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践行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理念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为实现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也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有效保障 ^[1]。企业作为区域内的重要微观主体，是地方环境治理工作的主要考察对象，并已经成为地方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2]。ESG作为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之一，强调多维因素 ^[3]，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 ^[4]。据统计，80% 的环境污染来自企业 ^[5]，近年来还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地方企业的环境行为对其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将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央政府将环境因素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标准之后，许多地方政府逐渐重视环境治理问题，并提出严格的环境治理目标。此外，环境治理有助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环境治理中政府仍为主导力量 ^[6]，而环境绩效能全面客观地衡量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实际效率、效果和经济性 ^[7]。因此，有必要探究ESG表现能否显著提升地方政府环境绩效，并分析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

当前，关于ESG表现的提升效果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ESG表现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是ESG表现的风险防范作用 ^[8]。就ESG表现的经济后果而言，ESG可能有助于厘清可持续投资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 ^[9]，提高企业ESG水平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10]、加快企业形成新质生产力 ^[11]、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 ^[12]。关于ESG表现的风险防范作用，有研究指出，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提高公司股票的流动性 ^[13]、降低企业财务风险进而提高债券信用利差 ^[14]、提高在资本市场中的抗风险能力 ^[15]。关于环境绩效评价方面，各国际组织和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世界银行、国际标准化组织、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都提出了环境评价指标，但依旧未形成统一规范的环境绩效评价标准 ^[16]。国际上关于环境绩效的讨论主要出现在一些可持续发展会议或者环境专题研讨会上，专门针对特定区域评价其综合环境绩效的研究较少 ^[17]。Daneshvar等 ^[18]基于三个普查水平的17个社会经济和自然地理变量，对美国五大湖区的湖泊水质健康状况进行判别。Bennett等 ^[19]基于环境系统的模拟和观测值，建立环境绩效评估模型以更好地进行管理和决策。因此以上市公司ESG表现为切入点，探究促进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有效路径，有利于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助推美丽中国建设。

ESG表现将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新一轮驱动力 ^[11]，同时也能成为助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活动开展的新动力源。一方面，企业作为地区发展的主要力量，受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约束 ^[20]，同时也承担着社会责任 ^[21]。因此，只有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绿色高水平保护”两个关键维度都满足的情景下，企业才能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质动力。单一研究环境规制对政府环境治理水平的影响并不能有效说明问题的全貌，还需要从企业ESG水平方面进行考量。另一方面，不同类型企业在面对环境治理时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各类企业在环境治理中承担不同作用 ^[22]。重污染企业在环境治理中有着重要责任，往往也能贡献更大的经济价值，地方政府在进行环境治理时会注重考虑环境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的环境规制力度 ^[23]。此外，在政府开展对地区的环境治理过程中，部分国有企业会更倾向于响应公众环境诉求，也更容易被政府调动、成为参与地区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 ^[24]。不同类型企业在贯彻落实国家生态环保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时的执行力度也不一样，也有着不同强度的环境治理动机 ^[25]。

为探究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影响，我们选取了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首先，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上市公司ESG表现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绩效。从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上市公司ESG表现可以为提高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提供显著提升作用。其次，考虑到地方政府环境绩效受到企业绿色创新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我们选取企业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ESG表现有利于企业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从而促进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最后，根据企业产权与科技属性的异质性，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背景下，研究成果有助于使用ESG工具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环境绩效，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经验证据，并为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效支撑。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基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大背景，将上市公司ESG表现与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纳入一个框架中，探究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既有改善地方政府环境绩效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形成补充；第二，通过中介效应机制检验企业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作用渠道，并聚焦企业的科技属性、产权差异，深入剖析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异质性影响，丰富上市公司ESG表现提升效果的研究；第三，扩充上市公司ESG表现与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有关研究，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现实和理论基础，并为企业ESG相关政策在不同地区发挥作用的渠道提供了有效支撑。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ESG通常用来评估企业行为并预测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基于信号传递理论，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释放出企业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这将有助于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建立竞争优势 ^[26]。此外，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公司治理过程中应该以各种利益相关者为重，而不是股东优先 ^[27]，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社会问题的一致程度将决定公司的可持续性 ^[28]。ESG表现优秀有助于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系统性风险、增加公司价值以及有效降低污染排放，这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管理办法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与利益相关者的持久联系 ^[29]，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提供有效帮助，有助于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美丽中国建设步伐。

