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类产品与服务，如粮食、能源生产等供给产品，空气净化、土壤保持等调节服务，旅游与休闲等文化服务。近年来，生态产品与服务成为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中国于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首次正式提出生态产品的概念^[1]，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2016年《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首次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念。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决定将浙江作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之一。浙江丽水市在2019年3月被国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长江办）批准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生态产品的定义经不断完善，目前国内公认其是指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的，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的产品。国外并无生态产品的概念，类似的是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或环境服务（Environmental Services）^[2]。Ehrlich在1983年首次提出并阐述了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3]。1997年，Daily出版了《 Nature’s Services》一书，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物种所提供的能够满足和维持人类生活需要的条件和过程^{[4, 5]}。同年，Costanza等发表了全球自然资本初步评估的论文，将人类直接或间接地从生态系统功能中获得的收益（生态系统产品及服务）统称为生态系统服务^[6]。2001年，全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在关注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关系的同时也提到了生态系统服务，其认为生态系统服务是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利益，包括食物、水、木材和纤维等供应服务，影响气候、洪水、疾病、废弃物和水质的调节服务，提供娱乐、审美和精神享受的文化服务，以及如土壤形成、光合作用和养分循环等的支持服务^{[7, 8]}。尽管现今生态产品与生态系统服务这两个概念是否对等还存在一定的争议^[5]，但全球各地均已开始重视自然资源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价值。

特定地域单元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所有生态产品的价值即为生态产品总值，或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GEP），GEP核算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9]。1999年，欧阳志云等探讨了区域生态服务功能的内涵与评价方法，对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各项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进行了粗略与保守的估算^[10]。2003年，谢高地等人以Costanza等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部分成果为参考，综合对我国专业人士的生态问卷调查结果，建立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11]，并以此为基础，核算了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生态服务价值。2013年，中国首个GEP核算项目在内蒙古库布齐沙漠落地。同年，欧阳志云等正式提出了GEP的概念及核算思路^[12]，并以贵州省为对象，探讨了GEP核算的应用方法^[12]。此外，欧阳志云团队还对青海省2000年与2015年的GEP进行了核算和比较^[13]。2019年，作为全国首个村级GEP核算试点，浙江省遂昌县大田村完成了2018年GEP核算评估工作^[14]。2020年，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组织起草了《浙江省县域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试行）》。

自党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以来，全国各地相继进行了带有地方特色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探索。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长江经济带要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2015年，杭州余杭区青山村实施了全国首个以水资源保护为目的的水基金项目，其引入国际水基金模式，以龙坞水库为试点，通过土地流转集中治理改善水质，在美化乡村环境的同时带来了许多文创产品并促进了自然教育的发展。福建南平市顺昌县利用其丰富的森林资源，借鉴银行的运营模式搭建资源运作生态银行新平台，以“分散式输入、集中式输出”的模式，打通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通道^[15]。浙江丽水市遂昌县成立了全国首家县域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赶街网点），在网络销售的基础上扩展了山区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此外，遂昌县还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利用现存的闲置国有资产对老旧矿山进行污染治理和改造，把原本接近废弃的矿山变成了真正的“金山银山”。浙江与安徽联手打造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实现经济发展与水环境保护的双赢十分有利^[16]，自2012年开展首轮试点以来，“新安江模式”已在安徽省和全国其他6个江河流域、10个省份复制推广（截至2019年9月）^[16]。

国外也有许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案例，哥伦比亚的雨林认证计划通过引导当地农民进行咖啡认证，给农民提供互相学习和升级基础设施的机会，这种公众付费形式的价值实现模式加快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并促进了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实现^[17]。20世纪90年代，为防止湿地的减少与退化，美国首创了湿地补偿银行制度，在解决湿地问题的同时储备一定的保护资金，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行^[18]，截至2020年5月已有1900多家银行通过批准。德国的生态账户制度也是生态补偿的一种有效手段，补偿机构坚持“污染者付费”原则，通过出售生态积分实施补偿措施，形成市场—政府—社会相结合的运行模式，现今这一制度已成为德国生态环境管理和保护的主要工具之一^[19]。美国的水质交易项目则通过交易所、双边谈判、清算所等市场结构来控制点源和非点源的污染^[20]。Lau等重点研究了蓝色森林中的生态系统服务，讨论了发展沿海和海洋生态补偿的必要条件和挑战，提出了蓝色森林五种特色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方案的概念框架^[21]。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践行乡村美化的道路上也形成了适合当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模式——“一村万树”绿色期权模式。本研究针对“一村万树”项目及其绿色期权模式，量化该项目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效益，并结合Ostrom的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治理八条原则，定性分析了柯城“一村万树”绿色期权模式的合理性，本研究结果可为促进该模式的可持续运作提供政策建议。

