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河海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江苏南京 211100
2.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饮食结构改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水短缺压力。2021年3月22日发布的《联合国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显示,世界水资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水目标的一个具体行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在学生中开展全面水教育。水资源供需错位与人均可利用淡水总量少是我国面临的典型水危机类型。当前,全社会节水意识不强,用水浪费现象比较普遍[1]。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生活用水量从2000年的575亿m3增加到2019年的872亿m3,占总用水量的比重也从10.5% 增加到14.5%,并呈现出持续增加的趋势,进而对新时期生活用水综合管理提出挑战。因此,如何通过稀缺水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成为亟须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
由于高校在学人数多,生活用水在高校全部用水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从2000年在“十五计划”中提出建设节水型社会开始,到2002年开始试点节水型城市建设,再到2019年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联合印发的《国家节水行动方案》中提出建设节水型高校,以及同年水利部、教育部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高校节约用水工作的通知》。不难发现,当前高校节水已经成为社会节水的重要领域而被政府和社会公众逐渐重视。因此,本文聚焦大学生节水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期为节水型高校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1 文献综述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国内外诸多文献从个体行为视角对此类环境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环境意识被认为是预测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3],近些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4-7]。在探讨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关系的学术文献中,一些学者认为,环境意识显著影响环境行为[8];但也有学者认为,环境意识的提高不一定会出现环境保护行为[9],在意识转化行为的过程中会遇到群体压力、实施成本、自身惰性等阻碍因素的影响[10]。事实上,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比如在对影响居民节能行为的因素研究中,多数文献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为模型基础,并结合其他理论设计研究框架体系,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检验。研究发现:态度、行为控制、主观规范、用能习惯以及经济手段等因素显著影响居民的节能行为[11-15];一些学者通过回归分析研究大学生的节能行为,得出环境身份、群体规范影响大学生的环境保护行为[16]。
随着水短缺成为社会公众最为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之一[17],许多学者对居民节水展开研究,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主、客观影响因素及人口学特征这三个方面。在人口学特征的研究上,一些学者认为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收入、家庭规模会显著影响节水行为[18-20];在主观影响因素研究上,一些学者基于TPB、价值信念规范理论以及环境保护理论,得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认知、情感、道德规范,以及社会信息运动的溢出效应等会影响居民的节水行为[21-23];而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也同样被发现会显著影响高校学生的节水行为[24];在客观影响因素研究上,一些学者主要通过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分析、案例分析以及博弈模型分析得出水价、资源政策、用水成本等因素显著影响居民的节水行为[25-27]。
综合上述分析,针对环境行为这一主题,从研究角度和分析方法层面来讲,现有研究已趋于成熟。但在节水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上,现有研究多数都是针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展开,针对大学生的相关研究不多,丛静等[24]做了有益的尝试,但未能考虑情感和认知的调节作用,同时将人口统计变量作为直接的潜变量进行处理。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基于TPB现有研究框架,创新性地引入水资源认知和水资源情感两个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旨在分析节水行为落实的实际作用机制;②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设计辨识高校大学生校园节水行为主要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和思路,并运用SEM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科学识别大学生校园节水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为构建节水型高校提供理论参考和技术支撑;③创新性地设计基于人口统计变量的多群组SEM实证分析框架,考察人口统计变量的调节效应。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分析TPB是由Ajzen在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的基础上提出的用于分析个体行为的新的理论框架,由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识和行为等五个要素构成[28]。行为意识被定义为个体对实施该行为的主观意愿,并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正常情况下,态度和主观规范越强烈,知觉行为控制力越强,个体的行为意识就越强[29];在对行为有足够程度控制的情况下,人们希望在机会出现时实现自己的意图。因此,意识被假定为执行行为的直接前提,并且执行某个行为的意识越强,行为就越有可能发生[30]。
