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Vol. 15
2. 北京市流域环境生态修复与综合调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3.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02206;
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 北京 100010;
5. 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事务中心, 北京 100048;
6. 北京腾景大数据应用科技研究院, 北京 100020
2. Beij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Watershed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 Integrated Ecological Regulation, Beijing 100875, China;
3. Beijing SDL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102206, China;
4. General Offic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10, China;
5. Beijing Climate Change Management Centre, Beijing 100086, China;
6. Beijing Tengjing Big Data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20, China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环境问题。根据荷兰环境评估署（PBL）2020年发布的数据，自2010年以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平均每年增长1.4%[1]。2019年创下历史新高，分别比2000年和1990年高出44% 和59%（其中，不包括土地利用变化的排放总量达到524亿t二氧化碳当量）[1]。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指出，目前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高出约1℃，如果不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大幅减少CO2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地球气温将在未来20年里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1.5℃或更多[2]。碳减排问题迫在眉睫，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地区、组织/机构、企业/企业、行业/部门乃至个人共同为之付出努力。
碳减排并不意味着不发展，相反需要将其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减排责任分配将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碳排放责任的确定和分配是国家和地区制定碳减排政策的基础和依据，能够强制性规范并帮助不同排放主体（如国际/地区、企业/企业、行业/部门、个人）明确减排目标、优化减排路径、落实减排行为与职责。然而，基于不同利益集团或缔约国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全球气候谈判难以在该议题上达成共识。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条约缔约方高度关注谁拥有排放权，这可以从1997年底《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中看出[3]。无论总减排率如何，碳排放责任的分配始终是一个最具争议的问题[4]。事实上，减排的幅度越大，分配规则的争议就越大[4]。基于不同目标的碳排放责任分配原则一直在不断被提出、改进与发展。
本研究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本文为第一部分，主要通过综述碳排放责任的历史发展和分配原则演变，探讨以公平、效率以及兼具公平和效率为目标导向的碳排放责任分配机制，提出应同样重视需求侧的消费责任，从供应链的角度对其所有参与成员进行碳排放责任划分。具体地，从排放配额、排放要求和减排目标3种碳约束与公平和效率分配原则这两大方面对基于供应链的企业碳责任分配逻辑进行详细分析，提出基于供应链的碳责任分配方案设想。第二部分《碳责任账户的目标原则、分配逻辑与框架构建：账户建立》一文，针对新形势下对基于供应链的碳排放责任分配模式的新需求，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以产品为导向、基于供应链的碳责任账户体系框架。
1 碳排放责任的历史沿革 1.1 不同视角下的碳排放责任划分原则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一个高频词，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宣示，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同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不足造成的”。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雏形。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条正式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7年，《京都议定书》第10条确认了这一原则，并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细化，是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确权明责的重要一步。它规定发达国家应承担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排）的量化义务，而没有严格规定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