ESG评级的主要目的是为投资者提供信息，为其投资决策提供依据。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相比较而言，ESG体系则更强调同时实现责任和盈利。这也就要求企业在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赚取利润的同时，也将环境因素作为长期发展需要关注的要素。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背景下，ESG理念作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重要举措之一，企业通过提高ESG水平可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和降低污染排放 ^[30]。具体而言，ESG可以通过发挥激励效应，增强创新以加快企业的绿色转型，在ESG理念的宣传和普及下，企业与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凝心聚力，更注重企业长期发展态势，有助于推出更多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专利技术与创新产品，并形成公平、包容、多元的文化以及更为透明的公司治理机制。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环境治理有助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环境治理中政府仍为主导力量 ^[6]，环境绩效能全面客观地衡量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实际效率、效果和经济性 ^[7]。鉴于上述论据，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当地政府环境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ESG表现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密切相关，有研究发现，ESG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31]。良好的ESG表现意味着企业更加注重对污染的治理及对环境的保护，注重可持续发展。因此，较高的ESG表现说明企业通常更愿意投资绿色技术创新，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以及投资者青睐 ^[32]，从而实现良性循环。同时，良好的ESG表现说明企业内部有着更良好的内部治理，有助于促进研发投入 ^[33]，进而提高创新水平。其次，注重ESG表现的管理层会考虑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综合利益资源，进而在进行技术创新时，更有可能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34]。与其他单纯的环境治理投资不同，企业绿色创新投资能通过绿色技术降低企业的环境污染程度，并且能应用新的技术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提出假设2。

H2：ESG表现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从而提升地方政府环境绩效。

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发展格局下与高质量发展相对应和匹配的生产力，是摆脱低效能、高消耗的生产过程，以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是“新”和“质”的蜕变，代表生产力能级跃迁 ^[35]。此外，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赋予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等属性 ^[36]。因此，企业作为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核心主体，有着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先导力量 ^[37]。并且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有着正向耦合作用，在经济增长中起着资源配置与污染控制的双重作用 ^[38]。综上所述，企业从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提升自身ESG表现，不仅有利于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还可以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促进节能减排，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新质生产力。因此，提出假设3。

H3：上市公司ESG表现可以促进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从而提升地方政府环境绩效。

对于拥有不同产权的企业而言，企业对ESG理念理解以及ESG战略执行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不同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多的社会性责任和政策性负担 ^[39]，导致产权属性可能对上市公司ESG表现和地方政府环境绩效产生影响。此外，由于国有企业具有天然的政治纽带 ^[40]，会更加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并更注重环境保护，同时也承担着更重大的节能减排责任 ^[41]。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以企业利益和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目标，承担环保和社会责任意识相对薄弱 ^[42]。因此，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当上市公司ESG水平提高时，国有企业更愿意主动承担节能减排责任，对政府环境绩效促进效果更为明显。

H4：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上市公司ESG表现提高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

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影响也可能因其所属行业的技术水平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高科技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往往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和创新性，对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并且高科技行业也面临着诸如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社会和治理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比环境问题更为紧迫和复杂 ^[43]。此外，高科技行业不仅需要长期在科技前沿进行研究探索，在难度更大、不确定性更高的清洁、生产技术方面面临着较高的创新风险，而且研发创新这类行为往往难以被外界准确识别，导致存在更为严重的资源短缺困境 ^[44]。从总体情况来看，一些高科技行业所产生的污染会比科技含量较低的行业所产生的污染更少 ^[45]。具体而言，相较于高科技行业企业，非高科技行业企业的ESG在促进其绿色创新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发挥了比高科技行业企业更大的作用，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提升效果更明显。因此，提出假设5。

