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环境规制日趋严格，《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修订与实施、环境行政处罚力度的不断加大，彰显了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大幅度提升。环境规制的加强无疑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的健康福利水平，然而环境门槛的提高也造成了企业成本增加、失业率上升等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2018年3月网易文章《环保严查，关停失业开始！2018年吓死一批、累垮一批、倒下一批》称2017年因环保督查力度空前，导致多少企业关停、倒闭；2018年4月3日搜狐文章《 2018环保为什么这么严，难道工厂倒闭失业潮要来临？》称2017年查环保引起大量失业潮。一时间环保与民生的矛盾突显，似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已经明显带来了就业的下降。那么环保是否必然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如果答案否定，那么如何解释媒体报道的现实情况？如何答案肯定，那么政府应如何应对、出台哪些相关政策进行调控？这些都是学术理论研究中应当回答的问题。

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学术界对于环境规制强度带来的就业影响也早有关注。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提高了污染行业的生产成本，使企业竞争力受损，进而对就业不利^[1]，但更多的学者还是认同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2, 3]}。经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环境规制对就业有着明显的门限效应（Threshold Effect）或U形特征^[4-6]，当环境规制高于某一水平后，环境规制将通过倒逼产业结构调整间接促进就业^{[7, 8]}。就不同行业来看，加强环境监管、抑制污染物排放对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的就业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9]，有研究甚至发现环境监管反而会促进工业部门的就业上升^{[10, 11]}。而环境规制导致的就业变化主要是通过企业进入、退出和在位企业的就业变动以及地区间的就业溢出等路径发挥作用^{[12, 13]}。

从以上研究来看，大家普遍关注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的就业影响，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研究采取的环境规制强度测度方法各有不同，选取的衡量指标如不能较好地反映真实的环境规制强度，则会直接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同时现有研究对环境规制产业的地区间就业影响差异分析不足，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就业表现也有很大差异。为此，本文将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恰当的指标与测度方法，合理地测算各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进而分析各省份的环境规制对其就业的影响，厘清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制，为政府制定合理的对策促进环境保护与就业的双赢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1 环境规制测度 1.1 方法介绍

由于环境规制并没有直接可观测和度量的指标体系，也尚未形成被一致认可的测度方法，学者们通常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出发，选取不同的变量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计量。目前关于环境规制的测度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以污染治理的成本投入为基础。如单位排污量的治污成本，如闫文娟等^[8]以废水治理投资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之比作为衡量环境规制的指标；或单位产值的治污成本，如施美程等^[11]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与工业增加值之比作为实证研究中的环境规制变量。

（2）以污染物排放量为表征。有学者认为污染物的绝对排放量的多与少通常也意味着其所处地区（或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高与低^[14]，而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使得不同规模的排污行为可以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单位产值的污染减排努力也能较好地体现排污主体在面对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的反应，因此该指标得到了广泛的使用^[15-17]。

（3）由多种污染物排放量构建的综合指数。一般选取两至三种不同的污染物，通过极值法对不同污染物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每种污染物在0至1之间的取值，从而消除不同计量单位的量纲，使之可以直接进行计算。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或行业）的污染物排放差异，需要赋予不同污染物以不同的权重，权重通常是以不同地区（或行业）的产值占全国（或全行业）的比重作为衡量标准^[18]，从而得到某一污染物在该地区（或行业）的单位产值排污量与全国（或全行业）的平均单位产值排污量的比值，再将标准化处理之后的不同污染物排放量乘以对应的权重后相加取均值，得到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综合指标^{[12, 16]}。

（4）替代指标。如人均收入水平^[19]、与环保有关的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或行政处罚案件数^[20-22]等。

以上方法为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的实施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有益的支撑与尝试，但基于多维性与可比性的考虑，本文参考王勇等^[23]的方法，以单位污染物的治理投入作为环境规制的衡量指标，具体介绍如下：

(1)

(2)

其中，R为i地区在t年的环境规制强度；SI为标准化处理后的环境治理费用投入，以i地区t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I_it）除以t年全国的平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I_t）得到；TE为i地区t年的排污总量，以不同污染物排放量的标准化处理后加总得到；SE为i地区t年的三种不同污染物排放量（本文选取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及烟粉尘排放量等三个指标）的标准化，以该污染物的i地区t年排放量（E_it）减去当年全国最小排放量（min E_t）除以全国最大最小排放量的差得到。

