-gih Ahn （2012）基于Hunt 和Auster 的模型，在韩国选择了与环境相关度较高的99 家建筑企业，综合分析了其环境管理战略^[4]。研究发现，尽管环境保护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当地企业的环境管理战略实施仍处在起步阶段，并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在环境管理战略的制定上更加杰出。

“类型学模型”可以让企业在特定的时间点安排和分类环境管理战略。“类型学模型”基于两个前提：一是企业可以通过评价标准来衡量；二是企业可以根据各轴的定义进行分类。Steger（1993）使用了2×2 矩阵将企业的环境战略类型进行分类^[5]。水平轴表示企业环境风险，垂直轴表示通过环境保护带来的市场机会。每个轴额定从低到高，从而得出四个战略类型：“冷淡型”、“防守型”、“进攻型”和“创新型”。Lee 等（2005）指出，“类型学模型”比较了不同环境策略的特点，从理论上提出了所选企业的环境管理的实际类型，并识别了公司正在实施的环境战略水平^[6]。该模型的理论性很强，实际操作非常困难，因此它可以作为企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来选择某些类型的环境管理策略进行指导。

Sven Erik（2012）研究了一种新的综合生态- 环境管理方法，相比于传统的环境管理办法，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加入了生态原则^[7]。这种环境管理方法由如下七个步骤构成：①界定问题；②确定生态系统包含的范围；③量化确定问题的原因和来源；④为原因和来源之间的关系做出诊断；⑤确定需要实施解决问题的工具；⑥采取适当的措施或行动；⑦进行恢复过程。上述这七个步骤和这些相对较新的生态学科构成了新的综合和全面的生态- 环境管理方法。

Bollen 等（2009）提出了一个综合成本效益分析，结合本地的空气污染和全球气候变化，提出能够同时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8]。Williams（2007）认为使用综合成本效益分析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协同作用使气候政策和环境质量相协调^[9]。Chae（2010）针对汉城市区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提出确定成本效益的综合策略来解决当地的空气质量问题和温室气体减排问题^[10]。Chae 和Park（2011）分析了综合环境战略的成本和效益，并比较了目前的空气质量改善计划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11]。在研究中，他们试图将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控制政策进行量化，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的分配将允许更多的目标和一致的政策评估，根据政策评估，可以改善或减轻社会整体福利。

Zhang 和Huang（2013）以城市固体废弃物排放量（MSW）处理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个动态随机多目标综合规划（DSPMP）模型，开发了支持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和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体系^[12]。在DSPMP 模型中，通过模糊可能规划和机会约束规划整合现有的废物管理方法，建立了一般综合多目标线性规划（MOP）框架，使各种不确定性表现为模糊的可能性分布和概率分布，有效地促进了DSPMP 模型的提高。

根据Curkovic 等（2000）的概念研究和案例研究发现，在可持续的实践中进行质量管理能够带来明显的效益，并且一个运行良好的质量管理体系是环境管理成功的先决条件^[13]。但研究的同时，学者们忽视了环境管理与质量管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整个组织带来的正面效应。为了弥补这一缺陷，McGuire 和 Dilts（2008）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将环境管理和质量管理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随着相关利益者需求的不断变化，环境管理与质量管理看似重合，但两者结合产生了补偿效应^[14]。根据动态组织理论，两者结合可以为组织带来额外的效益，也就是说，环境管理和质量管理的结合会在组织内形成一种竞争的氛围，从而使组织达到更高的环境标准。Wiengarten 和Pagell（2012）研究了质量管理在环境管理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良好的质量管理体系是一个成功的环境管理体系的前提^[15]。他们利用1142 份样本，考察了质量管理在环境管理绩效中所发挥的作用，并评价了环境管理在推动组织执行方面的作用，为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大量依据。

Ana Beatriz Lopes de Sousa Jabbour 等（2014）研究了质量管理、环境管理成熟度、绿色供应链管理和绿色表现之间的关系，选用了巴西95 家具有ISO14001 认证的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质量管理是衡量环境管理成熟度的重要指标，环境成熟度会影响公司所采取的绿色供应链策略，特别是绿色购买方面，而绿色供应链管理则会影响公司的绿色表现^[16]。

外向型环境管理（E-EM）正日益被视为能同时改善环境、运行和企业绩效的一种管理工具。了解外向型环境管理的影响因素能够帮助管理者制定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当前外向型环境管理的研究主要有Testa 和 Iraldo（2010）提出的供应商环境绩效评估，DeGiovanni 和 Esposito Vinzi（2012）提出的联合环境规划、供应链合作伙伴共同合作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和制定责任的共同承担^{[17, 18]}。Grekova 选取荷兰255 家食品企业和96 家饮料企业2002—2010 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经过实证分析得出：在食品和饮料行业，内部环境管理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外向型环境管理战略，同时来自合作伙伴的规范和文化认知的压力以及长远的公共- 私人环境盟约显著影响着外向型环境管理的实施。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外向型环境管理对企业节约成本、提高利润和市场份额的贡献。