197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pays Principle），该原则规定，损害环境的一方必须承担这种损害的成本[5]，即污染制造者（如国家、企业、个人）应承担其给社会造成污染的责任，并支付费用[4, 6]。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思想，更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同污染者付费原则一脉相承，其本质都是以“生产者责任”对国家/地区的碳排放总量及减排责任进行测度的原则。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者责任原则（Production-based Principle）可能会引发碳泄漏问题，导致碳排放责任转移，特别是对于贸易出口大国/地区更加不利[7]，而发达国家则可以通过外包碳密集型产业，进口相关产品来降低本土排放，同时专注于低污染的活动来创造附加值[8]。
Munksgaard和Pedersen[9]提出消费者责任原则（Consumption-based Principle）（也被称为“上游责任”），该原则从终端消费需求视角对国家/地区的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将供应链不同阶段产生的碳排放责任分配给最终需求，鼓励进一步思考消费者对环境影响的责任程度[7]。不过，消费者责任原则虽然解决了生产者责任原则的碳泄露问题，但贸易隐含碳责任也只是从生产侧转移到了消费侧[7]。同时，该原则缺乏激励生产者减少排放的机制，忽视了生产者在CO2排放过程中获得的财富[10]，抹杀了生产者的碳排放责任，也高估了消费者自觉履行减排责任的动力和能力，放大了消费者的减排责任。
生产者责任原则实际上就是谁制造产品和服务排放温室气体——谁获益（赚钱）——谁负责；消费者责任原则是谁使用隐含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和服务——谁享受（便利）——谁负责，两者一定程度上可以互为补充。然而，供应链上除了生产者和消费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最终用户），还有初始化石燃料的开采者和销售者（也可看作初级生产者）。也有研究考虑，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最终是由化石燃料的使用产生的，因此将这些排放分配给从化石燃料的开采和销售中获得收入的初级生产者，这就是基于开采的分配原则（Extraction-based Allocation Principle）[8, 11]。
此外，供应链上的其他任何参与者还都可以通过除化石燃料以外的手段（如资本、劳动力等）从污染性生产过程中赚取收益（工资、利息、租金等）[11]。当然，消费者也可以获取非资本性收益（如便利、服务等）。基于收入的分配原则（Income-based Allocation Principle）[也被称为“启用”排放责任（“Enabled” Emissions Responsibility）或下游责任（Downstream Responsibility）]，就是生产者责任的一种延伸，根据向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费用所产生的收入来分配，也就是将产品销售产生的下游排放分配给该产品的生产投入供应商[或收入获取者（Income Receiver）][12]，从本质上讲，下游排放是根据价值链中较早环节在生产中增加的价值进行分配的[11]。
1.2 共担责任原则的提出上述几种分配原则侧重于根据经济主体在供应链中的位置和功能，对排放责任和缓解成本进行量化和分配，都只将所有碳责任“分配”给了“一个”目标主体，即污染的直接生产者或污染过程中生产的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或污染原材料（化石燃料）的最初开采者或污染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供应商等[13]。然而，一个典型的供应链通常起始于原材料的提取，并利用劳动力和资本将原材料转化为中间产品，然后加工成最终产品或服务[13]。根据受益人付费原则（与支付能力原则密切相关，即支付能力最强的对象）[11]，供应链上的每个参与者都可被视为在经济上最有能力支持、促进和参与减排[8, 14]。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碳责任都将以碳排放、废物或自然资源使用的形式产生，每个参与主体都会享有一定的权益（生产者、开采者——收入，消费者——产品使用或服务体验，供应商——投资回报），因此最终产品或服务所在的整个供应链中的每个参与主体在保护环境方面都应该承担一定的碳责任，不能完全将碳责任推给某一方来承担[13]。特别地，在考虑碳排放责任时，还会出现一些关键性问题，例如：“谁”来对“什么”负责?对“碳排放责任”负责吗?那么，“碳排放责任”具体又指的什么? 是具体排放多少碳?是将碳排放降低多少?抑或是将碳排放降低到多少?降低到“零”吗?如果要分担责任，那么，企业是否必须提高其产品的环保性，还是由消费者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15]?更进一步的，企业是否应该只对使用其产品的下游后果负责，或者——通过其采购决策——也对上游供应商投入的影响负责[15]?如果是这样，上游和下游的责任范围应该延伸多远[15]?
