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粗排放”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如何在兼顾环境保护的前提下提高经济产出效率，已成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兼顾低碳理念与绿色经济的碳经济绩效指标成为替代“唯GDP论”的新目标。实现区域碳经济绩效的综合发展需要各级财政的扶持，而地方政府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则与其具有的财政自主能力息息相关：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自主能力的提升有利于环境治理^[1]或经济增长^[2]，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的态度^[3]。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厘清财政自主能力与碳经济绩效间的作用机理，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同治理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升级是当前各级政府推进碳经济绩效提高所采用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会对碳经济绩效产生影响，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4]；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病”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雪上加霜^[5]。地方政府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自主能力设置的合理性。那么在兼顾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双重目标下，考虑各地区之间分权程度与经济结构禀赋的差异性，具有不同财政自主能力的地方政府能否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碳经济绩效的增长？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为分权视角下进一步强化产业结构升级的治理力度，提升碳经济绩效的治理效率提供理论参考。

1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1.1 理论基础与国内外文献综述 1.1.1 财政自主能力与碳经济绩效

从现有文献来看，财政自主能力对环境污染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环境联邦主义”理论认为财政自主能力的提升会激励政府提供较高水平的环境公共品。He的研究认为财政分权有利于环境的治理^[6]；和立道等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财政分权的促进作用^[7]。另一方面，理性的政府会采取降低环境准入门槛等措施吸引投资，使辖区内环境情况恶化。刘建民等、王垒等发现财政分权并不能够使环境得到改善^{[8, 9]}。碳经济绩效是对区域经济增长程度与环境污染进行综合评判的指标，因此区域经济增长与财政自主能力间的关系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制定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从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Lin等的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10]。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政策会呈现短视性、功利性的特点，使地方经济发展受损。Zhang等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11]。

1.1.2 财政自主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

政府行为是影响产业结构配置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定性因素^[12]，财政自主能力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财政自主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强化地方政府“有为政府”的身份，使其制定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从而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崔志坤等的研究认为政府间竞争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原因之一^[13]。另一方面，理性的政府会产生“选择性政府职能”与“机会主义政治”的行为选择^[14]，而赋予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能力会使上述行为得到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刘建民等的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15]。

1.1.3 产业结构升级与碳经济绩效

产业结构升级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可从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两方面进行考虑。部分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是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郑若谷等的研究发现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有利于经济增长^[16]；Chen等的研究也认为绿色产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17]。此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本病”是经济增长速度变缓的原因之一。Baumol和Swei学者证实并阐释了“服务业成本病” ^{[18, 19]}。有关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的研究多数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有效措施之一。韩永辉的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提高辖区内的生态效率从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20]；Que等的研究认为打破市场分割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21]。

1.2 文献综合评述与创新性说明

相关研究存在以下特征：①多数研究仅从经济增长或环境污染单方面研究财政自主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碳经济绩效间的关系，并鲜有学者注意到产业机构升级的中介效应^①并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导致对具有不同财政自主能力的地方政府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碳经济绩效增长过程中的影响机理认识不清；②在探讨财政自主能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时，未能充分挖掘不同经济结构带来的差异，这方面的研究缺失导致政府难以根据辖区独特的经济结构禀赋制定合理有效的分权政策；③原有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忽略了滞后期变量的影响，导致模型的估计出现偏误。

① 考虑X与Y两个变量，若X通过某一变量M对Y产生作用，则M被称为中介变量，X通过M对Y产生的间接影响为中介效应。

针对以上研究缺口，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考察了产业结构升级在地方政府财政自主能力影响碳经济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并从非农产业与非国有企业占比等区域差异特征，进一步研究了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中介效应的因素等。本文的贡献与创新性工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于财政自主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效应理论，系统构建了财政自主能力、产业结构升级、碳经济绩效间内在关系分析表（表 1），同时纳入统一的实证框架，考察不同分权程度下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自主能力与碳经济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厘清逻辑机理和作用机制；第二，基于经济结构禀赋异质性的现实情境，探究不同非农产业占比与非国有企业占比环境中财政自主能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碳经济绩效产生的影响效应差异，为各地区制定差异化分权政策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方程与动态面板模型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缓解了遗漏变量带来的偏误，使文章结论更加稳健可信。