由于TPB可以应用于研究者感兴趣的行为领域[31],使其成为社会和行为科学中应用最广泛的理论之一[31-34]。但TPB也存在部分不足[35]。首先,TPB假定行为的形成过程是相对静态的,事实上是动态的,具有不可预测性,现存因素不能完全代表行为的影响因素[32],实际应用时可结合其他理论或加入新的变量来提高TPB的解释性[31];其次,TPB忽视了诸如开心、恐惧等积极或消极的情绪感受[36];最后,TPB没有考虑意识对行为一定程度上的不可预测性,意识改变,行为不一定改变[31]。
2.2 研究假设基于TPB的研究框架,并结合大学生的群体特征,从节水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节水意识、节水行为五要素出发分析大学生校园节水行为形成的实际作用机制。
大学生的节水态度是指其对节水行为正面或负面的评价。节水行为的发生首先取决于大学生的态度,若其认为节水有利于环境保护,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积极意义,其节水意识就会提高。基于此,提出假设:
H1:节水态度正向影响节水意识。
主观规范则是社会群体关于大学生是否应该参与节水行为的意见。大学生的外在压力主要来自同学、高校以及家庭,这些个人或群体会对大学生的节水意识产生影响,若大学生越认同这些外在群体的社会规范,其节水意识就更强烈。基于此,提出假设:
H2:主观规范正向影响节水意识。
知觉行为控制表示执行行为时感知到的轻松或困难程度[37]。节水行为会受一定客观条件的约束,大学生感觉到的采取节水行为的能力和条件越好,比如学校及时更换老旧用水设备,其节水意识就越强。再者,知觉行为控制受大学生家庭和过往经验的影响。家庭教育、收入等因素影响其行为控制能力,进而选择是否节水。过去的经验通常会影响大学生采取节水行为的控制能力,若大学生长时间节水,对节水有丰富经验,通常这些经验会指导其进行节水。基于此,提出假设:
H3:知觉行为控制正向影响节水意识。
H4:知觉行为控制正向影响节水行为。
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在概念上易于区分,但又建立在共同的信念基础上[38]。具有积极节水态度的大学生更容易认同社会规范,更容易接受群体压力,更愿意克服用水过程中遇到的阻碍条件、适应用水环境去控制行为,执行节水行为,其会更期待节水型校园的建设;反之亦然。基于此,提出假设:
H5:节水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两两之间相互正向影响。
一般情况下,人的行为是意识的行动体现。同样,节水行为是节水意识的行动表现;若大学生的节水动机越明确,节水意识越强,其越有可能执行节水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
H6:节水意识正向影响节水行为。
在TPB理论框架中,节水行为作为一种理性行为,忽略了节水行为形成过程中的情绪感受[36]。但在个体行为的形成过程中,或者当个体的行为发生改变时,认知和情感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9-41]。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若大学生在校园用水过程中掌握了更多的国家水情知识,就越可能明确身上肩负的责任,在产生节水意识后会更加积极地采取节水行为。同样,若大学生拥有更加积极正面的节水情感,认为节水可以提高个体幸福感,浪费水会增加个体内疚感,那么在情感因素调节下,大学生产生节水意识后就可能更加积极地采取节水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
H7:水资源认知正向调节节水意识——节水行为作用路径。
H8:水资源情感正向调节节水意识——节水行为作用路径。
很多学者也关注人口特征在行为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在校园节水行为上,大学生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比如男、女生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用水习惯,成长环境的不同也会使其出现不同的行为。基于此,提出假设:
H9:性别在节水行为影响过程中有调节作用。
H10:成长环境在节水行为影响过程中有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研究框架,如图 1所示。
除第一部分人口统计变量外,其余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根据被调查者对题目的同意程度分别记分:选项依次是“非常不同意” =1,……,“非常同意” =5。其中,人口统计变量包括性别、成长环境等;其余变量根据构建的研究框架将问卷依次划分为7个维度共计44个量表题项,分别为水资源认知、水资源情感、节水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节水意识、节水行为,其中各个维度对应的主要测量题项如表 1所示。
本研究于2020年9-10月开展问卷调查工作。共收到问卷1800份,在删除填写时间短、相同回答率高的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1675份,有效回收率为93.06%。
4 实证分析 4.1 信度、效度检验在构建SEM之前,先对问卷数据的质量进行检验。此处,采用Harman单因子法实施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利用SPSS软件开展分析,第1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4.868%,低于40% 的判定标准,证明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问卷各个维度的克隆巴赫系数值分别为0.907、0.932、0.719、0.938、0.729、0.559、0.884,均高于0.5的判定标准,说明问卷各个维度之间具有较好的内部结构一致性,问卷信度良好。KMO值为0.948,大于0.6,表明问卷具有较高效度。
接着,利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总方差解释率为64.281%,大于50%,说明问卷现有结构对研究信息有很好的解释水平。
然后,借助于AMOS软件实施验证性因子分析:利用初始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时,所有测量路径均呈现显著性,但某些测量路径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值未达到0.6,平方复相关系数(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SMC)未达到0.3,平均方差萃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未达到0.5,组合信度值(Construct Reliability,CR)未达到0.7,原结构模型不具备好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模型修正后,所有测量路径均呈现显著性,所有测量路径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值均达到0.6以上,SMC值均达到0.3以上,AVE达到0.5以上,CR值达到0.7以上,表明修正后模型具有较高信度和收敛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
通过信度、效度检验后,运用AMOS软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E)进行SEM的数据拟合和分析。由于本次调研样本容量偏大(1675),而CMIN值受样本容量的影响较大,故CMIN/DF值小于5时可以接受。整体模型适配度的检验表明模型拟合度较高,结果如表 3所示,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基于SEM的分析结果如图 2所示,作用路径假设检验的结果如表 4所示,表中包括非标准化系数(Estimate)、标准化路径系数(Standard,Std)、标准误(Standard Error,S.E.)、检验统计量的临界比值(Critical Ratio,C.R.),以及作用路径的显著性(P)。实证结果显示:
(1)在节水行为的影响路径上,知觉行为控制和节水意识均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知觉行为控制对节水行为的影响程度较大(Std=0.513),其次是节水意识(Std=0.295),由此可知在校园内为大学生创造一个有利于节水的环境条件以及通过培养大学生的节水意识来实现最终的实际节水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在节水意识的影响路径上,节水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主观规范没有呈现显著性。其中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知觉行为控制(Std=0.602),其次是节水态度(Std=0.226)。可见,正确的节水态度和适当的内外部控制条件对提高大学生节水意识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当前全社会节水意识不强,身处在校园的大学生感受不到或者感受到来自其家人、朋友以及学校给予的节水压力和期望值过低,使其没有足够的压力及动力去提高节水意识,改善用水行为。
(3)节水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者之间存在两两相互显著正向影响。因此,虽然加强大学生的主观规范虽无法直接促进大学生节水意识的提高,但是可以通过加强大学生的主观规范来培养其形成正确的节水态度和增强其知觉行为控制,进而间接提高其节水意识,促进实际节水行为的产生。
4.3 多群组分析为检验人口统计变量在模型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利用AMOS进行性别和成长环境的多群组分析,结果如表 5所示,具体而言:
(1)检验结果与主模型相同的地方有:首先,主观规范对节水意识不显著,其余路径均显著。其次,节水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者之间的互相正向影响依然存在。
(2)性别差异在大学生校园节水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在节水意识的影响上,女大学生节水态度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男大学生知觉行为控制作用更明显。在节水行为的影响上,女大学生知觉行为控制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男大学生节水意识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进而,可以针对不同的群体制定不同的政策。
(3)不同的成长环境在大学生节水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显著调节的作用。整体上看,成长在城镇的大学生在校园节水行为形成过程中的表现略好于成长在乡村的大学生。但是在知觉行为控制这一影响因素上,成长在乡村大学生的知觉行为控制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成长在城镇的大学生。
4.4 调节效应分析调节效应是研究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时,是否会受到调节变量m的作用。具体过程如公式(1)所示。此处,y是因变量,x是自变量,m是调节变量,mx是调节变量和自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分别是a、b、c、c'。
(1) |
为检验水资源认知和情感是否存在调节效应,使用SPSS进行调节效应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水资源情感×节水意识交互项呈现显著性,且水资源情感正向调节节水意识到节水行为的作用路径,意味着节水情感越积极,就越能促使节水意识到节水行为的转化;水资源认知×节水意识交互项未呈现出显著性,水资源认知没有起到调节作用,这就说明大学生在节约用水工作的认知与行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部分大学生对我国水资源问题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由于学校配套的节水设施等硬性条件无法支撑,加之大学生在节约用水的过程中存在惰性、厌烦等消极的心理因素,因此无法更好地促进节水意识到实际行为的转化。
由以上分析,最终得到的假设检验结果,除假设H2和H7之外,其余假设均得到支持,表明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目前大学生节水行为的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与已有研究结论的相同之处在于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大学生校园节水行为的影响机理得到证实,“节水态度-节水意识-节水行为”和“知觉行为控制-节水意识-节水行为”是两条显著的作用路径。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中主观规范到节水意识之间的作用路径未得到支持,但这与部分关于个体环境行为研究的实证结果一致。同时,主观规范却显著正向影响了节水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因此,主观规范在大学生高校节水行为的研究中仍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本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将人口统计特征、认知与情感作为预测因子,而是在TPB基础框架上将人口统计变量、认知与情感作为调节因子观测其调节效用,结果显示性别和成长环境在节水行为的影响路径分析中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作用路径特征。另外,水资源情感在节水意识到节水行为的作用路径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能够基于本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促进大学生校园节水行为的政策措施。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并引入水资源认知和水资源情感两个调节变量,提出大学生校园节水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的理论框架,采用问卷调查获取研究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研究数据并进行模型修正,进行多群组分析和调节效应分析,最终得到如下结论:
(1)大学生的节水行为受节水意识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节水意识和知觉行为控制越强,大学生更能积极践行节水行为。
(2)大学生的节水意识受节水态度、知觉行为控制的显著正向影响,不受主观规范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当前全社会节水意识薄弱,大学生感受不到或者感受到的来自其家人、朋友以及社会所给予的节水压力和期望值过低。
(3)大学生的节水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两两相互正向影响。
(4)在调节效应的分析中,人口统计变量(性别、成长环境)在大学生节水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水资源情感在节水意识到节水行为的作用路径上起着调节作用。
