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化肥逐渐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至关重要的生产资料^[1]，施用化肥在中国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乃至整个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农用化肥使用量由1999年的4124.30万t增至2019年的5403.59万t ^[2]，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早已严重超过国际安全化肥施用上限，化肥施用强度大；另一方面，化肥利用效率偏低、使用方式不合理以及农民科学施肥意识淡薄，导致中国化肥面源污染愈加严重，生态环境愈加恶劣^[3]，最终危害到人类的健康。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中国种植业污染源年排放氨氮8.30万t、总氮71.95万t、总磷7.62万t，分别占农业污染源总排放量的38.39 %、50.85 %、35.94 %^[4]，种植业化肥施用已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而化肥的不合理施用会导致土壤板结、酸化和盐渍化等问题，对农产品、环境和人类造成严重危害^[5]，在农业生产中，减施化肥并提高化肥利用率不仅能帮助农民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绿色农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积极意义。

农户是中国当前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耕地最主要的利用主体和农业生产决策单元，实现化肥减量增效离不开广大农户的参与。梳理已有研究发现，许多学者在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农户个体特征，如农户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务农年限及身份特征^[6-8]；二是农户家庭及生产特征，如家庭收入水平、劳动力数量、兼业程度及农地规模^[9-11]；三是农户认知特征，如农户对于化肥面源污染危害及化肥施用等方面的认知^[12-14]是影响其减施化肥意愿的重要因素，也有学者发现风险规避态度^[15-16]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具有重要的影响；四是外部因素，如政府支持力度^[17]等外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户减施化肥的意愿。

虽然现阶段关于影响农户减施化肥意愿的研究成果已较丰富，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一，现有研究多基于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农户减施化肥意愿的影响因素，而农户的减施化肥意愿随着社会、市场、经济及科技等的发展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农户“社会人”的身份不容忽视；第二，部分研究涉及农户减施化肥的社会动机，但是对于指标选取缺乏系统性且维度单一，尚未形成一套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实际的多维度社会嵌入指标体系。基于此，本文依托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嵌入理论，从农户“经济社会人”的角色出发，构建多维度的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影响因素框架，利用洞庭湖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洞庭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保护耕地，发展绿色农业提供参考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分析

1944年Polanyi在其著作《大转型》中提出的“经济的社会嵌入”概念^[18]，标志着社会嵌入理论初步形成，并发展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随后，Granovetter在其论文中批判了在经济行为研究过程中主流经济学与社会学存在的“社会化不足”与“过度社会化”现象，他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和个体行为或经济组织的各个层面，始终会受到基于文化、制度及信任等因素的持续性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嵌入性影响，他强调行动者既不可能脱离社会背景采取行动、做出决策，也不可能是规则的奴隶，行动者是在具体的动态的社会关系制度中追求目标的实现^[19]。至此，社会嵌入理论已经形成较完整的研究框架，引发了学术界对“嵌入性”的高度关注。

社会嵌入理论为全世界研究经济行为与社会现象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为影响农户减施化肥意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一方面是理性的“经济人”，农户以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的，以降低生产投入、提高农业收益为基本出发点进行农业生产决策；同时，农户还是感性的“社会人”，农户所处社会环境中的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及人际关系等社会结构因素也时刻影响着农户的经济行为^[20]，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农户的农业决策行为也存在明显差异。根据社会嵌入理论，在经济学“零嵌入”和社会学“强嵌入”的双重制约下，处于乡村社会环境中的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受到自身条件、认知水平、社会关系网络、政府行为等的综合影响。

减施化肥并不是单方面减少化肥投入量，而是在不减少粮食产量的基础上，通过节肥措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及改施有机肥等方式，达到减少化肥施用量及科学施肥的目的。在此前提下，农户的个人与家庭特征等自主因素对其减施化肥意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体现了经济学的零嵌入立场；除此之外，农户所处乡村社会中政治、文化习俗、关系网络等具有一定差异，所形成的政府支持、农户认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对其减施化肥意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充分体现了社会学的强嵌入立场。基于此，本文依托社会嵌入理论，重点关注政府支持、农户认知和社会关系三个社会嵌入因素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的影响。