H5：与高科技行业企业相比，低科技行业企业的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改善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 \operatorname{Envir}_{i t}=\alpha_0+\alpha_1 \operatorname{ESG}_{i t}+\alpha_2 X_{i t}+\alpha_3 Z_{i t}+\eta_i+v_i+\varepsilon_{i t} $

(1)

式中，Envir_it代表了企业所处城市的政府环境绩效；ESG_it代表了企业i在t年的ESG表现水平。企业特征和企业治理同样是影响其ESG表现的重要驱动因素，参考吴秀琴 ^[46]的研究，将控制一系列企业特征变量X _it，除此之外，由于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城市层级的，本研究还尝试控制城市特征变量Z_it，以避免此类混杂因素带来的偏差估计。因行业在生产运营与投入产出上存在较大差异，为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行业特性，引入行业固定效应η_it；同时为避免特殊年份的经济冲击或政策变动对结果的影响，还将控制时间固定效应v_it；ε_it 代表模型的残差标准误。

2.2 变量的具体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地方政府环境绩效（Envir）：通过对现有环境绩效评价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最能直接刻画某种环境问题的结果表现 ^[47]，指标体系则是多个不同指标的逻辑集合，同时也是环境绩效评估的关键所在 ^[48]。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类：主题框架模型、投入产出框架模型及因果框架模型 ^[49]。其中，主题框架模型侧重围绕特定的主题或领域构建指标体系，各个指标之间不存在逻辑关系。投入产出框架模型基于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分析，关注资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更适用于构建企业或组织的评估指标体系。因果框架模型侧重于分析和建立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用于理解复杂系统的动态变化和长期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方法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4年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 PSR）模型 ^[50]。PSR模型被广泛用于环境管理和政策分析中，有助于决策者理解环境问题、评估环境状况以及制定和评估环境政策的效果 ^[51]。

本研究参考王婷等 ^[52]的研究以及董战峰等 ^[53]的著作，依据PSM模型选取了三个准则层，包括环境健康、环境质量及环境管理。在综合考虑指标数据可获得性和适应性的基础上，剔除或修改了相关指标，最后共选择了13个具体指标，具体指标说明如表 1所示。从覆盖面上，该指标体系既反映了城市环境现状与质量、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又涵盖了环境管理投入和环境治理成果。从数据可获得性和实效性来看，该指标体系2010—2021年的指标数据均可以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统计年鉴中直接获取或者通过简单计算得到。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参考徐延利等的研究 ^[54]，以区位熵值法测度各城市的地方政府环境绩效以表征当地环境管理的成效水平。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涉及指标既含有正向指标也含有负向指标，通过指标数据同趋势化处理后，其值越大，意味着该城市环境管理的成效水平越高，生态环境质量越高。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指标数据趋同化处理。

正向指标：

$ y_{i j t}=\frac{x_{i j t}-\min \left(x_{i j t}\right)}{\max \left(x_{i j t}\right)-\min \left(x_{i j t}\right)}+0.001 $

(2)

负向指标：

$ y_{i j t}=\frac{\max \left(x_{i j t}\right)-x_{i j t}}{\max \left(x_{i j t}\right)-\min \left(x_{i j t}\right)}+0.001 $

(3)

式中，i为第i个城市；j为第j个指标；t为第t个评价年份，其中i=1，2，…，m；j=1，2，…，n；t=1，2，…，k；x_ijt是第i个省份在第t个评价年份的第j个指标的原始值；y_ijt为x_ijt的标准值。

第二步，计算信息熵e_j，$ e_j=-k \sum_{i=1}^m f_{i j t} \ln f_{i j t}$，$ f_{i j t}=y_{i j t} / \sum_{i=1}^m y_{i j t}$，k=1/lnm为玻尔兹曼常量。

第三步，确定指标权重W_j，W_j=(1−e_j)/ $ \left(k-\sum_{j=1}^n e_j\right)$，W_j ∈[0, 1]，且$\sum_{j=1}^n W_j=1 $。