1 柯城区概况

柯城区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东靠衢江区、西临常山县、西南与江山市接壤，区域面积609 km²，下辖2镇8乡8街道，是衢州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柯城区地形以衢江为中轴，向南北两侧海拔依次升高，具有河谷平原—低丘岗地—高丘—低山—中山过渡特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春早秋短、夏冬长，温度适宜、光照充足，旱涝明显。区内主要有森林、灌丛、湿地、农田、草地和城镇等生态系统类型。水资源丰沛，总储量6.58亿m³，区域河流断面水质均保持在Ⅱ类以上，空气质量常年保持在国家一级标准^[22]，是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省级美丽乡村示范区。

柯城区于2017年发起“一村万树”行动，该行动为一种新型乡村绿化模式，是平原绿化的升级版^[23]。当地经过严格的树种筛选，在农村的边角地、废弃地、荒山地、违拆地、庭院地“五块地”进行见缝插绿，一个村主种一种树，种植规模达到村均万棵以上，户均十棵以上，该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乡村面貌，优化乡村的生态环境。截至2020年3月6日，全区已在112个行政村累计种植各类珍贵树、彩色树等103万株，盘活土地1万余亩^[24]（图 1）。本研究主要关注2018年“一村万树”的实施情况，由图 1可以看出，2018年共有106个行政村实施参与“一村万树”行动，总面积为230.39 km²，包含森林、灌丛、湿地、农田、草地和城镇等生态系统类型。其中，森林面积为93.75 km²，占“一村万树”总面积的40.69%，农田面积为106.79 km²，占“一村万树”总面积的46.35%，湿地、灌丛、草地和城镇分别有9.66 km²、0.48 km²、1.16 km²和17.14 km²，分别占“一村万树”总面积的4.19%、0.21%、0.51%和7.44%。

2  “一村万树”绿色期权的运营模式

为了保证“一村万树”行动的常态长效，柯城区于2019年推出了一种集公共智慧于一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模式，即“一村万树”绿色期权，具体为由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家庭以及个人等对“一村万树”进行天使投资。在柯城区有关村集体出资认购一定数量的珍贵、彩色树木资产包或期权单位，并享受约定时限期满后的资产处置权。该模式以蚓投鱼，规避了以往乡村发展项目耗资巨大的缺点，使柯城区的活树变成了活钱，资源变成了资本，做到了“小投资，大产出”。截至2020年初，共有87家企业认购了“一村万树”绿色期权包208个，500多人认购了“一村万树”绿色期权单位1478个，认购资金达1000余万元。

“一村万树”行动及其绿色期权模式的实施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需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为此，柯城区提出了4种种植模式：民办公助、股份合作、村企结合以及公司+农户模式。不同模式的土地供应方、技术提供方、养护管理方以及收益获得方不尽相同，具体如表 1所示。

“一村万树”绿色期权的运营流程如图 2所示。首先由当地政府进行树木情况调查并选取合适的可认购树木种类，认购方提出绿色期权认购申请，并与出让方协商确定认购规模与周期，认购方与出让方签订协议，同时认购方可获得由当地林业局颁发的认购证书（图 3）。绿色期权模式包括期权认购方与期权出让方两个利益相关方，其中，认购方提供资金来购买期权，担任资金提供者的角色，出让方是土地及种养成本的提供者并负责树木的日常养护。各利益相关方拥有各自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期权认购方又分为两类，A类认购方包括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一般以绿色期权资产包为单位进行认购，一个资产包中一般有100株珍贵树，认购时间可选择5年、10年或与出让方商定。B类认购方主要为家庭、个人、特定群体等，一般以一株珍贵树为认购对象，认购期一般为5年。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数据包括统计数据、气象数据、土地利用数据、污染物数据、旅游数据以及相关核算参数。统计数据如农林牧渔业的产量及产值数据来自柯城区林业、农业、渔业以及统计等部门，气象数据来自气象部门，土地利用等数据来自自然资源部门，污染物相关数据来自生态环境部门，文化服务所涉旅游等数据由问卷调研获得，核算涉及的部分参数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提供。