有学者提出了共担责任原则（Sharing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的思路，即由供应链中生产者、消费者、供应商中的两种及以上共同承担碳排放责任。Ferng[16]论证了从受益原则（消费者）和生态赤字（生产者）的角度分担减少人为CO2排放的责任，建议将估计的CO2过量排放量作为参与国之间负责任地分担减少人为CO2排放量的基础。Bastianoni等[17]提出通过碳排放增加法（Carbon Emission Added，CEA）来分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温室气体排放责任，一个环节承担的碳排放责任比例为上游环节和当前环节累积碳排放增加值占整条产业链累积总排放量的比值，越到产业链的后端环节，其责任分担越大，最终会造成终端消费者承担大部分责任。Gallego和Lenzen[15]认为生产者责任原则忽略了位于需求链下游的使用行业和最终消费者以及位于供应链上游的供应行业（工人和投资者）——他们最终都支持、促进和推动了生产，应该负部分责任；消费者责任原则没有考虑到在供应链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但只向其他工业部门而不是最终需求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工业部门；工人/投资者责任原则未能考虑构成工业新陈代谢部分但不需要（或实际上很少）初级投入的部门，因此提出了两种责任分摊方式，一种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上游责任分担，一种是生产者和收入者（即投资者和工人）之间的下游责任分担。Lenzen进一步提出分别以增加值份额占净产出的比例[18]和以最终用途占总产出的比例[19]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担责任的分配参数。前者的分配逻辑在于：增加显著价值的生产商通常也会将运营投入显著转化为新产品，会对生产过程有很大影响，因此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相比之下，低增加值的生产商往往受到其从上游获得的运营投入的限制，因此只承担了一小部分责任[19]。后者的分配逻辑在于：将大部分产出销售给最终需求的生产商通常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政策和推广，因此对销售有很大的影响，从而要承担很大的责任[19]。相比之下，最终需求比例较低的生产商往往受到下游生产者需要满足的生产配方的限制，因此需要承担一小部分责任[19]。
1.3 基于共担思想的碳排放责任分配原则新思考实施碳排放责任分配的很重要一个目的是促进多方排放行为主体都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减排行动。
迄今为止关于气候变化解决办法的评估文献往往侧重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技术和方案[20]，这也促使当前的碳减排和碳责任分配原则多以从供给侧视角入手为主，因为更容易通过追踪量化相关的总排放量，从而对生产者（供给侧）提出减排要求、划定减排指标，以及敦促其优化生产方案、采取减排措施。以往的IPCC报告强调提高最终使用效率，但对需求方解决方案的性质、规模、实施和影响几乎没有深入了解，并且忽略了生活方式、社会规范和福祉方面的相关变化[21]。最新的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2：减缓气候变化》的决策者摘要则论述了与减缓气候相关的需求、服务和社会方面，这种对需求的积极关注能够帮助整合包括弱势学科在内的多学科的科学知识[21]，同时也引导人们将与减缓气候变化有关的研究与关注更多转向需求侧（消费者）。
然而，将重点转向需求侧并不是意味着完全忽视生产侧责任。Steininger等[11]就曾论证，不可能确定一个可以单独承担因果责任的行为者。因为正如Piñero等[13]指出的那样，典型的供应链从原材料的开采/提取开始，通过劳动力和资本将原材料转化为中间产品，然后加工成最终产品或服务。在加工处理的每个阶段，价值都是以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资本）的支付形式创造的。在整个供应链范围内，这些支付的总和总是等于最终消费者的相关支出。Tukker等[8]同样主张价值链上的几乎所有参与者都通过创造增加值而受益，需要责任分担，因为碳排放由生产者和/或产品用户产生，由开采者和收入者推动，并由最终消费者驱动。
最终用户（消费者，更确切地说是“人”）与商品或服务有关的产业链上的所有碳排放都有一定的关系[10]，是一切碳责任和产业链上经济增加值的最小体现与最小分担“单位”。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碳排放责任，不仅对一个国家/地区的就业、外汇收入和税收友好；还可以使消费者享受到更便宜的商品、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更好的技术[7]。但是，当前在生产过程和终端消费者之间的责任分摊方法仍需人为分配配额，未能做到以效率为导向，会对产业施加负面影响，影响企业减排效率和生产效率。同时，现有研究较少将碳排放责任分摊到具体的最终消费者——也就是客户（人）的身上，因此无法从消费侧的需求出发引导消费者改善消费结构，促进绿色消费，倒逼生产者减少碳排放。