第四步，计算第i个城市的地方政府环境绩效U_i，$ U_i=\sum_{j=1}^n W_j y_{i j t}$。

2.2.2 核心解释变量

企业ESG表现（ESG）：ESG强调环境管理、社会责任和公司内部治理，目前，ESG表现已经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所以衡量企业ESG发展的机构有很多，比如华证、彭博和wind等。评估企业ESG表现主要通过多维度指标体系及第三方机构评级，在对比评级机构体系后，本文参考战飞扬等 ^[55]的研究，利用华证ESG评级数据衡量企业ESG表现，并将ESG的九个等级（C、CC、CCC、B、BB、BBB、A、AA、AAA）分别赋值1~ 9分，处理成面板数据，作为企业ESG表现的度量。

2.2.3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整体升级（Str）：参考黄寰等 ^[56]的研究，使用产业结构层次指数测度样本城市的地区产业结构整体升级。计算公式如下：

$ \operatorname{Str}=\sum\limits_{m=1}^3 y_m \times m $

(4)

式中，地区产业结构层次指数通过赋予一、二、三产业不同的权重系数，进而将产业结构的动态演化特征赋值于数值层面。产业结构层次指数表明一、二、三产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升级的演变过程，指数越大，产业结构越高级 ^[56]。

企业绿色创新（GR）：绿色专利反映了企业在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技术创新，本文借鉴于芝麦 ^[57]的研究，采用企业每个自然年度内绿色专利申请数来衡量。为消除数据量纲影响，对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做标准化处理。

2.2.4 控制变量

为避免部分混杂因素带来的偏差估计，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Lev）、权益乘数（EM1）与总资产净利率（ROA），城市控制变量包括科技创新（RD）、工业化程度（Sec）、产业结构水平（Thr）及经济发展水平（Eco）。其中，资产负债率采用年末总负债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衡量；权益乘数采用资产总额与股东权益总额的比值衡量；总资产净利率采用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衡量；科技创新通过各城市在科学技术方面支出金额取对数衡量；工业化程度通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水平通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人均GDP衡量。相关变量描述参见表 2。

2.3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2.3.1 样本选择

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并对该数据进行如下处理：①剔除ST、PT、金融保险类及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②剔除数据连续年份小于6年的样本；③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 和99% 分位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1 976个样本观测值。此外，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公布的主要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较为全面地说明主要城市概况，所以本文的研究样本仅保留了该报告所涉及的120个主要城市及城市区域范围内的企业，且这些城市均为我国重点环保城市，并在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分布，同时覆盖了大部分的上市公司。

2.3.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的来源包括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数据来源于2010— 2021年的中国创新企业数据库，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指标数据均来自2010—2021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统计年鉴，上市公司ESG表现数据由华证ESG评级体系构造所得。而对于个别缺失的数据，本文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所示。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均值为16.920，标准差为11.620，说明样本区域的地方政府个体之间的环境绩效水平波动较大。上市公司ESG表现最大值为8，最小值为1，均值为4.169，表明上市公司ESG表现一般，但个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既有研究保持一致。

3.2 基准回归

根据模型（3）进行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表 4列（1）未控制任何因素，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973且通过1% 的显著性检验；列（2）中，在原有基础上控制了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回归系数缩小为0.646，通过1% 的显著性检验；并且之后依次加入控制变量、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回归系数依旧为正，但回归系数逐步缩小，并在10%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从结果可以分析得出，当ESG发展得越好，企业通过保护环境、承担社会责任、加强公司治理等方式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进而导致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相应改善，即本文的核心假设1成立。

3.3 稳健性检验 3.3.1 滞后期检验

本文考虑到上市公司ESG表现可能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有滞后效应，将核心解释变量（ESG）滞后了3~ 4期处理。具体来看，表 5报告了在更宽时间口径上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列（1）是对上市公司ESG表现进行三期滞后处理，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ESG表现与地方政府环境绩效在10%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列（2）是对上市公司ESG表现进行四期滞后处理，结果依旧在10%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此外，在两种滞后处理的结果中，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产生了持续影响，并没有出现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呈现出显著的衰减，进一步证明了所得结果的稳健性。

