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中国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的提出，不仅有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所有沿线国家的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更为国内企业开辟了一条“走出去”的最佳路径。

“一带一路”战略连接着两个重要的经济区域，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另一端是极具活力的东亚经济圈，由此，能带动中亚、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的蓬勃发展，并辐射到非洲东部。“一带一路”战略的沿线国家高达60 多个。在经济结构中，农业和工业增加值比重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则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较低。在“ 走出去”战略的不断鼓励下，中国企业积极地在世界各地采购木材、矿产、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1]，导致寻求性投资比重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使中国企业的经济活动常常饱受“环境威胁论的指责”^[2]。此外，采矿、建筑、木材和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实施会对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国家造成严重破坏。在为东道国环境带来风险的同时，间接产生的是中国企业在该国家的投资遭到政府反对，很难继续进行投资^[3]，从而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可见，“一带一路”战略在为中国企业实现“走出去”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环境风险。因此，及时识别风险，认清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是我国在实现“一带一路”长远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生态环境因素方面，该地区是人类活动强烈区，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土面积不到世界总面积的40%，人口却占世界总人口的70% 以上，是人类活动比较集中和强烈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超出了生态承载力的80% 以上。以水资源为例，这些地区境内年水资源量只有世界的35.7%，但水资源年开采量占世界的66.5%，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压力较大。在资源环境方面，该地区在是自然资源集中生产区的同时，也是自然资源集中消费区。这些地区总体上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互补性较强。以能源消费为例，这些地区向世界提供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以及发电量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57.9%、 54.2%、70.5% 和47.9%，这些地区也消费了占世界总量50.8% 的一次能源（其中，所消耗的原油、天然气、煤炭、水电在总的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分别为41.1%、47.1%、72.2%、40.1%）^[4]。

总之，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资源消费水平较高、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现状已成为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这也成为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的障碍，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因此，从资源限制因素及生态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并根据风险状况对中国企业投资产业提出政策性建议，对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中国企业在实现“走出去”的过程中，在不破坏东道国生态环境现状及资源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与投资将带来双赢，反之，则可能遭受国际社会的舆论和指责。

本研究从上述的60 多个沿线国家中选取了目前合作意向较为明确的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荷兰和意大利等12 国以及位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和希腊等7 国，共计19 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针对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中可能遭遇的环境风险及投资机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在对研究国家环境现状进行了解的基础上，根据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及资源环境因素对中国企业投资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构建了评价“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所选取的19 个国家，基于选取的 12 项环境影响因素指标，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可能遭遇的环境风险进行了分析。然而，资源的短缺可能会给投资企业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丰富的资源为企业投资带来的则是投资的机遇；因此，本研究从生态及资源环境方面对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选取。

选取的指标要能从资源及生态环境限制等方面，客观并准确地反映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环境风险。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可能遭遇的环境风险的指标较多，基于世界银行对社会及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统计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生态环境因素、资源限制因素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依科学性、代表性、系统性、可量化、可操作性等原则选取了12 项指标作为评价企业对外投资环境风险影响因素（表1）。

表1()

表1 环境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表1 环境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为了消除不同指标要素数据单位和量纲的不同以及指标正负相关性对最终结果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影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鉴于本研究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中数据量一般较大，选用差值法对环境风险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得出各国的综合风险指数分布情况（图1），并根据上述内容总结出以下结论。

图1()

图1 “ 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环境风险指数分布现状 注：各国家颜色深浅表示环境风险大小，颜色越深表示环境风险越大。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往的投资合作主要涉及交通运输、港口、桥梁、通讯、水利及城市供排水、供气、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5]，这为中国企业通过“一带一路”这一战略进一步发展对外投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继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利用以及高新技术领域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与欧洲、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乃至东非国家合作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沿线各国生态环境现状及资源环境存在显著的差异，投资者必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6]，首先针对投资国环境条件及其对企业以及东道国带来的影响进行详尽的分析评价，然后再确定投资项目及投资规模。

根据上文中对沿线国家环境风险指数的分析及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关系的分析，总结出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环境风险及相应机遇：

（1）荷兰、德国、意大利、白俄罗斯等国家的高新技术领域投资先行。这些欧洲发达国家生态环境及资源现状带来的风险较大。环境风险指数在所研究国家中处于前列。这些国家自然资源较为匮乏，德国、意大利、白俄罗斯等国家一半以上的初级能源依赖进口，荷兰也有近20% 的初级能源依靠进口。此外，受保护区域面积及受胁物种数量普遍较大，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潜力普遍较小，因此在能源及资源开发合作方面不具有优势。得益于高科技、高劳动力素质以及政府及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这些国家高科技产业及技术创新产业可谓是“一带一路”战略中外合作投资的重点。其中，德国产业竞争力强大，对外投资实力雄厚，汽车、机械设备、电子电气、化工及制药、航空航天、食品等行业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荷兰拥有卓越的基础建设、先进的物流管理经验、专业的技术知识等；意大利更是传统工业强国，在高端制造、节能环保、现代农业、文物保护、中小企业发展和可持续城镇化建设等领域具有良好基础和广阔前景；白俄罗斯更是前苏联工业基地之一，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机械制造业、冶金加工业、机床、化工、电子、激光技术（光学仪器）、加工业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因此，中国企业特别适合在德国、意大利、荷兰、白俄罗斯等国家投资高科技及加工产业。

