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碳市场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抓手之一，为我国温室气体减排、低碳技术发展和能源结构优化作出重要贡献，但我国碳市场发展仍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一方面，全国碳市场调控范围较窄，即使将八大行业全部纳入，也仅能覆盖大约60% 的碳排放量^[1]，且调控对象主要是排放量较大的企业。另一方面，交易价格和总额远低预期、交易市场不活跃、缺乏市场流动性等，影响了其减排效果发挥。在此背景下，如何统筹财政、税收、金融等领域的减排政策，是否引入碳税作为扩大碳减排调控力度的政策工具，是学术界和政策层面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尽管现有文献围绕着碳税和碳市场展开了较多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从理论层面看，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对比碳税和碳市场的差异来论述引入碳税的必要性，忽略了政策背景和时代价值，使碳税政策从理论付诸实施缺乏有力的依据支撑。从实践层面看，鲜有文献研究我国是否已为碳税的引入提供税收空间，对碳税和碳市场协同的实现路径讨论不足，关于如何发挥碳税和碳市场政策合力的核心问题研究尚存空白。

基于我国的碳减排需求和碳市场建设，本文对现有碳税和碳市场协同方面的文献进行整理和述评。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系统性思维，从减排政策协同性的角度分析引入碳税的必要性，为我国碳减排政策的顶层设计提供理论思路。二是概述碳税和碳市场协同政策实施效应的量化研究，为我国引入碳税作为进一步扩大碳减排调控力度的政策提供实证证据。三是分析现有碳税和碳市场协同的实现路径研究，为我国拓展减排途径、机制和政策方案提供启示。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介绍碳税与碳市场协同配合的理论研究；第三部分分析协同机制的实施效应；第四部分探讨碳税与碳市场协同机制的实现路径；最后对现有文献进行总体评述与展望。

1 碳税与碳市场协同配合的理论研究 1.1 碳税与碳市场研究的历史沿革

为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定价的基本思想可追溯至庇古税理论^[2]，通过对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排放的负外部性征税，可以避免或减少它们对社会的不利影响。Coase^[3]将环境污染视作不完全产权的问题，Tietenberg^[4]基于此提出排放交易可用于限制均匀分散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碳）的排放。20世纪90年代，北欧部分国家开征碳税，2005年欧盟碳交易市场启动试运行阶段，自此国内外关于碳税和碳市场的学术研究迅速增加。我国学界对碳税和碳市场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探索阶段，主要是采用案例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定性分析方法，对发达国家的碳税和碳市场实践进行系统性介绍，提出可供参考的经验借鉴，如徐华清^[5]和计金标^[6]较早地整理和概述了发达国家能源税和生态税的变化趋势和主要特征，章升东^[7]和冯巍^[8]从清洁发展机制（CDM）的角度介绍了国际碳市场的现状，并对欧盟碳交易市场进行政策分析和前景展望。

第二个阶段是启发阶段，主要是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法的研究方法，探究碳税和碳市场在我国的必要性、适用性和实施路径。一方面，从碳税的角度来看，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探讨碳税在我国的经济和环境效应，如王金南^[9]基于CGE模型模拟了中国开征碳税的基本情形，验证了碳税对节约能源和抑制碳排放的作用。姚昕^[10]综合DICE模型和CGE模型研究发现按最优税率征收碳税，不仅有效缓解经济负效应，而且对于减少碳排放和降低单位GDP能耗都有显著帮助，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目标的实现。此外，蔡德发^[11]从税率设计、纳税环节、收入循环等方面探讨我国碳税实施路径设计方案。另一方面，从碳市场的角度来看，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从实施动机、战略定位、供需关系等角度分析我国引入碳市场的必要性^{[12, 13]}。

第三个阶段是实践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基于现实情况讨论我国碳减排政策，基于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八省份开展地方碳交易试点这一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断点回归等分析方法，评估碳市场在我国的减排和经济效益^{[14, 15]}。同时，在现行减排目标下，分析碳市场的局限性，提出碳税和碳市场协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利用CGE模型等方法初步验证了实行碳税和碳市场混合政策的减排效果^{[16, 17]}。此外，基于国际碳减排新形势，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碳减排政策发展趋势^[18]，提出我国碳减排政策和国际接轨的政策建议^[19]。