2 碳排放的多种责任分配原则的逻辑基础与目标导向碳排放责任分配是识别重点排放主体、明确碳排放权的基础，也是合理制定碳减排政策和完善碳交易市场体系的重要一环。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事实上，基于各自雄心、核心利益、发展权益和国际影响力，世界各国围绕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与博弈一直持续且十分激烈，对于如何正当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如何体现公平，如何客观地促使各方充分发挥各自能力，始终存在尚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歧和困难。发达国家强调共同责任，更关注各国本土领域当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要求新兴经济体承担减排义务。但正如专家们指出的那样，气候变化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更是发达国家排放“存量”和“增量”的结果，与此同时，世界上富有的国家倾向于把碳排放“外包”给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制造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是供给西方等发达国家消费，如果仅核算生产环节的碳排放责任，而罔顾消费环节的碳责任，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更强调区别责任，主张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强制减排，认为这样更能充分体现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
在此背景下，公平和效率是确定排放分配的两个常用原则。公平原则在CO2排放分配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文献统计来看，67% 的文献研究遵循公平原则来进行CO2排放分配，而28% 遵循效率原则，5% 同时兼具考虑公平和效率原则[22]。
2.1 碳排放责任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 2.1.1 公平原则公平原则通常与更一般的分配正义概念相关联[23]。公平原则作为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诸多的理论，譬如主权、祖父制、平等主义、支付能力、经济活动、横向公平、纵向公平、污染者付费、历史责任等（表 1），而效率原则侧重于减排的经济效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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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公平的几种常见分配原则 |
Rose等[24]使用“主权”一词来论证所有国家都有平等的污染权和免受污染的权利，通常用于国家层面碳排放分配。祖父制是主权的直接结果，根据当前或过去累积的排放量分配未来配额，两者都强调未来发展的需求[25-27]。祖父制在实际中更多地用于企业层面的排放分配，根据企业的历史排放量按比例自由分配排放许可，具有数据要求较低、可接受性更广、避免因企业搬迁造成的碳泄漏等优点[28]。不过祖父制也存在某些限制：奖励碳密集型企业、惩罚碳效率高的企业、阻碍新企业发展并为某些将碳成本转化为产品价格的行业提供暴利[22, 29]。平等主义标准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分享排放配额[22, 24]。横向公平、纵向公平、支付能力、经济活动通常建立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均GDP指标的基础之上[22]。使用横向公平和经济活动标准可能会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纵向公平和支付能力标准都倾向于将更多的减排量分配给发达国家，相对减轻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负担[22]。污染者付费和历史责任强调的是过去的责任[26]。污染者付费强调在分配碳排放配额时应考虑历史碳排放量，历史排放量更多的国家需要承担更多减排负担[30]。历史责任以污染者付费为基础，以历史排放量为参考，认为减排量是根据一个国家对温度上升的责任来分配的[22, 31]。
研究者往往基于不同的公平指标来定义公平原则，从而构建方法来确定未来的减排配额，譬如人口、GDP、人均GDP、人均碳排放量、人均累积碳排放量、碳排放量、排放强度、能耗等[22, 40]。单一指标由于其简单、易懂、易用，经常被用来确定各国、各区域和各企业的排放配额[34]。Zhou等[36]分别采用CO2排放、能源消耗、人口、GDP、人均GDP等5个指标对中国各省份的减排目标进行初步分配，发现CO2排放和人口指标似乎比其他指标更公平，同时发现，通过实施省际减排配额交易方案，中国的总减排成本可以降低40% 以上。单一指标方法在反映决策偏好和易用性方面具有优势，但可能会因为损害某些参与者的排放配额而难以被所有参与者广泛接受[34]。许多研究者往往选择综合指标来分配碳排放[29, 41]。Han等[42]采用综合加权法、基于人均GDP、历史累积CO2排放量和单位工业增加值CO2排放量构建了京津冀地区碳配额分配综合指数，结果显示累积碳排放是影响碳配额的最关键因素，碳减排责任更重、碳减排潜力较高的省份可能会获得更大份额的碳排放配额。