（2）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以及印度尼西亚的矿产资源开发及交通网络建设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位于亚欧大陆的要冲，受保护区域面积及受胁物种数量普遍较小，在所研究国家中的环境风险指数也相对较小，投资过程中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带来负面影响极小。印度尼西亚环境风险在所研究国家中也相对较小，因此这些国家具有广泛合作前景。这些国家有丰富的水电资源^[7] 以及煤炭、铁、金、铜、铝等正是我国短缺的资源，尤其是南疆喀什地区所短缺的矿产资源^[8]。但由于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东亚和欧洲存在差距。深处亚欧大陆腹地的中亚没有出海口，这限制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与中亚国家道路交通领域的投资合作将中亚受限于交通不便的地缘劣势转变为优势，为拓展中亚各国与外界的联系，扩大国际合作带来可能。此外，哈萨克斯坦有非常丰富的能源资源。据中国国土资源部预测^[9]，至2020 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0%。得益于中哈地缘上的接近，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能源行业中的投资将为中国缓解能源缺口起到重要作用。印度尼西亚的矿产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和锡的储量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印度尼西亚将会是东南亚区域的关键一环^[10]。印度尼西亚因其拥有众多的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铁、锡、铜、铝等），所以是中国矿产资源来源地的重要选择之一。然而印度尼西亚的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水坝、机场、桥梁等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目前正是需要吸引外资的领域，同样具有很大的投资合作潜力。

（3）斯里兰卡、印度、肯尼亚、土耳其、希腊、马来西亚、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前景广阔。斯里兰卡、印度、肯尼亚、土耳其、希腊、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在所研究国家中的环境风险指数位居前列。这些国家能源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现状相对较差。中国与这些国家以往的投资合作主要集中于工业制造业、旅游以及服务业。根据对这些国家环境现状的分析可知，这些国家尚存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问题。要推广斯里兰卡、印度、肯尼亚国家的优势产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实现产业转移，需要有较完善的交通网路，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土耳其急需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希腊在港口、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具有很大潜力；马来西亚在进一步完善港口、海关等各领域建设中具有需求；越南位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无论是作为转运港口，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地还是承接中国产业转移，都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值得一提的是，巴基斯坦成功拿下了自2014 年“丝路基金”注册成立后投资的“第一单”，这同样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合作先行先试取得“早期收获”的一个重要成果^[11]。然而，巴基斯坦经济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能源短缺，因此会优先发展能源产业，包括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等，以及火力、热力、太阳能、风力和大中小型水力发电站等电力项目。南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中国新疆两地间铁路建设也迫在眉睫。以上这些国家所缺少的，也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由于中国国土广袤，因此在基建中会面临各种复杂的自然条件，从而开发了相对应的技术手段，再加之具有丰富的经验，不失为很多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终点合作对象^[12]。中国企业投资建成了斯里兰卡近90 年来最新的第一条铁路，印度和肯尼亚政府的基础设施也寄希望中国等外国投资的参与；中国与土耳其、希腊、马来西亚、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家也有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因此，中国在斯里兰卡、印度、肯尼亚、土耳其、希腊、马来西亚、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家道路、铁路、机场等交通建设以及电网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具有一定的基础和广阔前景。

（4）俄罗斯、伊朗的能源开发为上，基础设施建设为关键。由以上分析可知，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环境风险较小。在生态环境因素方面，俄罗斯地广人稀，具有较小的人口密度和自然资源租金等，虽然有高达219 种受胁物种，物种多样性受胁的程度较严重，但是其受极端气候影响的程度较低、GEF 生物多样性效益指数在所研究对象中较大，环境质量较高。此外，俄罗斯^[13] 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是个名副其实的能源大国。石油探明储量占世界第二位，各种金属矿藏均占世界前列。伊朗淡水资源含量较少，其余方面环境质量较高。在能源方面，伊朗石油和天然气已探明储量约占世界的九分之一和六分之一，分列世界第三位、第二位。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均居世界第四位。石油开采业也成为推动伊朗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两者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初级能源供出口。中俄以及中伊在能源行业的合作具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因此能源领域将是“一带一路”战略合作的中心。然而，俄罗斯当前处于发展的岔路口，单靠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行业的合作投资发展模式已不符合现实要求，俄罗斯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14]。俄罗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是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得益于中俄地理位置毗邻，两国在扩大基础设施的合作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伊朗与其他邻近国家铁路的连通，除了可直接带动与铁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之外，还可以缓解目前伊朗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此外，伊朗港口扩建工程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扩大伊朗港口在东西方海运贸易中的影响力。因此，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与俄罗斯和伊朗合作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及发展潜力。