1.2 碳税与碳市场协同配合的必要性论证

碳税和碳市场是政府借助价格协调机制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有效手段^[20]，但是单独使用碳税或碳市场的减排政策易产生“水床效应”，会导致未覆盖的行业碳排放量提高^[21]，造成行业间“碳泄漏”的现象，不仅阻碍了碳减排政策的减排效果发挥，还影响了公平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碳税和碳市场的经济负效应。究其原因，是碳税和碳市场在作用机理、实施成本、实施阻力和减排效果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单一碳税无法约束排放水平，单一碳市场政策无法提供稳定的碳价格信号，削弱了对碳排放的调控作用。碳税和碳市场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相反，如果将碳税和碳市场这两种工具应用于同一活动，合理协调，优势互补，将会对二氧化碳减排产生极大的政策合力，有效发挥价格工具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这点从相关文献中可见一斑，现有文献对比了碳税和碳市场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指出混合政策比单一政策更能抑制价格波动性和解决减排不确定性。

1.2.1 碳税与碳市场的对比分析

碳税和碳市场之间既存在共性，又存在差异，这为二者的协调配合提供理论基础。从相同点来看，碳税和碳市场通过为二氧化碳排放定价，迫使企业承担排放成本，引导企业改变生产方式，从源头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碳税和碳市场通过提高碳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影响着消费者的行为选择，鼓励消费模式向绿色低碳型产品转变，这也影响了高碳产品的产出，进而减少排放。Goulder和Schein^[22]提出碳税和碳市场的两个相同点：一是当碳税的税率等于碳市场价格时，碳税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与碳市场的情况相同，具有相同的减排激励；二是碳市场产生的拍卖收入和碳税收入一样，有效增加政府收入，带来财政激励效应。

从不同点来看，碳税和碳市场各有优势，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研究者通常从作用机理、实施成本、实施阻力和减排效果等方面对比碳税和碳市场的差异：

一是碳税和碳市场的作用机理不同。碳税是以价格为导向的政策工具，政府通过税率决定碳价格，市场决定碳排放量。碳市场是以数量为导向的政策工具，政府决定排放量，市场决定价格^[21]。碳税将减排的边际成本固定在特定的税收水平，可能产生减排水平和减排结果不确定性。碳市场有效限制了排放总量，但数量限制会导致碳价格的剧烈波动，产生价格的不稳定性^[23]。

二是碳税和碳市场的实施成本不同，且存在阶段性差异。征收碳税只是在现有税收体系中新增一个税目或税种，额外成本相对较低，在推行上也更简便易行。同时政府可以将碳税收入用于公共目的，Bovenberg和Goulder^[24]认为将碳税收入用来削减扭曲的税率，有利于降低总体政策的净社会成本。碳市场运行成本较高，不仅建立初期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监管平台、交易体系等，运行过程还需持续监测、评估和协调。因此，从运行初期投入来看，碳税的实施成本低于碳市场。但运行中后期，碳市场可以通过灵活性的政策设计，提高企业在减排时间和地点上的自主性，进而促进企业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减排。

三是征收碳税面临的阻力大于推行碳市场的阻力。碳税在短期内会明显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企业通过税负转嫁，将排放成本最终转移至普通消费者，可能影响公众的利益。汪曾涛^[25]论证了碳税存在累退性，可能导致低收入群体税负增加。碳税比碳市场实施的社会阻力大，美国华盛顿州就曾否决了碳税提案。而碳市场机制不仅赋予企业灵活性，还在实施初期免费发放碳配额，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影响较小，所面临的实施阻力也相对较小。

四是碳市场的减排效果显著，碳税的减排效果存在滞后性。碳市场通过“排放上限”的设定，设置总量控制目标。又通过排放配额的分配，明确地区、行业及企业之间的减排目标，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具有明确的作用效果。征收碳税也能缓解环境问题，碳税税率越高，减排效果越明显。Hájek等^[26]提出，如果碳税的征收时间周期长，将比碳市场更具环境效率。但是，碳税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且存在税负转嫁问题^[27]，加剧了碳税减排的不确定性。

