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应对气候变化、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基本路径，并将其作为新冠感染疫情后经济复苏行动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循环经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方案，可以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打造更健康的自然生态系统，开创更和谐的社会—自然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碳中和目标，有助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并使人类和地球都受益。

美丽中国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做出重要战略部署，强调应坚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发展循环经济是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必要途径。

随着循环经济发展从概念走向实践，循环经济理论框架及实践模式不断完善，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从物质资源消耗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出发，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价值，新时代循环经济发展的新内涵及其碳减排路径，分析了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建议，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美丽中国建设。

1 物质资源消耗与经济社会发展

物质资源是支撑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社会生产和使用物质资源的种类与数量都在持续快速增长，使用了元素周期表中几乎所有元素，且每天都在发明和应用新的化合物与合金元素。物质和能量在地球表面迁移转换的规模和结构受到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极大干扰和改变。据联合国贸易规划署的统计，1970—2015年，全球物质资源开采量增长了3倍，非金属矿物的使用量增加了5倍；化石燃料使用量增加了45%，材料、燃料和粮食的开采和加工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一半，并导致90% 以上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缺水问题；到2060年，全球物质资源使用量将翻一番，温室气体排放量随之增加43%。

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自1970年以来物质资源消费总量仅是平缓上升或者趋于稳定，逐步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物质资源消耗的解耦。与之相反，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我国资源投入、能源消耗、废弃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仍然处于上升通道。据统计2021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0.571吨标准煤/万元，近十年年均下降3.3%，仍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2020年，我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6.8亿t，综合利用量20.4亿t，处置量9.2亿t；工业危废产生量7281.8万t，利用处置量7630.5万t；农业固废产生量约40亿t，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6.7%，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75%。

现有“开采—生产—消费—利用—废弃”的传统线性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大量物质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同时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空前的破坏和压力，最终将威胁人类和地球的生存安全，与人民对生态环境质量期望之间不相适配。如何创造生态和谐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实现天蓝、山绿、水清、环境更优美，亟须探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循环经济提供了一个更富有前景的方向(图 1)。

2 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价值

循环经济旨在通过3R，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 模式，促进产品、零部件和材料等的“闭路循环”，提高经济社会系统中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图 2)。

2.1 发展循环经济是缓解资源压力的有效途径

循环经济提倡在生产环节实施生态设计和清洁生产，推动资源能源从源头减量，鼓励用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活动对原生资源的消耗，以更少的资源取得更大的发展，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脱钩。清华大学的研究表明，通过城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2030年再生的铜、铁、铝和铅对原生资源的替代比例分别超过46%、53%、25% 和45%，显著降低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并超过进口铜而成为最可靠的资源保障渠道之一^[1]。

2.2 发展循环经济是防止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

循环经济一头连着资源，另一头连着环境，力求通过三种途径减少物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包括：资源消耗主体避免排放各种污染物；对于源头不能消减的污染物加以循环利用；当以上两种途径都不能实现时，则将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置。清华大学的研究表明，通过积极推广钢铁—电力—水泥行业之间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技术，以2015年为基准，产业共生措施对钢铁行业2020年能源节约和二氧化硫减排的贡献均可超过30%^[2]。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报告指出，如果推广共享交通出行方式、循环利用报废汽车、轻量化设计燃油车、用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汽车等循环经济方案，我国交通行业的氮氧化物(NO_x)排放量可减少9%，细颗粒物(PM_2.5)排放量可减少10%^[3]。

2.3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

可持续发展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建设、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循环经济重在从转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入手，从根本上消除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压力、对环境的破坏，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相吻合。具体而言，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2(采用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的关键要素，有利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如目标8(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和目标9 (构建具备抵御灾难能力的基础设施，促进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工业化，推动创新) ^[4]。

2.4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

循环经济在提升资源能源效率、减少资源能源投入的同时，也降低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研究表明，循环经济可有效减少全球水泥、钢铁、塑料和铝行业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通过减少产废量、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和材料循环利用方案可分别减少10%、12% 和18% 的温室气体排放，这是能源转型无法解决的^[5]。清华大学的研究表明，通过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废轮胎等替代能源技术，推进炉窑余热和生物质废弃物发电等循环经济措施，可以为我国水泥行业2060年碳中和目标贡献33.7%^[6]。

2.5 发展循环经济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突破口

如图 2所示，通过重新设计生产和消费体系，循环经济可创造新的社会价值并带来经济增长点。世界经济论坛的最新报告《中国迈向自然受益型经济的机遇》明确指出，社会经济系统转型将在中国创造1.9万亿美元的商业价值和88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7]。与此同时，麦肯锡的一项研究则表明，循环经济可使欧洲产生高达1.8万亿欧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GDP额外增长了7%^[7]。

