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全球和区域环境问题不断凸显的时代，各国纷纷迈向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即“双化协同”之路^[1]。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美国、德国、日本等典型发达国家结合不断变化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产业新优势，兼采区域动态均衡发展和非均衡发展理论，寻找适合本国的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路径和方法，目前已经取得很大成效。典型发达国家的协同转型路径和方法包括个性化的措施和方法，可以从中总结和归纳出一些共性的经验，供一些后发追赶的发展中国家在协同转型中参考和借鉴。本研究基于这个目的，既梳理了各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依托科技创新与数智化开展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可达到的效果，也选择了一些典型的发达国家，研究其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进展，分析转型路径、转型政策、转型法制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为了建设美丽中国，有必要参考和借鉴典型发达国家的经验，创新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制，深度推进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在国际比较视野下，基于中国的协同转型现状、不足，以及发达国家转型的措施、经验，开展中外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比较研究，可形成一些可供我国借鉴和参考的协同转型启示，包括路径选择、政策创新和法制建设的启示，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1 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已成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路径

尽管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经济、技术条件不同，转型的路径和方法特点也各有不同，但总的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从能源、工业、农业、交通、建筑和社会生活的绿色低碳化转型领域发力。当前，发达国家已解决传统的环境污染问题，并总体完成绿色低碳转型，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中承担着引领者的角色，正在大规模采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并建设配套的绿色低碳基础设施。而转型期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沙特阿拉伯等，因为经济和技术原因，尚未完全解决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现在还要通过开发利用新能源、节能降碳的方式实现低碳发展，因此面临绿色和低碳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尽管如此，转型期国家也正努力利用技术创新、建设可持续绿色基础设施解决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推动低碳转型。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潮流中，绿色低碳化、数智化融入各行各业，依托数智化开展绿色低碳转型工作成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共识。过去，古典经济学理论，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主要关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而如今绿色与低碳科技创新革命和数智化革命作为新型支撑因子，对于国家和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变得至关重要。一个国家和地区若想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保持区域甚至全球竞争力，必须不断发展和升级这两类新的支撑因子。

绿色低碳科技和数智化科技这两类支撑因子可以相互促进，实现有机融合，即“双化协同” ^[1]。数智化技术可用于监测环境污染、优化资源利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帮助实现更智能、更绿色、更低碳的经济发展。在能源领域，数智化技术可以实现智能电网管理，根据社会需求调整电力供应，减少能源浪费；可以加速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储存、调峰和就地转化利用。在工业领域，数智化可以优化工业生产过程，提升产品质量，进行个性化定制，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污染治理领域，数智化可以应用于大规模的气候模拟，实时监测大气、水质、土壤等，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精准的数据支持。在交通领域，智能交通可以减少交通拥堵，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在城市建设领域，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可以优化城市规划，实时监测空气质量，减少交通拥堵，降低能源消耗，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在农业领域，数智化可以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智慧化与精准化，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减少资源消耗与附带污染。可以说，绿色低碳转型和数智化革命相结合可以改变生产方式、催生新的商业模式，改变市场竞争格局，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创新发展。

在世界绿色低碳竞争的时代大潮中，各国并未惯性地尊崇过去的发展模式，依托科技创新与数智化的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共同开展的工作^[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生态文明建设或者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优化绿色低碳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提升绿色低碳发展的综合绩效。可以说，世界各国绿色低碳转型的路径具有一致性，但发达国家总体处于低碳发展的碳中和阶段，发展中国家总体处于经济社会后发追赶的碳达峰阶段，工作基础与经济、社会和技术条件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智慧化协同转型的时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采取的绿色低碳转型方式呈现多样化。以印度为例，该国作为一个转型期国家，为了大力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智慧化开发利用，增加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在2019年制定国家清洁空气计划后，实施了国家太阳能任务、国家风能任务等计划^[2]；推出了电动交通推动计划并实施了多项保障措施，如对电动车辆提供补贴、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等^[3]。再如，巴西政府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可再生能源利用、加大森林保护力度等方面发布了系列目标和承诺^[4]，制定了《半导体和显示器工业科技发展支持计划》，以鼓励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和数智化协同发展^[5]。

2 典型发达国家绿色低碳、数智化协同转型的进展和政策经验

气候变化、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等资源环境问题不断演进，各国不得不通过第四次工业革命来探寻可持续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数智化、氢能、可控核聚变、常温超导等基础性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标志着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式启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全球加大了对数智化市场的技术投资，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统计，全球企业该方面的投资从2019年的612.4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924.0亿美元，预计2025年有望突破2000亿美元，增幅高于企业数智化转型支出整体增幅^[6]。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拥有成熟的体系和支持措施，近年来加大了对数智化领域的投资，促使绿色低碳革命和数智化的深度融合，有关经验更为值得我国参考。