1.2 嵌入因素的分解 1.2.1 政府支持

2015年起，我国开展了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2015—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针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村污染治理方面的突出问题，制定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及推进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等措施，强调农业是国之根本，维护农业生态环境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减施化肥作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重点，在此方面，国家层面的政策、法律规范等总体要求是一致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由于农户对政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地方政府尤其是村委会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到农户的减施化肥意愿。地方政府的职能发挥得越充分，如出台各项指导性文件、制定各类规范制度、推出农业补贴及环境税等举措，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的支持效应就越大^[21]。因此，本文通过调查受访农户关于地方政府对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奖惩措施、重视程度的认同度来表征政府支持效应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的影响。

据此提出研究假说H1：政府的支持有利于提高农户减施化肥的意愿。

1.2.2 农户认知

农户认知水平是影响其农业生产决策的重要因素，农户施肥行为会受到行为习惯、观点、自身经验和文化水平的制约与影响就是农户认知嵌入的实例证明^[22]。在农业生产中，农户具有环保意识或对保护性耕作行为认知程度越高，对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建议举措采纳度越高，社会责任感也越强，科学施肥的态度就越积极^[23]。因此，本文主要以农户的生态、技术及经济认知来表征嵌入因素中的农户认知维度。

据此提出研究假说H2：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农户减施化肥的意愿。

1.2.3 社会关系

在新社会经济学层面，社会关系是由于接触与交流而存在于人们之间及组织之间等的纽带联系，嵌入的本质就是经济行为主体对社会关系的依赖和适应^[24]。中国作为社会关系发达的典型代表，农户所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类型对其行为与决策存在制约与引导作用。一方面，社会关系嵌入通过强化信任来影响农户减施化肥意愿，信任程度越高，激发农户自愿减施化肥的可能性就越高；另一方面，根据“邻里效应”，农户会受到邻居想法与行为的影响，邻居的减施化肥意愿会对农户产生一定的带动效应。再者，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手机、电视等电子产品的拥有率增长较快，嵌入关系形态朝着“虚拟嵌入”转变，农户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可以快速获得大量信息，然后相信自己选取的感到满意的信息，从而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25]。因此，本文选择信任程度、带动效应和满意程度来表征社会关系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的影响。

据此提出研究假说H3：农户社会关系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1.3 自主因素的分解

农户减施化肥意愿不仅受到社会嵌入因素，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借鉴王恒等^[26-29]学者的研究成果，将自主因素分解为农户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选择受访农户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表征农户个体特征，选择家庭农业纯收入、纯农业劳动力和家庭承包地面积来表征家庭特征。

2 数据来源与方法选择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洞庭湖区自然环境优越和物产资源丰富，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棉麻及水产基地，主要包括湖南岳阳、益阳、常德三市的21个县（市、区），湖北省的松滋、公安、石首等县（市、区）。2018年洞庭湖区农林牧渔总产值1592.30亿元，占湖南省的28.6 %，水产品总产量132.61万t，占湖南省的52.5 %。然而，洞庭湖区农户过量施用化肥的现象严重，从2000年至2018年，湖南省农用化肥施用强度从227.63 kg/ hm²增加至299.18 kg/hm²，远超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30]。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洞庭湖区农业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2017年洞庭湖区成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示范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2018年，湖南省实施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把全面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作为重点任务。因此，本文选择洞庭湖区作为研究区域。益阳市资阳区和常德市汉寿县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农业农村部重点支持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县，是洞庭湖区农业生产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缩影，具有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择资阳区与汉寿县作为调查区域。

课题组于2019年7—8月在资阳区、汉寿县进行农户问卷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一对一访谈的调查方法。农户问卷调查分为预调查和正式调查2个阶段，通过预调查，对农户调查问卷进行修改完善。正式调查阶段，各县（区）分别抽取3个乡镇，各乡镇分别抽取2个行政村，共调查12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调查约30户农户。受访者均为多年从事农业生产的户主或家庭主要农业劳动力。此次调查共获得353份有效问卷，其中资阳区167份，汉寿县186份，调查样本分布情况见表 1。

2.2 样本特征分析

受访农户以男性为主，占比62.61 %；受访对象以中老年为主，农户平均年龄为58岁；受访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其中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占比90.08 %。55.52 % 受访农户户均承包地面积在0.33 hm²以上；承包地块数在3~ 5块的农户最多，占比39.09 %；家中纯农业劳动力人数为2人的受访农户最多，占比52.12 %；户均家庭农业纯收入为10 863元（表 2）。