1.2.2 单一碳税、碳市场与混合政策的对比分析

碳税规定了固定碳价格，但缺乏对排放量的约束；碳市场限制了排放总量，但也引起了碳价格的波动。虽然，碳税和碳市场的混合政策是对二氧化碳的双重管制，增加了征收和监管成本，可能导致污染者为减少碳排放承担双重经济成本和代价^[28]。但是，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混合碳减排政策优于单一的政策，Weitzman^{[29, 30]}提出了著名的“混合”价格—数量模型，当边际收益和成本不确定时，税收和碳市场之间是不等价的，通过比对价格和数量模型的相对斜率可以判断最优减排政策，而混合政策可以结合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的优势，有效缓解单一政策的经济和政治劣势。王茹^[31]基于要素嵌入修正的多源流理论提出在多重外部性的情况下，使用多种碳减排政策工具更为合理。Cao J等^[32]从分配效应的角度论证了碳税和碳市场的混合政策是一种最佳选择，更能有效分配社会资源。此外，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混合政策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其能有效抑制价格波动性和排放不确定性。

单独实行碳市场，排放许可证的供给完全没有弹性，需求的变化可能会导致重大的价格波动。碳税和碳市场的混合政策有效混合了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以碳税税率固定许可证的价格^[22]，使得碳价格成为外生设定，有效限制了碳价格的波动。研究者发现混合政策对碳价格的稳定作用，是碳减排政策兼顾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关键，Grüll和Taschini^[33]指出混合政策能使企业在面对收益和成本的不确定性情况下，最小化预期的投资损失，进而稳定市场投资预期。同时，碳税减免等税收优惠政策还能抵消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对国内企业的负面影响。Jotzo和Betz^[34]认为相较于其他补充碳市场的价格下限政策，碳税和碳市场混合政策的优势更为明显，有利于降低产生碳泄漏的概率，实现整体的减排效益。

单一碳税虽然设定了碳排放的价格上限，但缺少对排放水平的严格限制，导致碳排放量的不确定性。单一气候政策无法实现预期的减排^[35]。当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比排放价格更高，排污者宁愿选择缴纳税款而非减少排放^{[36, 37]}，进而加剧碳排放。研究者指出排放水平不确定比排放价格不确定对社会危害更大，与单一碳税相比，混合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价格信号，同时承诺在控制期内设定累计上限，这有效解决了碳税无法约束排放水平的弊端^[38]，解决了单一价格工具导致的排放损害和减排成本不确定性问题。此外，当现行的碳市场制度不能完全内化碳社会成本时，额外实行碳税能起到补充作用，确保环境效益的发挥。

2 碳税与碳市场协同机制的实施效应研究

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国内“双碳”目标的背景下，碳税与碳市场协同机制能否兼顾环境和经济效应，是优化碳减排政策工具设计的关键问题，也是近期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话题。量化评估混合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我国引入碳税提高碳减排力度提供实证支撑。研究方法除了常用的定性分析方法外，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投入产出模型、气候与经济动态综合（DICE）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也是用于评估政策效应的有力工具。

碳税与碳市场协同机制更具环境效应。碳税与碳市场协同机制的环境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全球性的环境效应。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碳税和碳市场的混合政策具有全球性的减排效应，有利于减少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39]。Liu等^[40]基于内生均衡的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将碳税设为碳价格的补偿机制，能实现碳市场的自我运作生态，有利于鼓励企业重视碳减排和低碳技术发展。Li和Jia^[41]通过CGE模型研究发现，从2016年到2030年，我国可以通过实施“碳市场+ 碳税”的混合政策减少18 338~ 24 156吨二氧化碳排放。Moz和Pereda^[42]运用混合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发现碳税提高了巴西碳密集型产品的价格，通过引导消费行为减少了家庭的二氧化碳排放。Best等^[43]发现碳定价机制的引入显著降低1%~ 2.5% 的碳排放增长率。二是地方或区域性的环境效应，实行碳税和碳市场混合政策带来的化石能源价格上涨会产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进而减少二氧化碳及颗粒物、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等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改善当地空气质量。