5.2 建议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第一,积极的节水态度会促进大学生节水意识的提升,凸显出培养大学生正确节水态度的重要性。基于此,高校可采取以下行动:加强大学生的国家水情教育,让大学生了解校园节水的实际意义;利用现有资源,比如通过多媒体播放节水宣传纪录片等,让大学生真切感受到国家水资源短缺和身边存在的用水浪费现象严重问题,向大学生表达水资源短缺的危机感和节约用水的紧迫感。另外,转变大学生潜意识中个人节水无助于校园整体节水的不全面认知,强化大学生对待校园节水的责任感,有利于推动校园节水行为的落地。
第二,强烈的知觉行为控制感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节水意识和促进节水行为的实现。大学生所掌握的节水知识与接触到的节水机会越多、预期的节水阻碍越少时,大学生对校园节水行为的控制感就越强。这就需要高校更换老化的节水设施,配备方便使用的节水器具;在用水管理方面,可采用高校合同节水管理模式,并开发网上后勤报修平台,以便大学生能随时快速反映节水设施的故障;在节水宣传方面,节水标语的张贴和节水奖励的颁发更加能提高大学生校园节水的知觉行为控制感。
第三,加强大学生主观规范可以促进大学生形成积极节水态度、增强知觉行为控制力,从而提高其节水意识,改善用水行为。由于全社会节水教育的缺失,大学生从外在压力上感受不到校园节水的重要性。高校应发布校园用水管理办法,建立校园用水监督体系,并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大学生群体制定相应的制度,明确大学生的节水义务,规范大学生校园用水行为,使其自觉承担节水使命。
第四,培养大学生积极的节水情感可以促进节水意识到节水行为的转化。虽然大学生的节水认知程度普遍较高,却感知不到节水的刻不容缓,落实不到最终的实际节水行动中,存在节水认知与节水行为上的失衡状态。因此,高校在进行国家水情教育及校园节水宣传的过程中,要注重体察大学生对待校园节水的情感变化,力争通过举办生动有趣的节水活动让大学生感受到校园节水的乐趣和意义,帮助大学生树立节水开心的积极情感。
[1] |
万点滴. 我国将推进节水立法[J]. 生态经济, 2019, 35(5): 9-12. |
[2] |
曲格平. 关注生态安全之一: 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热门话题[J]. 环境保护, 2002(5): 3-5. |
[3] |
胡凤培, 张晓宁, 赵雷. 心理学视角下的民众环境行为述评[J]. 环境保护, 2019, 47(3-4): 66-70. |
[4] |
王晓楠. 我国环境行为研究20年: 历程与展望--基于CNKI期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2): 22-31. |
[5] |
李亚萍, 刘秀霜, 王萍, 等. 生态脆弱区农民环境意识与行为研究--以山东省典型盐渍化区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9, 38(4): 127-131. DOI:10.3969/j.issn.1003-2363.2019.04.021 |
[6] |
李艳春. 城乡居民环境意识差异分析[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5): 121-126. |
[7] |
秦宏, 高宇辉. 海岛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长岛县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4): 125-135. |
[8] |
胡家僖. 环境意识、社会阶层及民族文化对云贵民族地区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2): 204-212. |
[9] |
管京. 公民生态知行转化困境归因及克服路径[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0(1): 94-102. DOI:10.3969/j.issn.1009-4997.2020.01.009 |
[10] |
陈岩, 徐娜, 王赣闽, 等. 中国居民节水意识和行为的典型区域调查与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和福建省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3): 335-341, 438-438. DOI:10.3969/j.issn.1005-8141.2018.03.007 |
[11] |
GAO L, WANG S Y, LI J, et al. Application of the extend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understand individual's energy saving behavior in workplaces[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17, 127: 107-113. DOI:10.1016/j.resconrec.2017.08.030 |
[12] |
ATEŞ H. Merging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value identity personal norm model to explai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J].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2020, 24: 169-180. DOI:10.1016/j.spc.2020.07.006 |
[13] |
GKARGKAVOUZI A, HALKOS G, MATSIORI 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a private-sphere context: integrating theories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value belief norm, self-identity and habit[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19, 148: 145-156. DOI:10.1016/j.resconrec.2019.01.039 |
[14] |
WANG S Y, LIN S F, LI J.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noncognitive and emotional factors on household electricity saving behavior[J]. Energy policy, 2018, 115: 171-180. DOI:10.1016/j.enpol.2018.01.012 |
[15] |
相楠, 徐峰. 城市居民生活用电影响因素和电力消费弹性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S5): 207-210. |
[16] |
彭远春. 环境身份、环境态度对大学生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J]. 求索, 2020(4): 149-157. |
[17] |
张巍, 韩军, 周绍杰. 中国城镇居民用水需求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3): 99-109. |
[18] |
许冉, 王延荣, 王文彬, 等. 城镇居民节水行为模式研究--基于31个省会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1): 56-62. |
[19] |