2.3 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在本文中，农户减施化肥的意愿为被解释变量，其具体含义是为了保护耕地质量，维护农业生态环境，提升农产品品质，农户减施化肥的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在“为了保护耕地质量，维护农业生态环境，提升农产品品质”的提问背景下，仅30.03 % 的受访农户愿意减施化肥；69.97 % 的受访农户不愿意减施化肥，其主要原因是94.74 % 的农户认为减施化肥会导致减产减收。若给予一定经济补偿，75.35 % 的受访农户表示愿意减施化肥，但仍有24.65 % 的农户表示不愿意。可见，经济补偿并不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农户减施化肥意愿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2）解释变量。本文解释变量为社会嵌入因素，包括政府支持、农户认知及社会关系3个维度。采用农户对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奖惩措施、政府防治面源污染的重视程度的认同度3个指标来表征政府支持情况；采用农户对过量施用化肥危害环境的认知、施用有机肥改善农产品品质的认知及减施化肥的经济认知3个指标来表征农户认知状况；采用农户对亲人的信任程度、邻居的带动效应和对媒体信息的满意度3个指标来表征社会关系。

（3）控制变量。采用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2个方面的自主因素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其中，采用受访农户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变量表征农户个体特征，采用受访农户的家庭承包地面积、家庭农业纯收入、纯农业劳动力数量表征农户家庭特征。

各变量的定义见表 3。

2.4 模型设定

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受到不同维度因素的影响。农户减施化肥意愿是一个二元决策问题，即“愿意减施”和“不愿意减施”，故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户减施化肥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1)

式中，Y为农户减施化肥的意愿，Y=1表示农户愿意减施化肥，Y=0则表示农户不愿减施化肥；P为农户减施化肥的概率；G为农户个体特征变量；T为农户家庭特征变量；Z为政府支持变量；R为农户认知嵌入变量；S为社会关系嵌入变量；α、β、γ、θ、μ为系数；b为常数项；ε为模型的随机干扰项。

3 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检验

为保证问卷数据的真实可靠，对问卷中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测量的嵌入因素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表 4）。结果显示，政府支持、农户认知及社会关系3类嵌入因素的测量项目的Cronbach’s α值均达到0.8以上，说明此部分问卷数据的可靠性较好。此外，政府支持、农户认知及社会关系3类嵌入因素的测量项目KMO值均高于0.7，且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均低于0.01，说明此部分数据整体效度较好。

3.2 结果分析

表 5显示了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模型Ⅰ为仅纳入自主因素的模型；模型Ⅱ为仅纳入嵌入因素的模型，模型Ⅲ为纳入自主与嵌入因素的模型。在模型拟合度方面，模型Ⅰ、Ⅱ与Ⅲ的-2 log likelihood值分别为248.930、103.729和50.023，均通过了1 % 显著性水平检验，故可认为3个模型总体显著；在Hosmer-Lemeshow检验中，模型Ⅰ、Ⅱ与Ⅲ的显著性概率分别为0.651、0.996和1.000，不能拒绝原假设，故可认为3个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3个模型的Cox & Snell R²和Nagelkerke R²的值处于0.404~0.936，说明3个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

由表 5可知，嵌入因素与自主因素均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模型Ⅰ与Ⅲ中，有4个自主因素通过了10 % 显著性水平检验，在不同统计水平上影响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在模型Ⅱ与Ⅲ中，9个嵌入因素均通过10 % 显著性水平检验，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且9个变量的发生比（OR值）均大于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嵌入因素会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的影响较大。

3.2.1 嵌入因素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的影响

由表 5可知，表征政府支持嵌入因素的治理政策、奖惩措施与重视程度的3个变量均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具有正向影响，研究假说H1得到验证。当前，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具有较突出的引导作用，再者，农户的农业决策行为对政府存在一定的依赖性。因此，政府支持对农户减施化肥的意愿影响较大。政府制定的关于科学施肥方面的政策措施，让农户可以对这些问题形成基本的认知，再通过实行与农户利益密切相关的奖惩措施，积极带动农户参与到现代化农业生产中，农户受到政府一系列科学施肥举措的激励，更愿意在农业生产中减施化肥。在此过程中，政府对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以及对减施化肥等行为的支持力度，都会通过政策措施充分体现，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从而增强农户减施化肥的意愿。