碳税与碳市场协同机制缓解经济负效应。碳税是协调经济发展和减少碳排放的一个强大而灵活的政策工具，可以将碳市场范围内的企业减排压力分摊给其他企业，降低减排成本，缓解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许多学者普遍认同，和单一政策相比，混合政策更能兼顾环境和经济效益。Lee^[44]通过构建模糊目标规划模型预测，未来十年间石油化工行业将因碳税累计损失GDP 5.7%。石敏俊^[15]将涵盖五个部门的纯碳市场、纯碳税与“碳市场+ 碳税”的混合政策进行比较，发现混合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损失更小。Cao等^[31]利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发现碳市场与碳税的混合政策将在更低的碳价格和GDP损失下实现碳减排目标。Van^[34]研究发现碳税和碳市场的混合政策具有多重优势：它可以很容易实现各国之间的比较和协调，并且有效缓和了碳减排政策可能带来的搭便车和竞争力丧失的负面效应。混合型碳减排政策不仅能缓解经济损失，还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影响能源密集型和出口型高排放产业的竞争力^[45]。

发挥碳税和碳市场对环境和经济的双轮驱动效应，设置科学合理的协调机制是关键。在碳市场与碳税两者调控范围完全或部分重合的情形下，碳税会以自身为数量级对配额价格予以削减，进而影响配额的激励和减排作用^[37]。如果引入碳税后不及时调整碳市场政策，可能影响碳减排效果，不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6]。因此，适当的碳市场与碳税政策组合应设计为避免重叠监管造成的额外成本^[47]。

3 碳税与碳市场协同机制的实现路径研究

碳税与碳市场协同能有效发挥“双轮驱动”作用，形成政府和市场合力。同时推行碳市场与碳税政策不仅能发挥税收制度的优势，还能作为一种务实的、次优的替代补贴拍卖的方式^[48]，弥补了免费配额削弱碳市场政策效应的缺陷。但实行碳税和碳市场的混合政策，会增加排放者的双重负担，从而进一步加剧替代激励扭曲^[27]。公众对碳减排政策的接受程度受成本负担、经济损害和减排效果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不采用合理有效的碳减排政策及其平衡措施，不仅会影响预期的碳减排目标实现，还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利用碳税来完善碳减排政策、提高减排效率，在完善碳税政策设计的基础上，需要重点解决混合政策的双重负担问题，即如何利用合理的协同机制和平衡措施，在实现碳税和碳市场扬长避短、优势互补的同时，有效缓解双重监管碳排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这不仅是现有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也成为政府有效发挥碳减排政策作用亟须的重要政策储备。总的来看，已有文献主要从调控范围和价格机制方面提出了碳税和碳市场的协调机制和平衡措施。

碳市场和碳税调控范围是否重合，如何避免对同一企业过度调控，是协同机制应首要权衡的问题。若企业已被纳入碳市场调控范围，再被确定为碳税纳税人，将产生双重征税问题；若针对所有不参与碳市场的企业征收碳税，则可能由于过于宽泛的征税范围而增加税收征管成本。已有文献提出了三种协调方式：一是依据企业规模大小协调，有研究认为碳市场通常适用大型、规模以上企业，而碳税政策灵活度更高，可适时调整税率、期限和征收行业^[50]，适用于规模较小、数量较多、排放量不显著的中小型企业^[51]，并建议应横向比较区域发展情况实行差异化碳税协同机制^[30]。相反观点认为，依据企业规模大小制定减排政策会加剧不公平，结果可能是中小排放企业需要就其全部碳排放量缴纳碳税，而高排放企业在免费配额下只需对其超配额部分碳排放量承担成本，甚至还可从出售碳配额中获益^[52]。二是依据供应链上下游协调，有研究认为上游排放点少，单位税收的成本较低，应在上游引入碳税，在下游（碳基燃料的最终燃烧点或附近）引入碳市场^[21]。三是依据管控对象的性质协调。研究指出碳市场通常适用于企业生产，碳税可依据“使用者付费原则”设置消费型碳税。只针对生产环节实行碳定价机制有可能忽略部门间接消费所隐含的碳排放，消费也是碳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家庭消费贡献了近50% 的中国碳排放^[53]。碳税可将碳减排的对象缩小到住宅消费^[54]，对消费征收碳税不仅能有效减少总碳足迹^[55]，还能降低贫困率，改善社会福利^[56]。

