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印发了促进绿色消费的众多政策文件，我国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的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对强化绿色健康消费理念、促进绿色产品供给和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部分绿色消费政策的执行过程还有改进的空间。从政策框架和实践效果上来看，当前绿色消费政策不少，但较为分散，政策及管理碎片化等问题较为突出，未形成系统有效的政策框架体系。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我国绿色消费政策现状、分析政策分布特点和实施绩效，总结我国绿色消费政策和实践面临的挑战，可以为我国现阶段绿色消费政策的资源整合和绩效提升提供有益借鉴^{[1, 2]}。

1 中国绿色消费相关政策框架

截至目前，在国家和部委层级发布了101项与推进居民绿色生活相关的政策，其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政策主要为推进绿色消费的通知、意见和方案，共计26项，占26%；各部委发布相关政策主要为落实国家决策而开展的具体措施行动，共计75项，占74%。

本文采用层次梳理法，首先将所有政策归类于中共中央政策、国务院政策和部门政策三个“目标层面”；其次将部门政策分别归类于具备“经济类”和“信息化工具类”属性的两个“实施层面”；最后分别按照功能作用和市场认可程度将“经济类”和“信息化类”政策细分到“实施层面”。其中，经济类政策细分为“财政类”“投资类”“金融类”“税收类”和“价格类”等五类宏观经济类政策工具；信息化政策工具为认证或评价政策工具。我国绿色消费政策框架见图 1。各层面绿色消费政策数量分布见表 1。

与绿色消费相关的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态产品等均出现在不同的国家政策文件中，包括《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 2020年）》《国务院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等^[3-5]。

各部委层面也均出台了促进绿色消费相关的政策，其中经济类政策40项，占比53%；信息化政策35项，占比47%。

2 中国绿色消费政策评估 2.1 绿色消费政策与居民消费支出分类对比分析

为具体分析研究绿色消费政策的现状，本研究对75项各部委绿色消费政策与国家统计局2013年《居民消费支出分类》的8大类24项中类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期梳理和分析政策的分布情况和特点。

2.1.1 经济类政策分布情况和特点

将各部委出台的40项绿色消费宏观经济类政策与我国居民消费8大类进行对比分析，政策分布情况见表 2。

各类经济类政策在居民消费大类的数量统计和类别覆盖比例见图 2。

绿色消费政策在居民消费大类的分布特点：一是经济政策比较集中在交通和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两类，分别占到政策总数的38%和21%，食品烟酒、衣着、居住、教育文化和其他用品分别占到政策总数的3%、3%、15%、14%和5%。二是在经济政策中，财政类政策（包括：补贴、优惠、采购等）在7个大类（不包括医疗保健）中覆盖率最高，达到88%，相比税收、投资、价格、金融类政策覆盖率分别为38%、25%、25%和13%，如图 2右图所示。

进一步将各部委经济类政策与我国居民消费24个中类进行对比分析，政策分布情况见表 3。

各类经济类政策在居民消费中类的类别覆盖比例见图 3。

由表 3和图 3看出，绿色消费经济政策在居民消费中类的分布特点：一是经济政策主要分布在交通、家用器具、文化和娱乐上，分别占到政策总数的38%、19%和14%。另外有8个中类（包括食品、烟酒、住房租赁、自有住房折算租金、个人护理用品、家庭服务、医疗器具及药品和医疗服务）的经济类政策数量为0。二是经济类政策中，财政类政策（包括：补贴、优惠、采购等）在24项中类的对应占比最高，占比100%的中类数量为10个；价格类政策在中类“水、电、燃料及其他”有4项，占该类别中政策总数的80%；税收类政策在中类“ 0501交通”有6项，占该类别中政策总数的43%。三是各类政策覆盖率差异较大。财政类政策覆盖了24中类中的16类，覆盖率最高（67%）；税收类政策覆盖了8类，覆盖率为33%；价格类政策覆盖了3类，覆盖率为13%；投资类政策覆盖了2类，覆盖率为8%；金融类政策仅覆盖了1类，覆盖率为4%。

总的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类政策主要集中于交通、家用器具和文化娱乐上，其中，财政类政策占了比较大的比重。

2.1.2 信息化政策分布情况和特点

在75项部委政策中，除了其中40项属于经济类政策外，其余35项信息化政策主要聚焦于绿色生态产品/服务认证和评价。通过对各项认证相关性、代表性、政府采信度、规范性、数据可获取性、消费者认知程度和开展情况等综合考虑，最终确定选择节能节水产品认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绿色建筑评价、绿色建材评价、绿色食品标志认证、有机产品认证和绿色饭店评价，将其与居民消费支出类型进行了对比分析，信息化政策的认证标准分布和实施情况见表 4。

从表 4可看出，与其他“专项属性”较强的认证和评价种类相比，环境标志认证覆盖的范围最为广泛，分别覆盖了居民消费支出中的7个大类、15项中类和30项小类，覆盖度最好。从推出的年份看，中国绿色食品标志认证推出的时间最早，从1991年就开始实施。从已发布的评价标准数量来看，节能和节水产品发布的数量最多。从环境绩效看，环境标志产品同时具备资源节约、污染物减排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效果，实现的环境绩效优于其他认证工具。