本研究通过对相应指标体系的建立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综合环境风险指数进行评估，得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环境风险分布现状，并分析了每一项环境影响因素对综合环境风险指数的影响情况。“一带一路”战略沿线涉及国家数量高达60 多个，而本研究只选取了部分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国家及相应指标体系的选取标准，为“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地开展以及中国企业顺利“走出去”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参考。

本研究为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环境风险和机遇研究提供了实践依据，但国别间的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情况、环境本底等存在差异。“一带一路”战略虽为区域内资源整合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平台，但相关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仍不可或缺。

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环境保护工作，建设“绿色丝绸之路”。2015 年7 月，“ 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工作会上提出的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大经济走廊，目前重点关注区域已经明确。首先，要根据国家政策走向尽早预警走廊建设可能面临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提出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绿色发展的措施；其次，弄清各国的环境和社会环境管理制度和要求；第三，推动对外投资国家间的交流，优化国别间投资机构的环境和社会管理程序建设；最后，中国推行切实可行的技术，优化“一带一路”产业带，加强绿色节能产品、技术、设备的输出。发挥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的投资导向作用，出台相关行业准入政策，严控污染排放，强化相关的质量标准，提升“走出去”产品的环保性，增强生态文化和理念输出。通过技术提升，为沿线发展国家的二三产业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造血，提升国别间投资合作潜力。

“一带一路”的环境问题具有历史性和现实问题并存的特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本底差，工业以粗放式为主，加之前苏联发展时期的无节制工业化扩张问题，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问题源于海岸线周边的大多国家，环境意识较低，对海洋资源的无限掠夺。当今，全球经济处于复苏期，获取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是各个国家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紧迫任务，但经济的发展又会受制于环境的约束。因此，我国的对外合作和投资也要符合当地国家的环评标准和要求，在合作中注重生态安全和清洁能源的开发^[15]。首先，要解决环境问题的复合型，要建设包括环境史、环境管理、环境经济、环境毒理、环境生态等多方向的环境智库；其次，要解决环境历史和现实问题，要加强多国家合作，建立专家团队，从国际间跨界污染物转移、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气候变化等多角度入手，解决区域间的复合型环境问题，借鉴“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经验，扭转印度、肯尼亚、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为当地企业和项目在节能减排、绿色化发展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

对于本国来说，在科研立项方面，应加强对“一带一路”开展创新型研究，重视对国家有用的技术的转化，参与大型国际科研项目，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引进技术人才。同时，开展“一带一路”区域的环境培训与研讨，借助IAIA、亚洲发展银行、UNEP、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合作，为政策制定、项目规划等提供依据。“一带一路”建设可借助相关机构平台，建立涉及“一带一路”国内沿线的全方位评估体系，推进评估体系的实用性。扩展评估培训，将相关的投资行为和环境结合，提升评估的专业性和可操作性，建立出版物、网络、会议为一体的信息共享系统。特别要构建环境利益共享机制，建立统一的环境协调机构，协调沿线国家发展和保护问题。通过对“一带一路”的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和健康影响评估，可以建立良好的决策过程以促进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依靠自然资源优势，经济依赖原料出口，易受国际市场牵连。专家团队还应结合其环境和社会规划，预测未来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走向，积极生产和发展可替代能源的生产，建立起全面满足市场且符合生态新标准的产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国家间政治矛盾突出、国内形势不稳，环境问题和政治、社会问题总是相伴而生，包括征地和移民、自然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海外投资给当地带来的环境和社会矛盾，以及环境和社会责任承担与管控等问题。环境与社会问题具有复杂性。这些国家吸引的优势在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宏观经济和政局稳定，而劣势在于加工业缺乏技术人才，基础设施薄弱，国企强而民企弱，资源利用率不高而能耗大，经济协调体系不发达。据本文研究，斯里兰卡、印度、肯尼亚、希腊、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具有较为广阔的建设空间。中国要根据经济和预算增长情况，为其基础设施投资确定保障标准。同时还要解决“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完善就业政策和劳动报酬政策，完善卫生体系建设，解决民族宗教与文化传统冲突问题，承担社会宗教责任等。

国际间的交流发展方面，目前缺少统一完善的外商投资的法律规定、进出口管制、资源国有化、法律援助、贸易争端解决的法律法案。社会劳动力教育水平差，应在加强基建、建筑、金融、通信行业等建设的同时，为劳工人员培训教育等提供机会，优化企业管理方式、加强不同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和谐感，减小排外和工人动乱的可能性。中国企业还要增加对沿线国家经济投入力度，加大政策性资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赢得当地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