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和加强环境管理，均是党中央、国务院文件安排的近期任务。处理好简政放权与加 强管理的关系，考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智慧。处理不好，不仅达不到简政放权“大道理”的要求， 还会丧失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机遇。

从延安时期采纳“精兵简政”的建议，到国务院印发《2015 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 府职能工作方案》，均是我党从实际出发做出的抉择。李克强总理指出，“长期以来，政府对微 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管得过死，重审批轻监管，不仅抑制经济发展活力，也容易滋生腐败”。 名目繁多、无处不在的审批“当关”、证明“围城”、公章“旅行”、公文“长征”，浪费人力 和物力，贻误市场机遇；削弱社会公平公正，挤压创业创新空间；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 挫伤人心民意。针对饱受诟病的“看得见的手”，简政放权是“大道理”。

在我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协同推进的“放、管、服”三管齐下程中，一些地方 和行业的审批事项只换了个“马甲”，从明的变成了暗的、从上面转到了下面、从政府转到了与 政府有关的中介，审批中的各种“要件”、程序、环节等还是关卡林立。因此，李克强总理指出， 简政放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大事。“只有把该放的权放掉、把不该管的事 交出去，集中力量把政府该管的事管好、该服务的服务到位，才能更好地遂民意、促发展、利和谐”。 虽然李克强总理提到的审批等问题在环境保护领域或多或少存在，即环境保护系统也需要简 政放权，但不能以此推卸环境管理责任；有些“权”不仅不能放，还应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收入水 平翻了一番，但也付出了过重的环境污染代价，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党政领导干部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试点方案等文件相继出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 果的人，必须追究责任，而且要终身追究。党政同责彰显了生态环境权责一致原则，可以有效地 约束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策行为；终身问责制突出了领导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试问，在 终身追责成为“长了牙齿的老虎”后，哪个领导干部还敢牺牲环境换政绩，还能有恃无恐践踏环境？

简政放权和加强环境管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必须统筹兼顾。虽然环境保护是政府部 门的职能，仍要分清环境管理、环境事业和环境市场的边界；不划清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 的边界，政府部门难免越位、错位和缺位。

环境保护是“市场失灵”领域，应发挥政府管理和调控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制定环境保护规划、 政策、法规和标准等，对涉及生态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事项审批中，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理顺关系、 优化流程、从严监管，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管体系，建立责任追溯制度，加大执法力度， 提高违法者的成本，实现天蓝地绿水清的环境目标。

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明，是一般常识。环境数据监测、统计、评价是一个链条上的不同环 节，均具公益性特点。规矩应该由政府定，工作既可以由专业机构承担，也可以由事业单位来做。 数据统计、环境影响评价等，均是如此。执法机构必须是行政性质，否则“警察和小偷”会结成“利 益共同体”，难以保证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环境保护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本质是调整利益关系，提高污染治理效率。社会团体和非政府 组织（NGO）承担环境保护的公益性事务，企业自己或委托第三方进行污染治理。生态环境好是 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企业减排、公众参与和共同行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由政府管出来的。 如果没有好的制度，没有人的行为文明，好的环境也会遭到破坏；我国某一时期植被遭砍伐以及 改革开放前“越穷越砍”的恶性循环就是佐证。

不能将环境保护管理的一切权利均下放到基层，政策、法规、标准及执法等，至少应当由上 一级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承担；且要考虑基层能否接得住、管得了，否则难以避免“无人问事、集 体不作为”的局面。对跨区域的环境保护，中央政府应起到制定规划和政策、协调和治理监督等 方面的责任。《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地方政府对当地环境负有保护责任。地方的环境保护，需因 地制宜，重点是“执行力”。应当根据需要设定环境保护局及其职能，明确必要的人员编制，增 加公共财政投入；执法人员费用支出不能来自“排污费”，如果人员偏多则应按国务院清查“吃 空晌”部署进行精简，以提高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