3 新时代循环经济发展的新内涵

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后工业化时期产生了大量废弃物，导致生态平衡被破坏，可持续发展得到重视，循环经济理念应运而生。我国是在几十年内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实际上是在压缩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为寻求综合性和根本性措施解决复合型生态环境问题，在此情况下开始发展自己的循环经济理念与实践的。因此，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首先是从解决消费领域的废弃物问题入手，向生产领域延伸，根本目的在于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直接目的是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最先从工业领域开始，其内涵和外延逐渐拓展到包括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园区和循环型社会等三个层面，解决复合型环境污染问题，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随着联合国确立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会议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循环经济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从国际上看，一是主要经济体普遍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解决方案。例如，欧盟议会出台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旨在将循环经济理念贯穿产品设计、生产、消费、维修、回收处理、二次资源利用的全生命周期，减少资源消耗和碳足迹。二是全球格局与秩序受新冠感染疫情蔓延影响加速重构。随着民族主义崛起，主要经济体倾向于推动供应链的本土化，导致国际资源供应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我国的油气、战略金属等主要资源对外依存度高，供应链韧性面临严峻考验。这使得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再生资源利用水平的需求非常迫切。

从国内来看，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循环经济产业动能升级。在需求侧方面，市场将释放巨大的需求潜力和更高质量的需求类别，节能降耗产品、环境治理服务等行业的成长空间进一步向好。在供给侧方面，产业将向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方向演进，从而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数字经济和智慧生态等成为多元化布局的切入点。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循环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资源循环利用率由2005年的11.8% 快速增长至2015年的17.0%，已经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水平(日本和欧盟的资源循环利用率分别为20.9% 和14.8%)。2021年，《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先后印发，进一步明确强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随着世界各国的广泛实践和积极探索，循环经济的内涵也在与时俱进丰富发展。得益于技术水平提升和新兴商业模式涌现，循环经济的传统3R[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 原则目前可以进一步拓展为10R原则(图 3)。具体来说，在废物端循环(recycle)路径进一步拓展为再循环(recycle)和能源回收(recovery)，在使用端循环(reuse)路径进一步拓展为新用途(repurpose)、再制造(remanufacture)、再使用(reuse)、翻新(refurbish)、维修(repair)，在生产端循环(reduce) 路径进一步拓展为重新设计(rethink)、减量化(reduce)、服务替代(refuse)。

3.1 生产端循环：reduce路径

生产端循环强调对产品的设计方案进行重新构思。生产端循环模式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是使用端循环和废物端循环模式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生产端循环模式包括重新设计、减量化和服务替代。

(1) 重新设计(rethink)，指对产品和生产流程的绿色设计。重新设计是其他循环模式顺利开展的决定要素。例如，易拆解的产品更容易维修、翻新、再制造和再使用。

(2) 减量化(reduce)，指减少产品生产时所需的原材料和能源消耗，也包括减少产品的生产量。例如，鼓励消费者购买二手车和采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以减少新车的使用等^[8]。

(3) 服务替代(refuse)，指用完全不同的产品替代另外一种产品提供相同的服务。例如，用环保袋代替一次性塑料袋、用纸吸管代替塑料吸管、用电动车代替燃油车^[9]。

3.2 使用端循环：reuse路径

使用端循环主要是指在产品使用过程中，通过尽可能多次或多种方式使用产品，从而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推迟报废年限的方式。对不同的产品而言，使用端的循环模式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使用端的循环模式分为新用途、再制造、再使用、翻新和维修。

(1) 新用途(repurpose)，指废弃产品或零部件被用于其他用途，也被称为开环再使用(open-loop reuse)。新用途是再制造、再使用、维修和翻新模式的补充。被用作新用途的产品或零部件因其零散性高，在实际生产应用中很难被追溯认定。

(2) 再制造(remanufacture)，指废旧产品的零部件被用来制作新产品。再制造产品应具备与全新产品同等的质量和性能。一般而言，再制造模式适用于特定行业的耐用组件^[10]。

(3) 再使用(reuse)，指用户第二次使用或由其他用户再次使用仍然处于良好状态的产品。再使用是全球各国鼓励推行的循环模式。在实际应用中，该类模式主要包括两类产品：一类是重新出售的产品，这类产品依赖于用户使用二手产品的倾向以及二手市场的普遍性和正规性^[11]；另一类是需要租用、共享、退还押金的产品(如共享单车等)。