在外向型环境管理的研究中，跨国公司是一个研究的热点。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企业如何寻找更宽松的环境法规^[19]。最近的文献表明，跨国公司可能还会发现刺激生产的环境标准，此种环境标准往往超出了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性环保措施^{[20, 21]}。因此，如何实现跨国公司的环境管理成为研究的重点。King和 Shaver（2001）的研究表明将环境管理行为转移到其他不同的国家通常会导致较高的适应成本（适应特定环境规制的“链接”投资）^[22]。Bansal（2005）表明，自愿采用一个先进的环境标准可以加强跨国公司的透明度、信誉和合法性，并改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23]。

赵细康（2013）指出我国环境管理目前存在两大问题：其一，环境管理如何协调收入水平继续提升和发展约束逼近极限的矛盾；其二，环境管理如何协调公众环境需求快速增加与政府环境服务短缺固化的矛盾。因此，他提出发展约束和公众环保觉醒将构成推动政府环境管理转型的两大外生动力^[24]。关于如何进行环境管理战略转型，我国学者从法制、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科技人才创新及具体实践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代杰（2014）认为，法治具有稳定性、权威性和民主性，对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有突出优势^[25]。他在法治的角度提出了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的建议。李庆瑞（2013）阐述了运用法治思维推进环境管理转型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法治是环境管理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环境管理转型的有力保障；他还提出了推进环境管理转型的基本思路和方法途径，主张通过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各环节的规范协调来实现法制环境保护下的环境管理战略转型^[26]。

关阳（2013）从中国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入手，分析了中国环境管理的现状及问题，从地方政府与环境保护部门、各层级环境保护部门间以及社会公众与环境保护部门间的关系入手，提出了环境管理战略转型对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诉求，并从体制优化的角度阐述了推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的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27]。张世秋（2005）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对环境管理提出的需求出发，论述了环境管理制度从部门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的必要性，分析了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的内在矛盾，进而依据环境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稀缺性和竞争性特征，提出环境管理制度向公共管理转型具有内在驱动力和必然性，认为产权缺失是环境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根本原因，有效环境权益结构的构建是实现环境资源公共管理的基础^[28]。

赵英民（2013）认为科技是环境管理转型的外在力量支撑，环境保护意识、管理思路与污染治理水平的跨越发展，都离不开重大理论创新和技术革新的引领与支撑，加快环境管理战略转型必须坚持科技先行^[29]。张芳（2013）深入剖析了加快实现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的必要性，并就如何以科技创新助推环境管理战略转型进行了多方面阐述^[30]。温源远（2013）等从环保科技人才积累的角度，指出我国目前正进入科技人力资源的红利期，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大、增速快、密度高、年龄低、成本低，是未来进行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的创新动力^[31]。

姜晓亭（2012）阐述了“十二五”时期，四川省污染防治坚持出重拳、用重典，突出抓好水、空气和土壤三大环境要素，着力加强重金属、危险废物和化学品三类污染物风险防控，推动环境管理由“以污染控制为目标导向”向“以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导向”的战略转型^[32]。俞博（2014）研究了浙江省中小企业的环境管理驱动因素，围绕外部和内部利益相关者等因素进行分析，建立回归方程，进行问卷访问，获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从而发现影响浙江省中小企业环境管理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政府的监管和环境法规^[33]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看出，国内外学术界对于环境管理战略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取得了许多有创建的成果。国外学者主要注重环境管理理论研究，如环境管理的模型研究和不同环境管理战略的研究。国外学者在研究不同环境管理战略时，研究对象多为微观层面的企业组织。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在宏观层面，即从国家的角度来探讨环境管理战略如何完成转型，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现有的研究是环境管理战略相关理论发展和实践推行的重要基础，在环境管理战略研究领域，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一，此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国家）和微观（企业）层面，而对中观（区域）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对于一个国家来讲，环境管理战略的转型不仅需要宏观层面的统筹、微观方面的变革，也需要从中观层面来推进，所以中观层面的环境管理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关于公民环保意识层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环境管理战略的转型不仅需要法律的支撑、经济手段的配置，也需要公民环保意识的觉醒，从管理战略上来讲，这对于形成有创新能力的环保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与此同时，环境管理战略转型在实践中将不断产生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为学术界的研究方向提供指引。虽然无法判断将有何种问题产生，但可以肯定的是，环境管理战略转型作为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将在未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将继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