3.2 生态效益

“一村万树”的生态效益通过GEP核算进行评估，核算流程见图 4，各类服务功能量和价值量的核算方法参照《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试行）》 ^[9]，该过程借助ArcGIS10.2软件完成。

本研究建立了“一村万树” GEP核算指标体系，涵盖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共12个指标。其中，物质产品包含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产品指标，调节服务包含水源涵养、土壤保持、洪水调蓄、固碳、气候调节、水环境净化和空气净化指标，文化服务为生态旅游与休闲服务（表 2）。该核算体系充分反映了以植树造林为主要目的的“一村万树”项目的生态效益。

3.3 社会经济效益

本文选取了柯城区2010—2018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统计指标，包括年份、政策、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地方财政收入、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28]，通过指标间的相关性分析，探究“一村万树”项目实施的社会经济效益。其中，年份变量反映技术进步的影响，2010—2018年分别赋值为1~ 9。政策变量中将“一村万树”项目实施时间不足半年的年份赋值为0，实施时间半年及其以上的年份赋值为1，2011—2018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地方财政收入指标均以2010年为基准折算至不变价（表 3）。

4 研究结果 4.1  “一村万树”项目的生态效益 4.1.1 “一村万树”生态产品功能量

2018年，柯城区“一村万树”生态产品功能量由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组成。物质产品中，农业产品提供功能量共17.65万t；林业产品包括木材、毛竹、油茶籽、竹笋和板栗，功能量分别为8760株、760.00 t、326.80 t、54.00 t和30.00 t；渔业产品的功能量为765.80 t。调节服务中，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气候调节、洪水调蓄、固碳、水环境净化和空气净化的功能量分别为3.43亿m³、2696.75万t、133.55亿kW· h、3116.35万m³、3696.99 t、2001.84 t和42.87 t。文化服务共提供了270.15万人的景观游憩功能量（表 4）。

4.1.2 “一村万树”生态产品价值量

2018年，柯城区“一村万树”实施区GEP总值达124.63亿元。其中，物质产品3.08亿元，占GEP总值的2.47%，包括农业产品29 236.86万元、林业产品369.02万元、畜牧业产品362.10万元、渔业产品829.69万元。调节服务价值102.26亿元，占GEP总值的82.05%，其中气候调节、水源涵养、洪水调蓄、土壤保持的价值量结果分别为72.12亿元、19.71亿元、8.62亿元、1.49亿元，价值量最高的气候调节与水源涵养分别占调节服务GEP总值的57.86%与15.81%（图 5、图 6）。固碳的价值量为15.79万元, 水环境净化以及空气净化的价值量为3 328.03万元和9.62万元（图 6）。文化服务价值为19.29亿元，占GEP总值的15.48%（图 6）。

根据“一村万树”实施区的面积占柯城区的比例，折算出“一村万树”实施区2018年GDP约74.13亿元，GEP/GDP为1.68，说明实施区具有良好的生态底色。考虑到“一村万树” 2017年才开始实施，随着林木生长和林分质量提高，GEP仍有相当大的增值空间，“一村万树”项目的生态效益也将不断提升。

4.2  “一村万树”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

“一村万树”项目实施带来的最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是人民生活质量的上升，当地利用荒废土地种植珍贵树木，如种植樱花树等景观树种，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曾经破旧的农村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房屋的改造、绿化面积的增加，使乡村的整体规划变得更有条理；基础设施的改善、公共物品的翻新，给当地人带来了便利与享受。

“一村万树”实施区社会经济指标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政策实施与否与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和地方财政收入之间正相关性较强，相关系数分别为0.85与0.83，P值小于0.01，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目的变化有明显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97，P值小于0.001。“一村万树”行动在改善当地环境状况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实施区内的许多村民开办了民宿、农家乐，有利于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增加并使得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有所减少；珍贵树的种植提供了新的旅游资源，促进了当地的财政收入（图 7）。