2.1 美国

20世纪末，美国完成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过程，传统的环境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开始注重通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以应对气候变化。21世纪初以来，美国经济开始高度数字化，信息技术、互联网和创新技术产业繁荣发展，并着重发展生物技术、航空航天、金融服务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在联邦层面，奥巴马政府2009年发布的“清洁能源计划”成为美国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个里程碑，该计划旨在减少碳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之后，美国采取税收激励、研发投资等措施加大对太阳能、风能等智慧化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扶持，带动了电能储存技术的发展，激发电力市场交易平台、能源管理应用程序等创新。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实施了改进能源效率标准、推广绿色建筑等措施，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列为近年来财政年度研发类项目的优先投资对象，利用数智化技术提高能源效率，协同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在州层面，一些风光资源丰富的州大力开展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如加利福尼亚州2024年有超过58.4%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7]，电力运营商“CAISO”拥有规模巨大的智能电网，可实时监测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并预测未来产能，通过电网储能与传统发电的互动灵活地调整能源的分配，有效调节可再生能源的波动，确保持续供电和需求的平衡^[8]。再如，谷歌、亚马逊公司等人工智能科技公司通过发展嵌入数智化技术，提高了能源管理、城市规划和交通系统的效率，还通过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物流减少了送货路程和送货时间，降低了能源消耗；谷歌公司的数据中心采用智能控制系统优化能源利用，降低了碳排放。

美国的转型体现了如下政策经验：绿色低碳转型要通过技术创新尤其是数智化技术的应用，提升全国和重点区域绿色低碳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在数智化转型中通过政策支持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相关产业的发展；健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鼓励企业开展研发，严格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通过法制保障坚定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者和投资者的信心；在投资端、生产端和消费端分别采取具体、明确的激励措施，促进可再生能源、交通、建筑等产业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

2.2 德国

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着手通过智慧化手段积极推动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以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可再生能源优先接入德国电力市场的原则。德国设立了能源转型基金、绿色科技创新基金等基金积极支持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以绿电为基础对本国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促进能源和经济产业的绿色低碳化。21世纪初，德国提出了工业4.0概念，将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及数智化技术应用于生产流程，在大幅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减少能源和材料的浪费，引领了制造业的数智化转型。2010年，德国修改《可再生能源法》，提高了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标准，使得智慧化的风能和太阳能产业得到迅猛发展。德国积极利用其工业积累，推动智能制造，如2018年发布人工智能国家战略^[9]，计划于2025年前在联邦层面投入30亿欧元打造“人工智能德国制造”品牌，私营部门投资可达60亿欧元^[10]。德国还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交通管理，既提高了交通流畅度，还减少了城市空气污染和碳排放。目前，德国的数智化技术已深度融入制造业，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吸引国内外投资者。与欧盟各国的区域协同和产业融合是德国推动智慧化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为了整合绿色低碳技术及其应用，德国建立了高度协同的区域合作机制，通过与各成员国共享最佳实践，开展技术合作和交流，加速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德国的转型体现了如下政策经验：技术创新特别是开展数智化技术创新及应用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关键，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并提供稳定的长期政策与资金支持；政府应建立加强高度协同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产学研以及社会的协同合作与技术整合；在数智化绿色转型中，需要建立明确的法律框架，将可再生能源融入能源体系，鼓励其发展并优先接入电力市场；可将先进的数智化技术，如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融入制造业，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高度自动化和资源高效利用；减少对单一能源来源的依赖，推动能源的多元化；放宽对数智化行业的发展干预，改善企业的创新环境，防止数智化专业人才流失^[10]。与日本一样，为了吸引国际投资、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德国政府的政策保持长期稳定性，可以稳定投资者预期；通过教育和宣传等手段，培养公众对绿色低碳发展的认知和支持，形成社会共识。

2.3 日本

20世纪90年代，日本着手将信息技术和数智化技术融入智能城市项目、能源管理系统等绿色低碳领域。日本的智能城市项目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城市管理和能源效率提升，利用智能传感器来监测交通、节能、垃圾处理、资源回收等，以改善城市的运作。日本的智能制造和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政策加速了其制造业的数智化转型，不仅提高了国家生产效率，还减少了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等的产生。以能源为例，作为一个化石能源和自然资源匮乏型国家，日本一直依赖进口能源。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本重新评估了能源政策，加速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部署，发布了《可再生能源法》，鼓励投资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和应用，如数智化在环境监测和节能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鼓励个人和企业采用可再生能源，推动智能节能建筑技术和智能节能家居技术，以降低能源消耗。通过实施上网电价补贴政策制度，为可再生能源生产者提供了合理的回购价格，极大地提高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吸引力。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日本政府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能源效率、支持清洁能源。智慧化的绿色低碳产业可创造就业机会并提高国际竞争力，目前已得到高度重视。