2.1.2 效率原则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碳排放配额分配的效率原则[43]，效率原则更符合绿色经济发展的要求[44]。为了鼓励提高技术和排放效率，一些研究者认为，排放配额应取决于减排参与者的效率，排放效率较高的参与主体应为其减排努力获得补偿和奖励，应享有更多的配额[22, 34]。效率原则不仅强调了碳减排的潜力，这意味着排放效率较高的参与主体可以通过排放相同的碳排放量来产生更多的产出[41, 45]，更体现了减排的经济效率，如减排成本的最小化[22]，与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碳排放效率可以反映评估地区单位排放量促进的经济增长水平[46]，评估指标包括碳排放强度（每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碳生产率（每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量）等[22, 41, 47-49]。
2.1.3 公平与效率原则考虑现实的复杂性，同时为了提高分配的可接受性，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整合公平和效率原则来对国家/省/市、工业、企业、供应链等层面进行碳排放分配。基于公平与效率原则，Kong等[41]整合总人口、累积历史碳排放量和排放效率3个指标构建了综合指标，利用熵值法对203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配额进行分配。研究发现，人口和排放效率对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有很大影响，建议人口多、排放效率高的省份可以分配更多的排放配额。Zhou等[50]考虑到公平和效率，提出采用DEA模型来评价中国城市的CO2排放绩效，并构建综合指数对2020年中国71个城市进行碳排放配额分配，结果发现，各地区在排放绩效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最优，中部次之，西部表现最差。Zhao等[51]基于排放强度降低约束下的总排放控制，采用投入产出分析（计算碳排放强度）和熵加权（确定排放量）相结合的综合指标方法，兼具不同的公平和效率标准，包括历史碳排放量、排放强度、各工业/部门的增加值、居民消费等，在国家层面将碳排放分配到中国41个工业/部门。Lin和Wang[52]探讨了2000—2011年中国钢铁行业在28个行政省份的CO2排放绩效和减排潜力，相对于中西部和西部地区，东北和东部的排放绩效相对较高，同时东部和西部的减排潜力都非常大。Wang等[53]考虑公平和效率的原则，建立了基于煤电供应链企业内部各环节碳排放量的测度，同时，在碳交易试点下，以最小公平偏差指数为目标，以各环节内部门生产水平为约束条件，构建了碳配额分配模式。Cui等[54]根据平等、高效、可持续的原则，应用熵权法和ZSG-DEA模型，对203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电力行业碳排放配额进行分配。研究结果表明，与西部相比，由于地区累积碳排放量过大、火力发电任务多、空气污染物排放强度较大以及可持续性差等原因，中部和东部的大多数省份的碳配额较小，在电力行业面临更大的减排挑战。
2.2 基于公平与效率的碳排放责任分配原则新设想人们对分配原则的公平性、效率性及可接受性等多重因素的关注和重视，同样与各国围绕各自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展开的持久博弈密不可分。早期的各种分配原则（表 1），通常是各国在解决温室气体排放意愿不足时提出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阵营。两次工业革命，使得一小部分国家“飞跃”成为发达国家，完成产业转型，这是建立在技术先进、资源丰厚的基础之上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是各国争夺发展权的目的，也是手段。发达国家率先享有了对地球资源的开采、使用，也率先完成了“大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这对于谋求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不公平。这些基于公平的非强约束机制的分配方案，一方面可以让世界开始关注减排问题，另一方面能相对平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诉求，既可以约束发达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地更加注重自身的减排行为，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空间与追赶空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直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但全球化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得气候谈判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之后[55]，舆论更强调让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等减排大国承担量化减排指标和义务。