(4) 翻新(refurbish)，指对产品的功能进行升级，通常不涉及拆卸，仅限于更换零部件，可被视为“轻型”再制造。翻新可使产品恢复质量标准或令客户满意的性能。

(5) 维修(repair)，指通过更换故障部件使损坏的产品重新运行。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维修不是维护，维护包括再制造、翻新和维修等一系列预防和补救措施，一般不被认为是循环模式。

3.3 废物端循环：recycle路径

废物端循环是循环经济资源化原则的具体体现，主要是指对生产和消费后的废弃物进行再使用。一般而言，废物端循环主要包括再循环和能源回收。

(1) 再循环(recycle)，指对废弃材料或产品进行回收加工，以获得相同/更高等级(升级循环，upcycling)或更低等级(降级循环，downcycling)的再生资源。就当前的回收技术而言，升级循环通常是比较难以实现的^[12]。闭环循环是指废弃物被用来生产同种类型的新产品(原级再循环)。由于回收循环过程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物料价格、回收技术、环境影响等) ^[13]，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是开环循环，即废弃物被转化为其他产品的原料。

(2) 能源回收(recovery)，指将废弃物中的有机物和无机物部分通过厌氧分解、提取精炼等方式转化为可使用的能量。能源回收是对再循环模式的重要补充，是规模和来源最分散的循环模式^[14]。相对于其他循环模式而言，能源回收可能会造成可回收资源的浪费，但确是一种折中的方案^[15]。

4 循环经济助推碳减排的关键路径

全球近半数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过程，循环经济模式在钢铁、塑料、化工及食品领域的应用，可降低近四分之一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循环经济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囊括产品设计、生产、商业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供应链服务等不同维度。实现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涉及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调整，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不仅需要加速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着力提升能效水平，还需要以发展循环经济为抓手作用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通过改变产品的设计、生产和使用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再生资源利用水平，有效地促进温室气体排放减量(图 4)。

4.1 通过源头绿色设计和避免浪费实现减排

开展产品和生产流程的绿色设计实现生产的减量化、绿色化和可循环化，降低产品生产、运输、消费、废弃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例如，在服装设计方面，采用极简设计并选用生物质纺织纤维材料作为原材料，降低服装制品对于高碳原材料的需求及原材料制备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

4.2 通过优化产品生产、工艺流程或系统实现减排

通过工艺革新和系统优化，拓展产品生产的原料种类或配比、发展新材料和特种材料等低碳高质量产品，缩短或优化产品的生产流程/工艺，利用先进大型高效设备替代中小型落后设备等，进而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包括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例如，长流程炼钢应尽可能采用铁矿石品位，推进以废旧钢铁替代传统铁矿石发展短流程炼钢，可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

4.3 通过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与清洁燃料替代实现减排

在满足能源消费需求的前提下，充分应用节电、节煤、节油等技术减少能源消费量，利用风电、光电、氢能等低碳或无碳燃料取代高碳化石燃料，进而降低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例如，通过回收利用余热、余能、余压实现节能提效，利用农林剩余物等生物质能源替代传统的高碳化石能源，降低化石能源消耗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4.4 利用废弃物或可再生材料替代原生材料实现减排

推动废弃材料或产品的回收加工，开展企业生产废弃物/副产品的资源化利用，使用相同/更高等级或更低等级的再生材料，与直接使用原生材料相比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例如，回收1t塑料与使用化石原料生产1t塑料相比，可以减少排放1.1~3 tCO₂eq。在食物系统中，可对废弃的有机物进行厌氧分解等资源化利用，并将其作为循环型生物经济的原料。

4.5 通过产品使用与服务系统创新实现减排

通过尽可能多次或多种方式使用产品、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应用新用途、再制造、再使用、翻新和维修等技术手段，提高产品的服务年限或促进产品中关键要素的循环和再流通，进而降低对原产品的需求，减少整个产业链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例如，可以重复使用20次以上的洗发水瓶能减少95% 以上的材料消耗，大大减少包装物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4.6 通过分级分类处置消费后废弃物实现减排

对废弃物实行分级分类处置和管理，可以实现资源的梯级综合利用，并降低废弃物不当处置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进而节约资源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例如，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回收、运输、处置，能够有效提高资源的回收利用效率，减少垃圾焚烧、填埋等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可降低垃圾运输及其他处置过程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5 循环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5.1 循环经济评价体系不统一

循环经济评价体系是评估循环经济发展现状和实施效果的科学依据，是制定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和计划的理论基础。目前，全球各国发布的循环经济评价体系的结构和指标并不一致，导致全球循环经济转型的战略成果缺乏可比性。