日本的转型体现了如下政策经验：技术创新并引入数智化等高新技术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关键，需要政府制定相关规划并提供积极促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制定促进政策，将数智化技术融入能源管理、城市管理、工业生产等领域，提升城市整体运作与生产效率；实施能源安全保障战略，减少对单一能源来源的依赖；政府相关政策保持稳定性和长期性，提升吸引国际投资的能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并形成良性发展；完善生态环保和低碳法律法规，确保所有企业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事；针对各具体事项设计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体系，鼓励企业和个人采用可再生能源，并对数智化技术的发展提供投融资支持。

3 我国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的现状和不足 3.1 我国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的现状

自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为了深入促进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国家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和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在政策的支持下, 我国的绿色低碳发展已逐步从规模性扩张转向注重高质量发展，通过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以2023年上半年为例, 全国新增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7842万千瓦，同比多投产4754万千瓦，占新增发电装机总容量的比重达到55.6%^[11]。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 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总体水平仍有待提高, 如在污染防治方面，我国大气PM_2.5年均浓度下降幅度很大，但年均浓度目前仍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准；在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方面，2020年我国为8.39吨/万美元，欧盟、美国分别为1.64吨/万美元和2.5吨/万美元，差距很大^[12]。在碳排放方面，2021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降低了3.8%，比2005年累计下降了50.8%^[13]，但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为了进一步促进绿色低碳发展，需发挥数智化在其中的重要促进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数智化工作，积极推动数智化生态文明，产业的绿色低碳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国务院于2017年制定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确立了于2030年领先世界的宏伟目标。目前我国数智化已形成完整的体系，2022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5080亿元，同比增长18%，成为新的增长引擎^[14]。数智化作为提升效率和技术创新的工具正在融入生态环保领域，促进新质产业的发展并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要求推动生态环境智慧治理，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倡导绿色智慧生活方式。2023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要求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 强调要加速数字赋能，深入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筑具备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实施生态环境信息化工程，强化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和综合开发利用。按照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部署，我国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的重点主要体现在能源转型、节能降碳增效、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循环经济、科技创新、全民行动等领域。其中，能源、产业、交通、建筑等领域是协同转型的重点。

3.2 我国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的不足

与前述典型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开展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除了绿色低碳经济产业领域的智慧化技术开发利用不均衡、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区绿色能源与实体经济融合不足、支持性的资金和补贴机制不足、区域协同创新及国际交流与合作不足外，还存一些不足或差距。

3.2.1 能力不均衡，各地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的条件参差不齐

目前，我国各区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和数智化发展的能力不均衡，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合肥等城市已成为科技创新型城市，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数智化与工业产业的融合发展处于前列。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尽管一些可再生能源富集，但是一些资源依赖性的矿业城市和能源城市的创新基础与创新能力总体偏弱，绿色低碳转型的难度大，需进一步调整政策和资源分配，以实现各区域更均衡的发展。从流域和区域来看，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成渝地区、黄河流域、东北三省的绿色低碳、数智化发展条件不一。一些地方由于吸引高新技术产业难，面对平衡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艰巨任务，不得已只能继续依靠化石能源、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来大力发展传统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这会延缓其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并增加今后转型的难度。从能源转型的角度来看，风光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长期方向，但一些地方电力设施不健全，导致“弃风弃光”现象，错失转型机会。

3.2.2 历史欠账多，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的支出总体不足

在绿色低碳科技研发方面，一些关键领域的研发相对滞后，如污水处理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外国技术，每年需支付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相关技术和设备。根据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发布的2021年和2022年中国环保产业发展状况报告，2020年我国环保企业平均研发支出同比增长16.8%，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2%；而2021年环保企业平均研发支出同比增长仅为2.8%，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仅为2.9%。可以看出，环保科技的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有时还出现下降。在数智化转型方面，美国对人工智能的投资从2017年开始大幅上升，2020年达到18.37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了25%。2021年，其要求将8.68亿美元资金用于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15, 16]}。英特尔、德勤和深圳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成长型AI企业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金额创下新高，达到1748亿元，相比2019年同比增长73.8%。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2027年我国人工智能投资规模有望达到381亿美元，全球占比约9%。总体而言，我国的数智化启动时间晚，目前尚处发展初期，存在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技术缺乏等不足，技术、产品、商业化面临重重矛盾，数据成本、算法成本、交付成本高，成本可下降的空间有限，同时还面临技术迭代带来的行业洗牌风险，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必然受到影响。