1.2 测度结果

各省份历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及烟（粉）尘排放量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根据上文介绍的方法计算得到各省份^①2003—2016年的环境规制强度，如表 1所示。

① 由于数据获取原因，本研究未涉及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下同。

从全国平均值来看，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北京、海南强度最高，天津、上海、江苏及浙江等东部省份次之，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低于东部而略高于西部地区，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图 1）。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构建

借鉴蒋勇^[24]的方法，在经典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加入环境投入，得到以下生产函数：

(3)

其中，Y为产出，E、K、L分别为环境、投资、就业投入，a、b、c分别为各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在式（3）的基础上计算劳动边际产出（平均工资水平MPL）：

(4)

两边取对数，得到：

(5)

对式（5）进行变形，则有：

(6)

对式（6）中的系数进行以下指代：

(7)

得到以下理论模型：

(8)

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通常是多维、非线性的，且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以及开放程度等因素都会显著影响就业规模，同时前一期的就业情况对本期的就业规模也有显著的影响。为此，在式（8）的基础上构建如下动态计量模型，以进一步厘清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

(9)

其中，E²为环境规制的平方项以了解环境规制对就业的非线性影响；sec、thi分别为第二、三产业比重，代表产业结构；X为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代表外贸依赖程度；Y为产出，以人均GDP为测度；P为人口规模；β为各变量的估计系数，i为各地区，t为年份。

2.2 数据来源及回归结果

环境规制数据由前文所介绍方法计算得到；人均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平均工资数据中2003—2008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6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各省份的就业人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产业结构数据以及进出口数据均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得到。

本文采用面板模型进行回归估计，面板数据同时包含了时间序列与截面数据的信息，能够反映各省份之间存在的异质性（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异质效应），并避免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我们根据对个体特定效应的不同假设，分别用固定效应模型及随机效应模型对所建立的计量模型（式9）进行回归，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且拟合良好（如图 2所示），可以认为实证研究所采用的计量模型对本文选用的样本数据较为适用。

回归结果显示，各变量对就业的影响如下：

（1）环境规制强度。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对就业具有明显的U形影响，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其对就业起着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但从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其负面影响大于积极影响，说明就现阶段而言，环境规制对就业的不利影响还处于主要地位。根据回归系数，可以计算得到全国及各地区的临界点，分别为1.48、1.32、2.09。以总样本为例，就全国而言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1.48，就将发挥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测算结果显示2016年全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已达到1.71，因此从全国范围来说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将促进就业规模的扩张，分区域来看，这样的结果应该主要是东部地区的贡献。就分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东部省份的环境规制与就业已显著正相关，越严格越有利于就业。

分地区来看，东部省份的环境规制及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东部省份已进入环境与就业的双赢阶段，环境门槛的进一步提高不会降低就业。因此，东部省份应继续加大对环境质量的治理与投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化转型，减少生产、生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满足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质量的需求，同时提高就业规模，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推进。

中、西部省份趋势与总样本一致，虽然短期内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可能会造成就业损失，但随着环境规制的进一步提高，对就业的影响将会由消极转为积极。而从回归系数来看，其积极作用将大于负面影响。因此，现阶段不应因导致就业损失而放松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与治理，而应辅以其他对策来缓解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带来的就业压力。譬如对转型中的企业，只要完成了减排降污目标就给予技术支持和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鼓励，既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又能够引导企业提高主动转型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还应大力建设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生态经济体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生态经济的大规模吸纳就业作用，以获得环境与就业的双赢局面。

（2）人均GDP。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就业稳定的重要保障，我国每年新增超过1000万的就业人口，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因此二者是显著正相关的两个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人均GDP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就业人数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对西部省份更大，中部省份次之，而东部省份略低于中、西部省份，说明经济越不发达的省份，其人均GDP的提高对就业的积极影响越大，因此应大力发展西部与中部省份的经济，以满足就业的需求。

（3）人口规模。人口规模的扩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支持，因而人口数量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就业规模。但需要注意的是，中部省份的人口规模回归系数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中部省份的人口规模增长并不能带来就业规模的增长，这很可能与中部省份的人口流失有关，目前全国的人口流动趋势依然是向东部等发达地区聚集，而劳动力年龄人口则是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因此中部省份的人口增长并不能带来本地区的就业扩张。