总的来说，“一村万树”项目给柯城区带来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不仅仅是公共设施的改善，还吸引了更多的外来游客，提高了旅游业的收入，村民们的收入也开始多样化，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5 讨论 5.1  “一村万树”绿色期权模式的启示与经验

柯城区的“一村万树”项目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新道路，用低投入获得了大产出，不仅种出了风景，也种出了财富，种出了文化，更种出了乡村的“精神气” ^[29]。“一村万树”项目从一开始的着力于改变现今农村“年年种树不见树”以及“千村一面”的现象，到后来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出台绿色期权模式，逐步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一村万树”所涉及的生态产品属公共池塘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1]。如果管理不当，容易出现“公地悲剧”，以Ostrom为代表的公共池塘资源管理学派在大量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了自主组织和管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制度理论^[30]。“一村万树”绿色期权这一新兴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能够成功应用，是由于其在制度设计上遵循了Ostrom提出的自主治理的基本制度设计原则^[31]：

（1）清晰界定的边界。“一村万树”绿色期权模式清晰界定了使用者以及资源的边界。对于使用者，只有签订了认购协议的出让方和认购方才能够拥有树木的处置权以及期权交割时的收益；对于资源，只有政府划定的行政村且为“一村万树”行动中种植珍贵树的区域才是绿色期权模式所涵盖的资源。清晰的边界能够防止“外来者”随意使用公共池塘资源，即防止树木被破坏。

（2）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一村万树”行动所种树木的数量和品种均根据各村“五块地”的存量及与村中房屋等的分布情况因地制宜。

（3）集体选择。“一村万树”模式允许所有村民通过村集体自主参与到决策过程中。

（4）监督。监督是制度能够延续下去的保障，Ostrom的制度设计原则中认为，监督者为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或是对占用者负责的人，这是最低成本的监督。在绿色期权中，出让方与认购方都承担着监督者的角色。出让方需要监督认购方是否按时缴费并且监督树木的生长情况；认购方拥有监督建议权，可以监督出让方的管理情况，未来还会有智慧监管系统可以让认购方随时随地看到认购树木的生长情况。

（5）分级制裁。“一村万树”模式对树木进行了资产打包，并通过积分和扣分制定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赔偿和制裁措施。

（6）冲突解决机制。“一村万树”模式不仅建立了冲突解决的机制，还通过绿色保险对所有资产包进行了投保，保证资产在期权行权前不会因为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而贬值。

（7）对组织的最低限度的认可。村民对村集体有着较强的认同感，也愿意通过村集体而参与到“一村万树”工程中。

（8）嵌套式组织。“一村万树”模式以村集体为组织单位，鼓励村民通过村集体参与到工程建设和绿色期权收益分配中。这种嵌套式组织避免了认购方直接与单个村民进行交易的高昂沟通成本和管理风险。

以上分析表明，“一村万树”绿色期权模式的架构从理论上基本符合Ostrom的八条设计原则。目前，“一村万树”绿色期权的管理实施细则仍然在进一步完善中，未来这一模式将会更加成熟。

5.2  “一村万树”绿色期权模式的挑战

尽管“一村万树”绿色期权模式短期内取得了较好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效益，但是该模式的长期可持续运行仍然面临一些挑战。主要包括：①“一村万树”绿色期权模式主要实现了物质产品及文化旅游的价值，对调节服务的价值实现考虑不足，通过GEP的核算，未来需要将调节服务也纳入政府购买和市场交易中。②在管理上进行分级和差异性管理，未来可根据树木生长情况和各村实际情况对管理细则进行适时修订。③“一村万树”绿色期权模式才刚起步不久，对树木未来的处置方向虽有了规定，但还未有期权到达期限。未来应考虑期权交割后所留珍贵树的用途，对于期满树木的处置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引导绿色高质量开发利用，防止出现不合理处置情况的发生。

6 结论

柯城区“一村万树”项目的实施及其衍生出的绿色期权模式给当地带来了较好的生态与社会经济效益，通过激发当地村民的种树积极性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美化乡村和振兴乡村的道路。该项目在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后有望持续地给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值得推广到全国的乡村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