同步实行碳市场和碳税政策，构建合理有效的价格协调机制是促进碳减排的关键。已有文献提出解决碳市场价格波动的三种价格协调机制：一是政府承诺以底价回购排放许可证，减少市场上的许可证数量^[57]，但这种模式不仅增加了政府的经济负担，还带来了无限责任^[58]；二是设置碳配额拍卖最低价，限制排放者可获得的许可数量^[59]，这不利于激发碳市场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碳市场的发展；第三种是设置碳排放交易的价格下限，排放者除了承担碳市场价格外，还须为其碳排放支付额外税款，这种方式既能弥补碳市场价格的波动性过大问题，又能充分发挥价格协调机制对碳减排的调控作用。国际上普遍采用碳税为碳市场价格设定最低水平，比如英国于2013年在气候变化税中加征碳排放价格支持机制税率（Carbon Price Support），设置了从2013年到2020年的16英镑/tCO₂e至30英镑/tCO₂e的最低碳价，当欧盟碳交易成交价格低于最低碳价时，英国政府通过加征碳税来弥补差额。

4 评述与展望

基于与碳市场协同的碳税制度研究视角，本文发现，已有文献对碳税话题的探讨从碳市场与碳税协同配合的理论分析、效应评估和实现路径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规范的理论支持和翔实的实证参考。从现有研究结论来看，碳市场和碳税的协同存在理论基础，实行复合型碳定价机制比单一型碳定价机制更具环境效应。近年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形势、新挑战为我国减排工作施加了外部压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对我国优化减排政策、扩大调控力度、拓宽政策范围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在此背景下，拓展碳减排途径的改进思路，探讨我国将征收碳税作为进一步提高碳减排调控力度的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研究碳税和碳市场的协调机制是发挥政策效应的关键。目前，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证上来看，在此领域基于中国样本的研究尚有明显的不足，仍然需要继续完善和推进。

第一，关于征收碳税的必要性论证。鲜有文献把我国征收碳税的必要性研究置于国内外碳减排新形势下研究，在国外推行碳关税等绿色贸易壁垒和国内启动交易市场以及减税降费的背景下，利用系统性思维充分论证征收碳税的必要性，探究我国引入碳税对解决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税收协调问题的意义和作用，使政策从理论付诸实施缺乏有力的依据支撑。

第二，关于碳税实现路径与具体方案。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是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且我国一直在推进减税降费改革，但鲜有文献研究减税降费是否已为碳税的引入提供税收空间，我国是否可以考虑引入碳税的同时减少增值税的税收循环机制等问题。

第三，关于碳市场与碳税协同机制。我国在已实行碳市场的背景下引入碳税，碳市场与碳税的协同问题是发挥政策合力的关键问题。但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一是碳市场的覆盖范围、配额发放方式等有较长的过渡阶段，但目前鲜有研究基于纵向比较分析，针对碳市场的不同实施阶段探讨相应的碳税协同配合机制。二是国内文献普遍利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讨论碳市场与碳税协同机制的政策设计，鲜有文献运用实证计量方法模拟和评估符合我国国情的协同机制，使研究结论缺乏科学性和可应用性。三是鲜有文献聚焦国内与国际碳定价机制的协同，基于碳市场、碳税和碳关税等政策探究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协调问题，使碳税研究缺乏全球视野和国际视角。

综上所述，碳减排政策是缓解气候问题的有效政策工具，在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新变化和实现国内“双碳”目标的双重背景下，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碳减排政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未来我国碳税研究应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系统性思维论证我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结合我国减税降费和双碳目标的背景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与碳市场相协调的碳税政策方案和实现路径，通过实证分析方法量化不同方案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基于国际视角探究应对碳关税和平衡国内外碳定价机制等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与碳市场协同的碳税制度提供可参考、可操作、科学有效的理论基础、实证证据和政策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