WAN G H, B R AC C IAN O D, AS E FA T. Eva l u at i o n o f water saving potential for short-term water demand management[J].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2020, 34(10): 3317-3330. DOI:10.1007/s11269-020-02615-3 |
[20] |
胡振, 柳燕, 李迎峰. 家庭规模对生活基础用水分布特性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消费金融调查[J]. 人口与经济, 2019(5): 106-116. |
[21] |
HAN H, CHUA B L, HYUN S S. Eliciting customers'waste reduction and water saving behaviors at a hote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20, 87: 102386. DOI:10.1016/j.ijhm.2019.102386 |
[22] |
LIYANAGE S I H, VISHWANATHAN V. Water conservation through voluntary responsible behaviour at Botho University in Botswana[J]. America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20, 9(2): 34-41. DOI:10.11648/j.ajap.20200902.11 |
[23] |
TORRES M M J, CARLSSON F. Direct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a social information campaign on residential watersaving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8, 92: 222-243. DOI:10.1016/j.jeem.2018.08.005 |
[24] |
丛静, 陈岩, 徐娜, 等. 大学生节水行为调查与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以南京市大学生为调查对象[J]. 长江科学院院报, 2018, 35(1): 29-35. |
[25] |
米雪薇, 郑梦沂, 刘黎明. 北京市城镇居民水价研究[J]. 调研世界, 2019(2): 36-42. |
[26] |
陈浩, 彭桥. 基于博弈模型的水价策略与节水策略分析[J]. 中国环境管理, 2019, 11(5): 74-81. |
[27] |
修红玲, 朱文彬, 韦家兴, 等. 中国水资源承载能力调控关键技术与政策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0, 56(3): 467-473. |
[28] |
ZHANG Y, LI L M. Intention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o use carsharing: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F: traffic psychology and behaviour, 2020, 75: 106-119. DOI:10.1016/j.trf.2020.09.021 |
[29] |
DING L L, YANG Y, HU Q H, et al. Residents'acceptance of using desalinated water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J]. Marine policy, 2021, 123: 104293. DOI:10.1016/j.marpol.2020.104293 |
[30] |
NIE J, ZHENG C, ZENG P, et al.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the role of social image to understand mobile English learning check-in behavior[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20, 156: 103942. |
[31] |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J]. Human behavior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2020, 2(4): 314-324. DOI:10.1002/hbe2.195 |
[32] |
朱婷婷, 何源. 近十年国内外计划行为理论应用现状及热点分析[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1): 77-83. |
[33] |
SI H Y, SHI J G, TANG D Z, et al.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 comprehensive bibliometric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16(15): 2788. DOI:10.3390/ijerph16152788 |
[34] |
BOSNJAK M, AJZEN I, SCHMIDT P.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selected recent advances and applications[J]. Europ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20, 16(3): 352-356. DOI:10.5964/ejop.v16i3.3107 |
[35] |
王建明, 吴龙昌. 家庭节水行为响应机制研究: 道家价值观视阈下的TPB拓展模型[J]. 财经论丛, 2016(5): 105-113. |
[36] |
张锦, 郑全全. 计划行为理论的发展、完善与应用[J]. 人类工效学, 2012, 18(1): 77-81. |
[37] |
ABOELMAGED M. E-waste recycling behaviour: an integration of recycling habits into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78: 124182. |
[38] |
段文婷, 江光荣. 计划行为理论述评[J]. 心理科学进展, 2008, 16(2): 315-320. |
[39] |
盛光华, 王丽童, 车思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角下自然共情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1(1): 51-60. |
[40] |
刘妙品, 南灵, 李晓庆, 等. 环境素养对农户农田生态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陕、晋、甘、皖、苏五省1023份农户调查数据[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2): 53-59. |
[41] |
王建明, 吴龙昌. 亲环境行为研究中情感的类别、维度及其作用机理[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23(12): 2153-2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