2.2 中国绿色消费政策实施效果

为了便于分析我国绿色消费政策的实际效果，将绿色消费政策根据其运用的管理手段分为强制类政策、监管类政策和信息化政策。

2.2.1 强制类政策实施效果

中国的高效节能照明产品推广、高效节能家电推广、高效节能台式微型计算机推广、高效节能电机推广、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等绿色消费强制性政策的实施，客观上短时间内提高了节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拉动了消费需求，对社会的绿色生态产品的消费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而且政策产出的结果也对目标群体起到了“价格下降、节电省钱、生活质量提高”等多重惠民效果。但是，某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客观存在一些问题，使得政策结果与设计目标产生了偏差。如废弃节能灯的污染、高效节能家电推广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的“骗补”现象^{[6, 7]}。具体的强制类政策实施效果分析见表 5。

2.2.2 监管类政策实施效果

对节能产品政府采购、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和绿色印刷的政策实践效果的评估结果表明，这些政策均无需政府的额外财政投入，仅仅通过政府发布相关的政策规定，分别从政府和行业的层面着手，通过政府的绿色消费的积极引领和示范，就带动了整个行业的升级转型，取得了非常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8, 9]}。具体的强制类政策实施效果分析见表 6。

2.2.3 信息化政策实施效果

政策实践效果的评估结果显示绿色生态产品/服务认证评价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绿色生态产品，为我国消费者实践绿色消费提供了消费的场景。此外，绿色生态产品/服务认证评价产生了良好的环境绩效。随着绿色生态产品品种与规模不断增长，绿色生态产品/服务认证评价的环境绩效逐步显现^{[10, 11]}。具体的信息化政策实施效果分析见表 7。

3 中国绿色消费政策和实践面临的挑战

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强制性政策，还是监管性政策和市场信息化工具，中国居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绿色消费政策都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部分绿色消费政策的执行过程还有改进的空间。从政策框架和实践上来看，中国的绿色消费政策体系还存在以下挑战。

一是缺乏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中国国家层面的相关文件与法规体现了绿色消费的理念和原则要求，但目前一些具体政策还仅限于政府部门颁发的管理办法、通知、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门类不全，政策层次及效力较低，尚未形成法律法规、政策、标准、技术规范以及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构成的完善政策体系。绿色消费相关政府职能分散，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在推动绿色消费转型中的作用有待提升，政策及管理碎片化问题较为突出。

二是对绿色消费的推动力不足。目前，我国出台的绿色消费政策集中在日常用品和服务及交通，政策范围偏窄，在绿色服务消费如生态旅游、环境服务、绿色设计、衣着等领域缺乏政策规范、支持和引导。在绿色生态产品领域，与资源能源节约的相关政策较多、效果较好，但与环保相关的政策少、效果弱，目前的政策局限于对节能产品的补贴，如对空调、冰箱、平板电视、洗衣机和电机等高效节能产品的财政补贴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和节能效果，但是对减少环境污染的补贴不足，缺乏财政支持，完全靠消费者自身的环保意识做出选择，对绿色消费的驱动力不足，调控作用有限。

三是绿色消费与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结合不紧密。其一，在信息化政策的产品认证领域，各项认证与中国当前环保重点工作目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结合不紧密，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弱，目前尚未充分发挥产品认证的政策功效。其二，国家对绿色消费的驱动力不足，导致宏观环境对绿色消费引领作用不突出。

四是企业及公众绿色消费内生动力不足。企业与公众对绿色消费市场成熟度认知分歧较大。全民绿色消费理念尚处在培育阶段，行业绿色消费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从供给看，绿色消费产品供给不足，无论是绿色食品、节能产品、绿色建筑，还是环境标志产品，规模都较小，远未成为衣食住行必须消费品的主流。从需求看，对绿色消费品选择的意愿增长较快，但更关注消费过程对消费者自身健康的影响。另外，绿色生态产品成本较高，存在“叫好不叫座”现象，市场需求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4 政策建议

一是完善绿色消费政策体系的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中国应研究制定专门的推进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国家战略或行动计划，从目标任务到体制机制创新、评估方法与评价指标等方面都要做出系统安排，提高推进绿色消费行动的整体性和效果。

二是完善和强化推动绿色消费的市场和经济激励政策。要在规范性约束的引导下，重点从价格、财税、信贷、监管与市场信用等方面建立经济激励和市场驱动的制度，引导绿色生态产品的供给和居民消费的绿色选择。

三是将绿色消费政策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政策工具。建立引领绿色消费模式的制度机制，并将这一机制作为开辟生态环境治理的新途径和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新引擎。增加激励和自愿领跑的方式，形成激励与约束并举的制度体系。通过消费端的绿色转型、通过绿色供应链实践传导至生产端，可以引导产业链条中的“绿色先进”企业管理“绿色落后”企业。

四是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绿色消费社会治理体系和机制。明晰政府相关部门在推动绿色消费中的职能定位，强化消费者协会推动绿色消费的职能作用，鼓励企业承担更多环境社会责任，建立面向社会公众的绿色消费激励和惩戒制度。同时需要顺应社会绿色消费升级的趋势，围绕吃、穿、住、行、用等消费环节，适应居民分层次多样性的绿色消费需求，构建更加契合各居民消费领域的环境标志认证体系，加大环境标志政策支持力度和推广力度，提高环境标志产品和服务的社会覆盖度，大力提高环境标志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将环境标志做大做强，真正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