3.3.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由于研究样本中可能存在未观察到的差异，因此进一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检验来提高结论的可靠性。如表 6所示，列（1）和列（2）分别为和匹配和最近邻匹配的结果。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影响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49、0.229，且均在10% 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相符，因此结论较为稳健。

3.3.3 剔除特殊年份

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经济、社会和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为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劳动力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剔除了2020年和2021年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6列（3）所示，对本文的核心结论未产生影响。

3.4 机制分析

上述研究为上市公司ESG表现和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内在关系提供了实证证据，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旧成立，然而并未对上市公司ESG表现与地方政府环境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

首先，从企业层面展开机制分析，可以从表 7列（2）中发现，ESG发展有助于促进企业自身的绿色创新水平提高（回归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从列（3）中又可以发现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高又能带动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提升（回归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由此形成了“ESG-GR-Envir”的正向路径。ESG理念兼顾保护生态环境、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治理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一方面，部分企业对未来预期会较其他企业提前进行ESG发展行为以便维持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国家相关环境政策通过市场手段有效地鼓励、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 ^[58]。进一步地，企业在ESG表现水平提高的同时，优化自身绿色创新行为，进而协同有效降低污染排放强度，提高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水平。

此外，文章从城市层面展开机制分析，从表 7列（4）中可以发现，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区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上市公司ESG表现可以带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由此调整城市的产业结构，为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并从列（5）中可以发现，地区产业结构整体升级能有效提升政府环境绩效水平，回归系数为160.94且通过1% 的显著性检验，从而形成“ESG-Str-Envir”的正向影响路径。当今世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公司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其行为与环境质量提升紧密相关，ESG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密切契合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新要求 ^[59]。进一步地，企业在提高自身ESG水平的同时，将逐步带动产业结构由低端迈入高端，进而影响地区产业结构整体升级转型，同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公司，有效帮助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水平的提高。

4 进一步讨论

通过一系列实证检验，本研究验证了在不同样本状态下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但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影响可能因企业所有制性质、科技属性等不同而有所变化。为了明确上述特征导致的异质性，本文从企业的产权性质和科技属性两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8所示。

首先，本研究考察了上市公司ESG水平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影响是否因企业科技属性不同而异。由于不同科技水平企业所处的市场和技术环境有着不同的确定性，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风险水平。本文参考彭红星等 ^[60]的研究，借鉴《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相关文件，并与《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对比，确定高科技公司的行业代码。通过表 8的列（1）（2）可以发现，非高新技术组中的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有正向促进影响，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而高新技术组中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水平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非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为传统型企业，对环境污染较大，对ESG发展有着更强的依赖性，而具有高科技属性的企业本身就是人才密集型的企业，能以科技水平在市场上取得较高竞争力，并且产生污染较小，对ESG水平依赖较低。因此，应当促进非高新企业与当地资源的优势互补，充分发挥非高新企业的优势，并学习吸收高科技公司的创新经验，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助力。

其次，根据前文的理论推理逻辑，本文按照产权性质的差异将研究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然后考察了上市公司ESG水平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在产权异质时所产生的差异影响，检验结果如表 8的列（3）（4）所示。对结果分析可知，只有当企业属于国有企业时，其ESG发展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非国有企业组别时，该结论不成立。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由于领导者的特殊身份，对环境相关政策的把握比非国有企业领导更为准确，并且能依靠国家信誉更好地将ESG水平提升所带来的效益转化，同时也意味着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多的环境社会责任。因此，国有企业应当主动融入国家战略规划布局，起到带头引领的作用，切实提升自身ESG表现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积极为美丽中国建设增添新质生产力。

5 结论

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上市公司ESG作为关键保障体系之一，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融合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考虑上市公司ESG水平与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特征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分析，利用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和主要城市的统计数据，研究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上市公司ESG表现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第二，从城市层面来看，上市公司ESG表现能通过影响地区产业结构整体升级进而促进地方政府环境绩效，从企业层面来看，ESG表现能优化企业自身绿色创新水平，以技术进步降低污染排放强度，进而优化地区环境质量，提高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第三，从异质性结果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在产权属性和科技属性上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而言，国有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的ESG水平对地方政府环境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