例如，欧盟和日本均发布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但评价指标的选取、分类、定义和核算框架并不相同。欧盟的循环经济评价体系是由四个监测维度(包括生产和消费、废物管理、再生资源和竞争力与创新)下的10个评价指标构成^[16]。而日本的循环经济评价体系则从资源生产率、循环利用率和最终填埋率三个监测维度设置了4个主要指标来评价循环经济的实施成效^[17]。此外，循环经济的评价指标多关注废物端和生产端的资源管理与利用(包括污染物处理率、废弃物利用率和资源消耗强度等)，较少涉及使用端的资源消耗特征，不利于推动和落实使用端的循环经济方案。循环经济的发展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和多系统，因此，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应具有综合性和包容性。

5.2 循环经济实施路径不明确

随着循环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国际组织和科研工作者在循环经济实施路径识别和潜力分析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但在论证循环经济路径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方面还存在缺失。例如，尽管有很多研究和报告对物质循环的路径与潜力进行了量化分析，但在路径解读和技术可行性方面仍然停留在定性分析上，难以深入和精准地为循环经济的实施规划提出指导性意见。

循环经济的转型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联合推动，既需要理论自上而下地总体规划和指导，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公众—企业—政府三元合作的治理框架。因此，不断完善循环经济实施路径的可行性研究是落实循环经济政策的重要前提。在实践中亟须尽快系统总结现有技术模式的实践经验，加大对制约物质循环的关键技术环节的攻关力度，通过优化集成与整体设计，进一步提高发展循环经济的资源环境与经济的综合效益，突出集成创新在循环经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中的核心支撑地位，引领循环经济技术革命的全球进程，带动循环经济的规模化发展。

5.3 循环经济技术水平有待提升

技术水平是支撑循环经济实践的核心驱动力。各国正在积极制定相关科技战略与计划，以进行创新型技术的提前布局。我国《“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提高废旧动力电池余能检测、残值评估、重组利用、安全管理等技术水平，加强再生利用与梯次利用成套化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欧盟在《光伏战略研究与创新议程》(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废旧光伏组件的回收技术工艺水平要达到硅90%、铟30%、银70%。然而，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新型废旧产品产生量大幅增长，回收拆解处理难度较大，稀有金属分选的精度和深度不足，导致循环再利用品质与成本难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材料要求。

基于固体废物属性及其资源环境双重影响方面的认识，全球已经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学科研究体系，在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和资源化技术等开发应用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在跨学科交叉领域结合、全链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环节仍然存在短板。例如，随着碳中和成为国际共识，传统和新兴固体废物的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将从资源循环与污染控制结合向资源—环境—低碳多维目标导向转变，同时污染治理模式将从单相态污染治理向多相态污染转化协同防控转变，特别是高能耗、高碳排放的固体废物热解、焚烧等方向需要密切结合固体废物代谢分析、资源效率评估、工业废物碳化等基础理论研究当前亟待拓展关键技术方向；工业尾矿、赤泥、磷石膏、冶炼渣、气化渣、工业废盐等工业固废/危废目前仍以低端资源化利用与安全处置等为主，已成为行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难点、痛点；固体废物循环利用与生态设计、数字技术等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交叉融合，然而在城市固体废物、新兴固体废物的智能高效回收处理技术、装备和配套管理技术上仍滞后于行业需求，主要技术仍以拆解、破碎等技术为主，资源利用和二次污染控制效率不足。

5.4 循环经济立法及配套政策不完善

随着循环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循环经济立法及配套政策的体系逐渐完善、目标日趋精准、结构日益健全。然而，循环经济立法及配套政策在总体设计上仍然停留在原则性的指示，缺乏操作性强的清单和方案；由于缺乏专门的组织机构和配套的基础设施对法律制度进行有效衔接与落实，很多法律制度停留在法律条文层面；经济刺激与法律政策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导致法律实效低下；循环经济立法及配套政策重视对废弃物的管理和利用，忽视了对消费环节资源过度消耗的管控；循环经济立法缺乏对循环经济转型的前瞻性展望。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循环经济战略的有序开展和落实。

循环经济立法主要涉及国家、企业和大众这三个主体。例如，技术创新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定位不准确，会导致激励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的财政、税收等相关鼓励政策落实不到位，最终使得企业缺乏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废弃物立法是决定报废商品和材料去向的关键因素。废弃物分类标准不当会阻碍废弃物的高质量回收和再循环。我国固体废物的分类尚未覆盖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其中，农业固体废物、矿业废物(尾矿和废石)、部分城市固体废物(如城市污水污泥等)以及社会源固体废物(如废汽车、废电器电子产品、废轮胎等)没有明确的分类。