近几十年，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生产过程日益分散，空间生产碎片化导致供应商（原材料供应区域）、生产者（碳排放区域）和消费者（最终消费区域）之间的地理分离趋势日益明显[56, 57]。产品和服务是多个操作过程的结果，例如采购、制造和运输[58]。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企业在承担气候变化责任方面面临许多挑战。虽然许多企业和组织正在开展碳足迹项目，以估计自身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但通常仅估计直接排放和购买能源的排放，较少关注供应链排放，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碳排放严重低估[59]。仅2500家全球最大企业的供应链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占全球排放量的20% 上，因此供应链中的排放合理化可以为实现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商定的全球CO2减排目标做出重要贡献[60]。
Matthews等[59]通过对美国491个经济部门的碳足迹分析发现，平均而言，一个行业的直接排放仅占供应链总碳排放的14%，而直接排放加上行业能源投入平均仅占供应链总排放的26%。这一数字意味着，单个企业内部的战略变革对于减少整个供应链范围内的排放是无效的，关键在于与供应链成员所做的共同努力与协作；然而，联合生产模糊了碳足迹的组织边界，不能简单地将碳足迹分配给单个企业[58]。因此，我们认为需要沿着生产网络、确定基于供应链的碳责任分配方案，在中国构建基于供应链的碳责任账户体系框架。
3 基于供应链的企业碳责任分配逻辑 3.1 不同碳约束下的基于供应链的企业碳责任分配研究当前基于供应链的碳排放减排目标侧重于企业层面。这点从相关文献中可见一斑，相关碳约束都与企业有关，每个企业决定各自在供应链上减少碳排放的努力，供应链上的减排目标基于一个或多个企业的减排水平。关于碳排放分配的现有文献大致考虑了3类问题：排放配额、排放要求和减排目标[61]（责任分配）。
（1）排放配额。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区域的碳排放配额分配规则主要包括基准法、祖父制和拍卖法。在企业层面上，MacKenzie等[62, 63]分别利用排名竞赛和不完整的信息博弈来分配污染配额。Cong和Wei[64]在电力部门引入了限额与交易机制，认为与基于产出的基准法分配相比，基于排放的祖父制分配可能会导致更高的电力和碳交易价格，更能鼓励生产者对环境友好，认为基于产出的分配将更有利于中国电力部门的减排。Ma等[65]建立了双层规划模型，对企业碳排放配额进行最优分配，采用零和收益数据包络分析（ZSG-DEA）模型对分配效率进行评价，从而向最优解方向调整。Wang等[53]以煤电企业各环节部门为研究对象，填补了从供应链的角度对煤电企业进行碳配额分配的空白。Zetterberg[66]使用基准法分析了碳配额分配、产品定价及企业的减排政策，并指出基于最新产量和基准系数的基准法对碳排放交易体系覆盖企业的减排激励要强于基于早期生产和基准系数的方法。Zhang等[67]认为企业可能更倾向专注于祖父制下的当期利润，而企业可能在基准制下实现总利润最大化。Liao等[68]分别采用基准法、祖父制和Shapley值方法，对中国上海3家发电厂碳排放配额进行初始分配，发现基准法的结果与Shapley值方法的结果相似，而祖父制的分配结果是最不公平的。建议在分配初期可以采用与祖父制相关的自由分配方案，同时，在适当的时候引入基准法。Ciardiello等[69]通过合作博弈论概念，构建了兼具公平、效率和透明度的跨多层供应链的污染责任Shapley分配模型。
（2）减排要求。Jacobs和Subramanian[70]主张在整个供应链中分担产品回收的责任，强调如果实施得当，强制分担产品回收责任有可能通过提高供应链盈利能力来减轻回收计划的负担，并进一步展示了如何在两级分散的供应链中分担产品回收的责任以提高总利润和社会福利。Bagchi等[71]探索了基于博弈论的具有排放上限的全球企业减排分配机制，以将减排目标——优势策略激励相容性（DSIC）、严格预算平衡（SBB）和分配效率（AE）——分配给其部门和供应链合作伙伴，不过分配机制无法同时满足这3个目标特性，因此设计了反向拍卖协议和正向拍卖协议以满足DSIC和AE两个目标。碳配额分配方案不同，会影响供应链成员的利润和减排成本。因此以盈利和降低减排成本为目标的相关研究得到了关注。Liu等[72]建立了基于多边谈判的供应链利润分配模型，用于政府为企业确定碳排放量，最终使所有企业都达到利益均衡状态。Kanakoudis和Papadopoulou[73]在供应链中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沿供应链产生的碳足迹的成本，为了实现产品的社会公平价格，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支付其公平的份额，以确保与产品供应链相关的所有成本都得到充分回收。