（4）固定投资。资本与劳动力是传统产出模型中最主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彼此具有可替代性，这种互为负向的影响在中部省份尤为明显。但就全样本和东、西部省份来看，固定投资的增长将显著促进就业规模的扩张，结合环境规制的回归来看，增加固定资本的投入可以缓解由环境规制强度提高而造成的就业损失。

（5）产业结构。就全样本回归而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将能显著提高就业人数的增长；但分地区来看，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将会抑制东、中部省份的就业增长，但能明显促进西部省份的就业，而发展第三产业则能实现各个省份的就业扩张，说明东、中部省份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而减少第二产业的比重，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能带来东、中部省份的就业增长。但就西部省份而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均能促进就业提高。

（6）对外依存度。该变量在所有样本回归中均明显为负，说明对外依存度越高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越大，应大力提高内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以提高就业规模。

（7）平均工资水平。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工资的提高无疑会带来就业的增长，工资越高，越能吸引就业人口聚集；但从劳动力需求方来看，工资水平的上升，带来成本的提高，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逐利的生产者必然选择降低雇佣规模以减少成本、提高利润。因此，表 3的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发达省份该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东部省份而言，工资水平的进一步上涨，将不利于就业规模的扩张；但对西部省份来说，工资水平的提高，将能显著促进就业的增长，因此西部省份应进一步提高工资水平以促进就业；而中部省份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具统计显著性，说明中部省份的工资与就业也呈正相关关系，但从促进就业的角度来看，提高工资水平并不能明显带来就业的增长。

（8）滞后一期的就业规模。各样本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当期的就业规模明显受上一期就业情况的影响，各就业促进因素的作用将能延续到下一期，且这种滞后性在东部省份更为明显。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拟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政策的延续性，以充分发挥各因素的积极作用，实现充分就业。

2.3 稳健性分析

根据以往的文献，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与环境规制强度具有非常高的相关性^{[25, 26]}，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是由收入水平内生决定的^[19]，因此人均GDP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指标，用以检验上文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 4报告了以人均GDP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指标，按照式（9）构建的计量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同样进行了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并以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了更为合适的固定效应模型。

回归结果与前文的回归系数大小与方向完全一致，说明该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3 小结与展望

本文选取了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及烟粉尘排放量等三个排污指标，通过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得到了我国30个省（区、市）自2003年至2016年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发现从全国平均值来看，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北京、海南强度最高，天津、上海、江苏及浙江等东部省份次之，中部省份的环境规制低于东部省份而略高于西部省份。各地环境规制强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趋同。

为进一步明晰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本文通过在经典的生产函数中加入环境要素，以构建包含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对外依存度、平均工资水平、固定投资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在内的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U形特征，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其对就业起着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平均工资水平均能显著促进全样本的就业增长，但对外依存度对各样本而言都明显不利于就业规模的扩张。

分地区回归结果显示，第二产业比重和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均不利于东部省份的就业扩张，而环境规制强度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在东部省份已不再显著，因此，今后可以在东部省份进一步加大环境规制的力度，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第三产业的占比，并适度扩大人口规模、提高固定投资，以获得环境与就业的双赢局面。对中部省份来说，固定投资对劳动力的挤占效应仍然显著，环境规制对就业的U形特征也同样明显，第二产业占比的提高对就业也有显著的不利影响，为促进中部地区的就业增长，应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第三产业占比，提高平均工资水平以及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下大力气，以获得环境与就业的双重红利。而西部地区的就业扩张仅受制于初期的环境规制，其他各因素均能明显促进就业增长，因此对西部省份应进一步提高固定投资及平均工资水平，同时适度扩张人口规模，积极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以尽快实现西部省份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和谐发展。

本文的不足与研究展望：文章仅验证了环境规制与就业规模之间的数量关系，未考虑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而技术进步一方面会因为技术替代造成就业损失、另一方面也会因技术创新而创造就业，今后可以进一步检验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另外，邻近地区的环境规制溢出效应会造成就业迁移，文章仅分东、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分样本回归，下一步可以采用空间地理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邻近省份因环境规制差异对就业迁移产生的影响，以更加清晰地厘清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就业影响，为政府完善相关政策提供更充实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