6 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建议 6.1 完善循环经济的评价体系

完善数据核算基础，构建一套国际通用、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系统全面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例如，针对资源消耗数据尚未纳入日常统计、区域层面资源产出率核算难、资源产出率提升路径不清等问题，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物质流分析为基础，构建统测结合、可操作的资源产出率测算方式，建立主要资源的物质流账户，摸清资源生产和消耗底数，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建立完善资源消耗数据的直报系统，支持社会科研机构和第三方系统分析评价资源产出率指标，分析不同情景下的变化趋势，研究资源产出效率的提升路径和具体措施。

6.2 构建循环经济路径的实施方案

量化关键产业和行业的10R循环路径，辨识不同产品或材料的循环路径并构建实施方案和关键技术清单，完善废弃物全过程、精细化循环方案，促进可回收且资源—环境—经济效益高的物质100% 循环，促进无法回收或资源—环境—经济效益低的物质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例如，对于容易回收的废弃物(如废旧金属等)，应大力推动废弃物的闭路循环，攻克回收工艺关键技术，提升再生产品的质量和清洁化水平；对于无法回收的废弃物(如复合材料等)，应通过生态设计、清洁生产和绿色供应链管理等方式减少原材料投入和不断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对于回收再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废弃物(如稀土元素等)，应通过产品设计增强产品的耐用性和可拆卸性。

6.3 推动政用产学研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以国家需求、重大战略为导向，促进政用产学研深度融合，形成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和协调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通过政府统筹引导完善科研体系，推进多元化的科研投入结构，克服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异质性组织间的合作导向障碍，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例如，加大科技前沿自由探索支持力度，瞄准和抢占原始创新研究制高点，针对“无废城市”固体废物循环、新兴产业固体废物高质循环和“一带一路”跨国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等重要领域设立探索前沿、破解关键科学难题的专门方向和项目类型，引导科研人员对基础和难点问题长期攻关；加强对固体废物与信息、能源、材料、生物等多学科联合创新研究的支持，通过交叉融合、协同攻关实现固体废物领域智慧感知与精准分离、智能化成套装备和控制系统、耐高温耐腐蚀高性能材料和装备零部件等“卡脖子”问题的突破；鼓励科研机构基础研究联合大型企业推动技术转化与应用，针对磷石膏、赤泥、冶炼废渣等区域性、行业性难处置固体废物综合解决等问题，引导冶金、化工、能源行业技术实践支撑固体废物领域原创性理论研究经验融合，推动部分原创性理论加速实现技术创新—工程示范—综合解决贯通式攻关；加强信息技术与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的深度融合，依托“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智能合约和5G等手段，推进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市场配置的智慧管理，提升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过程环境风险防控水平。

6.4 加强立法及配套政策的可操作性

应加强整体立法，优化总体设计，把先进的循环经济理念纳入各个领域的基本法律文件；强化部门合作，完善配套政策(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政策性文件等)，强化基础设施，确保循环经济的有效落实；切实贯彻循环经济闭环循环理念，从生产、流通、消费、废弃、处置等各个环节加强立法，确保法律机制各个环节的密切衔接；明确政府、企业和公众参与循环经济的责任，确保循环方案在不同层级的有效实施。例如，整合和完善固体废物资源化法制体系，明确固体废物资源化管理法律定位及部门分工，形成有利于资源化产业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强化和细化废物产生者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法律责任和义务，将固体废物污染控制、资源化利用要求前置于产生源及全过程；优化财税激励机制，培育资源化产品发展内生动力，强化资源税、环境税等对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可利用固体废物焚烧、填埋处置的约束作用，扩大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品税收优惠、绿色采购、产品限制淘汰、政府补贴等覆盖范围，建立灵活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价格调节机制，助力形成“谁利用、谁受益”“谁回收、谁受益”的市场环境；建立健全资源化利用过程污染控制标准体系、综合利用产品质量控制标准体系、重点行业产品生态设计标准和绿色供应链建设标准体系，引领和促进资源化产业健康发展。

6.5 完善循环经济国际合作机制

推进全社会资源消费从线性模式走向循环模式，是一场从理念、技术、管理到消费的系统性变革，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在循环经济政策与制度框架制定、主要价值链中绿色商业发展、全球循环经济转型融资支持等方面，如何统筹建立协调的国家间、区域间合作机制，平衡不同阵营的利益诉求，维持长期稳定的友好伙伴关系，谋求全球对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协调发展的共识是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应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全局性谋划、战略性部署和整体性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统筹协调与世界各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机遇，激励循环经济技术创新，完善循环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全球资源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