Chang等[74]通过假设分配给制造商的自由碳上限与产品相关，并比较两个碳排放法规对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的生产数量决策的影响，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制造商的利润。Chen等[58]研究了两种排放法规条件下联合生产供应链中的碳足迹和责任分配问题，其中，排放法规Ⅰ——企业必须购买排放配额，排放法规Ⅱ——企业通过遵守每单位产品的排放标准来节省此类支出。研究是根据活动而不是企业对碳足迹进行建模，并提出了一种旨在实现个人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间责任分配的一般模型。Wu等[75]采用4种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了考虑不同免费排放分配方案和减排成本分摊方案的供应链减排策略。这些模型是以利润为主要目标的传统供应链模式的延伸，通过比较模型中的最优解决方案，结果表明，无论采用哪种免费排放配额分配方案，或者是否存在减排成本分摊方案，上游企业都倾向于设定更高的减排率。分析了考虑不同免费排放分配方案和减排成本分摊的供应链，并比较了相应的减排效果。碳配额分配规则与供应链中企业的投融资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关联。Wang等[76]重点探讨了碳交易环境下资本受限的供应链体系，分析了不同配额分配规则下的最优决策和融资选择策略。结果表明，制造商总是在基准规则下投资更高的碳减排量。同时，无论碳配额分配规则如何变化，制造商总是更倾向于通过银行信贷融资（BCF）解决融资困境，因为批发价格较低。当制造商的历史碳排放量较低时，政府向制造商提供基准规则是有益的，否则，政府实施祖父制可能更有效。
（3）减排目标（责任分配）。Gallego和Lenzen[15]建议排放责任应该由所有直接或间接产生这些排放的供应链成员共同分担。Bagchi等[71]针对集中式供应链，使用博弈论方法，将碳减排分配给不同的部门和供应链合作伙伴，以实现整个供应链碳减排计划中所需的减排目标。Caro等[77]分析了分散式供应链中的碳足迹和碳排放减排目标的分配。假定供应链中有一个“碳分配者”，有权确定每个企业的碳排放减排目标，每个企业都可以决定各自减少排放的努力以实现其分配目标。若假定所有企业都发挥其最佳减排努力水平的供应链是“碳最优”供应链，为了诱导碳最优努力水平，即使碳税是碳的真实社会成本，也需要对排放进行超额分配。Caro等[78]研究了一个类似基于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联合生产模型，其供应链中的总排放量可以分解为多个过程，每个过程都可能受到多个企业的影响，该研究还重点关注排放分配机制引发的减排激励问题。基于与Caro等[78]相同的共同责任建模框架，Gopalakrishnan等[60]采用合作博弈论方法推导出了一个公平和透明的方案来分配供应链中的总温室气体排放量，某种意义上可以激励企业采取最佳减排努力来减少污染，从减排激励的角度来看，其在供应链中引导企业进行最佳减排努力的方法可以被视为对Caro等[78]提出的方法的补充。Ren等[61]使用Stackelberg博弈模型在由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面向订单生产的供应链（Make to Order Supply Chain，MTO）中，探讨了在产品层面而非企业层面的碳排放减排目标（PCEAT）分配问题，将碳减排目标强加于每个产品单元。研究发现，无论谁是领导者，谁拥有PCEAT的分配权，领导者的利润总是追随者的两倍，并且让领导者分配PCEAT更可能对成员和整个供应链都有利。Sunar和Plambeck[79]研究了碳排放在副产品中的3种分配方法。He等[80]对供应链成员在碳税、碳排放总量减排和期权价格等方面的最优决策和预期利润进行了分析，探索了在具有期权合同的供应链成员之间进行碳排放总量减排目标的最优分配策略。除此之外，跨境贸易中的碳责任问题同样值得关注。Rodrigues等[81]研究了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中的启用碳排放和碳责任，并观察到发达经济体和化石燃料出口国是能够在国外实现更多下游碳排放的世界区域。然而，该研究既没有显示这些排放如何通过国际贸易转移，也没有显示这些排放如何分配给部门[56]。Marques等[56]在商品层面分析了国家之间启用排放的碳贸易平衡，研究了国际贸易如何使排放发生地与从这些排放中获得收入的地点之间产生地理分离，并在商品层面分析了国家之间启用排放的碳贸易平衡，研究了生产链下游产品的主要投入所带来的碳排放，发现全球18% 的碳排放量来自国外，发达经济体、化石燃料出口国和亚洲占国际贸易带来的下游排放量的80%。Zhang等[57]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分析了1995—2009年全球跨境生产链上隐含和启用排放的碳责任分配。研究发现，2009年多达25% 的隐含排放量和20% 的启用排放量不止一次跨越国界，空间生产碎片化使得碳责任的转移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3.2 公平与效率下的基于供应链的企业碳责任分配机制欧盟碳交易市场的建立表明，随着减排活动的增加，碳配额分配规则逐渐形成了从祖父制向基准法再到拍卖法的转变[67]。