表征农户认知嵌入因素的农户生态、技术及经济认知3个变量均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农户的认知程度越高，其减施化肥的意愿越强，研究假说H2得到验证。如果农户认识到了不合理的施肥方式对生态环境、耕地质量造成危害，将有利于农户环保意识的培养和社会责任感的提高，农户也越愿意减施化肥。在推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诸如测土配方施肥等科学的农业技术被大力推广，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农户对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采纳与信任程度日益提高。农户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如若农户认识到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减施化肥增施有机肥可以提高经济收入，在物质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农户将倾向于减施化肥。

表征社会关系嵌入因素的信任程度、带动效应和满意程度3个变量均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农户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减施化肥意愿影响程度较深，是需要日益重视的影响因素，研究假说H3得到验证。在农户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亲人具有血缘关系，对亲人的信任程度越高，意味着农户与亲人的合作与沟通成本越低，且农户获得的精神支持也越多，有利于提高农户减施化肥的积极性。农户与其邻居具有地缘关系，由于距离较近与交流较频繁，农户对邻居的农业生产行为与结果有更为直观、深刻的印象，因而邻居的带动效应正向影响农户的减施化肥意愿。农户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手机与电视等途径，会获得各种信息，其中也包括农业科学生产方面的宣传报道，农户对所获取信息的满意度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农户减施化肥意愿的提高。

3.2.2 自主因素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的影响

由表 5可知，农户年龄对其减施化肥意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可能原因是农户年龄越大，尽管其农业生产经验丰富，但其抗风险能力较差，故而其减施化肥意愿越低，以保障粮食稳产增收。相较于女性受访者，男性受访者减施化肥意愿较高，主要原因是女性在农业生产中可能更趋向保守做法，趋向规避风险。农户受教育程度对其减施化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环保意识越高，更易于接受科学施肥方式，更愿意采取减施化肥措施。纯农业劳动力数量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也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原因是农户家庭纯农业劳动力数量较多，可采取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代替资本密集型生产模式，以减少化肥投入带来的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依据社会嵌入理论，基于农户微观视角，构建了多维度的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影响因素的框架，利用洞庭湖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区353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如下：

（1）农户为保护耕地质量、维护农业生态环境而采取减施化肥措施的意愿不强。调查结果显示，在无经济补偿的情况下，仅有30.03 % 的受访农户愿意减施化肥。

（2）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农户不仅表现出“经济人”的特征，也具有“社会人”的特征。农户减施化肥意愿不仅受到经济利益因素的驱动，还受到社会背景特征、农户自身特征等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若给予农户一定经济补偿，仍有24.65 % 的受访农户表示不愿意减施化肥；政府支持、农户认知及社会关系等社会嵌入因素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与纯农业劳动力数量也对其减施化肥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4.2 建议

农业面源污染是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领域，其中化肥污染是其最主要的类型。基于研究结论，为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提高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应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政府应高度重视科学施肥与防治面源污染的相关工作，完善关于科学施肥的政策法规，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及重视其合理诉求，建立健全监督与奖惩机制，因地制宜加快农业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进程，加大对科学施肥及无害除虫技术等方面的推广力度，促进农业生产模式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创造有利于提高农户减施化肥意愿的社会环境。

（2）充分发挥社会关系在科学施肥中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树立现代农业绿色生产标杆。建立以种植大户等现代农业生产能手为标杆的宣传模式，将其树立为模范示范户，号召其他农户向其学习，利用农户的亲友邻里关系网格与媒体手段，加强科学施肥方式的推广，改变农户传统施肥观念，增强其生态认知水平，营造“信任互助，科学生产”的农村社会农业生产环境。

（3）针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宣传策略。对农村妇女制定针对性策略，通过教育、激励、榜样示范等方式积极提高她们减施化肥意愿；把科学施肥、防治污染宣传的重点放在中老年农户上，利用发放实物奖励、面对面宣传等方式，使中老年农户意识到科学施肥的重要性；对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户创新科学施肥指导与技术培训方式，尽量采用实地教学与现场指导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