3.2.3 立法不健全，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的法治保障不充分

一是促进数智化在绿色低碳领域应用的法律规范缺乏。目前，《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法律法规对包括数智化在内的科技创新投资、融资、责任分配、利益保障、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充分，对政府采购、税费优惠等激励措施的规定针对性不足。这种立法局面目前正在得到改变，如2023年10月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有两处对智能化作出规定，如第25条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机构通过智能化的综合信息系统，为海洋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提供服务”，把智能化与绿色发展有机结合；第88条规定“国家倡导绿色低碳智能航运”，将绿色低碳与智能有机结合，开了绿色低碳与智能化发展相互衔接的立法先河。这种立法突破应得到其他绿色低碳立法的借鉴。

二是促进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的法律规范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为了促进流域、区域和城市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有必要在流域和区域立法层面加强体制、政策、制度的综合性和协调性。为此，2020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区域和流域性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这些法律既规定了绿色低碳发展的综合措施和专门措施，还规定了包括技术创新在内的区域协同和体制协调的措施，能够促进区域技术协同创新和产业布局优化。但总体上看，我国缺乏把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一并规范的法律法规，监管体制和制度的协同与集成创新不足，难以适应全国智慧化推进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相协调的工作需要。

4 典型发达国家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典型发达国家的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不拘泥于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的束缚，基于不断变化的资源特色和产业优势，立足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创新性地推进新质产业的发展。具体而言，上述典型发达国家绿色低碳、数智化协同转型的经验，尽管各有不同，但从政策和法制角度，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供我国参考和借鉴的共性启示：

（1）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中，结合全国各地差异化的地理禀赋，转型政策的重点放在实体经济和信息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上，既注重实体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升级，也注重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智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及在绿色低碳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促使二者相辅相成。既发展数智化基础产业，也对传统的制造业及农业、交通、建筑、城市运行基础设施等进行数智化改造，提升产能和效率，节约资源和能耗，减少碳排放，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制定指导性文件，采取激励方法，引导企业采用智能制造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按照2024年国务院《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要求，加快淘汰落后产品设备，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制定修订节能降碳、环保、安全、循环利用等领域标准。同时，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推广智慧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农药、化肥使用，实现农业减污降碳。

（2）在不断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的同时，制定促进政策，在可再生能源富集的地区大力发展智慧型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发电产业，通过智能化管理和调度，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稳定性，降低能源生产和利用过程中的碳排放。在新能源的智慧型开发利用中，要逐步调整区域的产业结构，使产业适应低碳新能源利用的新要求；进行产业升级，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形成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应继续加大对能源存储技术与能源耦合技术的研究和投入，解决可再生能源波动性大、间歇性强的问题，进一步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推动能源结构的绿色升级。

（3）以绿色低碳技术和数智化技术为基础，出台区域、产业、机构协调的政策，加强区域创新协作和产业链科学配置合作，强化由企业主导的产学研与社会团体的协作和整合，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共同参与创建绿色低碳产业创新中心，共同推进智慧化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强流域、区域、园区和城市之间的协作，建设绿色低碳智慧社区、企业、交通、城市、区域、流域，逐渐形成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体系，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4）建立支持性的国家基金或者补贴制度。为了推动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我国应以需求为导向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区的绿色、低碳、智慧化产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鼓励人才在产业发展中开展科技创新。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相关学科在绿色、低碳、智慧化领域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对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协同转型的技术研发与应用予以特别扶持。同时，鼓励和支持企业增加对协同转型的研发投入，支持企业开展创新，推动绿色低碳、数智化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促进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形成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绿色生态系统；减少监管部门对绿色低碳、数智化技术创新的微观干预，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更大的创新空间，激发创新活力。此外，需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技术创新提供完善的法治保障，激发创新活力。

（5）健全绿色低碳化和数智化领域的相关立法和标准体系，明确规定稳预期、利长远的促进政策，为国家、区域、行业和企业开展智慧型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法治保障。可考虑制定《绿色低碳、智慧化转型促进法》或者《绿色低碳、智慧化转型促进条例》，并以此为基础制定配套的规章和标准体系，形成健全的立法框架，明确政府支持和监管的边界，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如按照按2024年国务院《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要求，加快制定修订节能降碳、环保、安全、循环利用等领域标准，不断提高国际标准转化率，加强国内国际标准的衔接。同时，健全绿色低碳补贴、绿色低碳采购、科技创新奖励等激励政策，吸引国际投资，为国家和区域的数智化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广阔的市场应用空间。

（6）建立开放式合作和信息共享的机制，积极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环保合作机制、加强技术交流与人才培训等方式，借鉴和参考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分享我国的经验与资源，推动绿色低碳以及数智化技术的国际传播和交流，加速科技创新与绿色低碳、数智化转型的步伐。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同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挑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全球合作与共赢。

致谢: 感谢日本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黑川哲志教授、拓殖大学奥田进一教授和华东政法大学曾刚教授的学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