我国正在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市场交易机制和监督机制尚处于摸索和试行阶段，规范性和强制性水平还不高。当前，供应链中碳责任划分是从生产侧视角、基于“谁生产，谁排放，谁负责”的原则，即企业依据自身产能所产生碳排放总量来承担碳责任，若碳责任超出自身额定碳排放量，则需要去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购买额外的碳配额[82]。前文已经提到公平和效率是确定排放分配的两个常用原则，这在基于供应链的企业碳责任分配体系中同样适用，目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基于公平的分配原则，主要包括祖父制（基于历史排放量）和基准法（2种：基于历史产量、基于实际产出）。祖父制和基准法是碳市场向企业免费发放配额的两种形式。在初始阶段，为了使企业更容易接受碳定价机制，免费分配往往占主导地位。祖父制对于数据收集要求少，常常在市场的初始阶段使用。但是根据历史排放量进行分配，很可能会造成碳市场对于减排激励的扭曲——因为排放越多的企业，得到的免费配额越多。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基准法，可以避免祖父制引发的扭曲激励。Zetterberg等[29]分析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并与美国碳配额市场进行了比较，认为基准法应该被用作从祖父制到拍卖法的过度方法。Ji等[83]比较了祖父制和基准法对企业决策、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认为基准法可以更有效地推动制造商生产低碳产品，激励零售商推广低碳产品。不过如果采用基准法，除了对于企业、设施和产品的数据收集更为丰富外，还需要和总量上限保持一致，特别是基于实际产出的基准法。
（2）基于效率的分配原则。许多学者普遍认为，拍卖法优于传统的祖父制，因为拍卖法可以避免祖父制带来的低效率分配[67]。从经济福利的角度看，拍卖法可以减少税收扭曲，在成本分配方面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为创新提供更大的激励，并减少租金分配方面的政治争议[84, 85]。此外，拍卖法保证了交易体系的效率、透明度和简单性，可以极大地刺激低碳经济的投资，还可以避免污染者为牟利而进行大量免费排放[67]。配额拍卖能为政府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还可以提供市场流动性，助推价格信号的发现。随着市场不断的发展和成熟，绝大多数的碳市场会逐渐引入拍卖法，并提高其在配额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中国碳交易试点地区在有数据的情况下尝试采用基准法，并扩大了拍卖法的比重[67]。
（3）同时考虑分配份额的公平和效率。即使从经济角度出发，兼具考虑公平和效率，也是有益的。Goulder等[86]认为部分免费分配可以防止企业利润的损失，Burtraw等[87]发现拍卖法的减排成本约为祖父制和基准法的一半。Golombek等[88]探讨了总排放目标固定情况下的4种分配机制：①基于企业历史绩效的无条件祖父制；②有条件的祖父制，即基于企业历史绩效，但在企业无法维持基准年产能的情况下，配额会被撤回；③相对于能够维持产能的配额分配；④相对于当前产量的配额分配，即基于产出的分配（OBA）——对欧洲电力市场的影响。认为相比于祖父制分配方式，使用基于产出的配额分配，天然气发电量会大大增加，但实现固定排放目标的福利成本要高得多。Böhringer和Lange[89]研究了基于历史排放和产出的分配规则，发现在具有绝对排放上限的闭环交易系统中，基于历史排放的祖父制是最优解。但是在配额可以与外部交易的开放交易系统中，基于历史排放和产出的分配组合更好。基于上述逻辑，我们将在《碳责任账户的目标原则、分配逻辑与框架构建：账户建立》一文，针对新形势下对基于供应链的碳排放责任分配模式的新需求，尝试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以产品为导向、基于供应链的碳责任账户体系框架。
4 结论事实上，可能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碳责任分配方案，能够在所有的碳排放参与主体面前绝对兼顾效率与公平。然而，“双碳”目标意味着我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虽然众多文献已经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碳责任分配进行了激烈讨论与分析，但目前碳责任分配更多的还是由从供给侧的生产者们承担，对需求侧的碳责任问题还不够重视。我们认为，基于供应链的碳责任分配方案能够积极带动全体人民、各行各业共同参与进来，激发并鼓励供应链成员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共同努力，扩大碳减排空间，同时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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