2 变量数据处理和计量模型设立 2.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2.1.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1997—2016年30个省份（除港澳台、西藏外）的面板数据。数据来自各年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缺失数据利用线性插值法^②进行拟合。此外本文借鉴杨骞等的做法^[22]，对区域碳排放量进行估算，能源消耗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② 本文利用lny=lny₀+[(lny₁-lny₀)(t-t₀)]/(t₁-t₀)计算缺失值，为避免指数增长趋势的影响，本文将遗漏变量取自然对数，(t₀-y₀)与(t₁, y₁)为缺失值(t, y)最邻近两点，具体计算过程由stata软件完成。

2.1.2 变量说明

（1）碳经济绩效。参考谌伟等^[23]与王垒等^[24]的做法，本文从绿色可持续的视角出发，以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为基础，将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碳排放的比值定义为碳经济绩效，即

（2）政府财政自主能力。为克服分母相同的多元共线问题并反映出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变化，本文参照王文剑等^[25]的做法，采用本级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与中央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作为分母构建财政自主能力的测评指标，其数值越大说明财政自主能力越高，即

（3）产业结构升级。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可以认为是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的转型与调整，因此本文参照干春晖等^[26]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化标准，利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代理变量，即

（4）非国有企业占比与非农产业占比。本文参照王文剑等^[25]的做法，采用非农产业占比与非国有产业占比衡量经济结构的差异，并从GDP贡献率与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数两个方面去衡量非农产业占比，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与职工人数两个方面衡量非国有企业占比的情况，即

（5）控制变量。本文将研发投入（RD）、贸易依存度（TD）、环境规制（ER）、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HC）、实际GDP（RGDP）、非国有企业占比（FG）、非农产业占比（FN）作为控制变量。

变量说明：①以各地区科技人员内部人均R&D经费支出衡量地方科研投入；②以辖区内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其省级GDP比值的百分数取自然对数对贸易依存度进行控制；③以各地区排污费收入占第二产业的比值的百分数取自然对数对环境规制进行控制；④以省级外商直接投资与省级GDP之比的百分数取自然对数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控制；⑤利用辖区内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⑥以1997年为基期计算实际GDP，并按照EKC假定将实际GDP的平方项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方程以确保稳健；⑦将非农产业占比与非国有企业占比的自然对数形式引入计量模型进行控制；⑧本文均按各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年均汇率将美元单位转化为人民币单位。

2.2 计量模型设立与估计策略

本文参照Hayes^[27]检验中介效应的做法并结合动态面板模型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以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偏误，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1)

(2)

(3)

其中，CEP_{i, t}是第t期i省（区、市）的碳经济绩效，CEP_{i, t-1}是其滞后项；UIS_{i, t}是第t期i省（区、市）的产业结构升级，UIS_{i, t-1}是其滞后项；FD_{i, t}是第t期i省（区、市）的财政自主能力；X_{k, i, t}是第t期i省（区、市）第k个控制变量，n是控制变量的总个数，本文将研发投入等八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ρ，γ，δ是滞后系数；α_i，η_i，λ_i是省份固定效应；ξ_t，τ_t，ν_t是时间固定效应；ε_{i, t}，u_{i, t}，e_{i, t}是随机扰动项；a₀，b₀，c₀是常数项。如果a，b，c都显著，则中介效应显著。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描述性统计汇报如表 2所示。由表 2可知，财政自主能力平均值是60.992%，大于50%，即平均来看，地方的财政分权程度比全国一般水平大，其最大值为89.512%，而最小值仅有34.472%，这与均值偏离全国一般水平的现象吻合，也表明各地区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体现了因地制宜，为不同地区制定不同政策的必要性。

图 1至图 3分别为基于分权程度异质性样本^①整理的1997—2016年政府自主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及碳经济绩效变动图谱。由图可知，财政自主能力在中低分权的组别中2003—2010年迅速增长，2013年后下降；2003—2010年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碳经济绩效增长缓慢，而在2013年后二者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高分权的组别中财政自主能力从2004年开始提高，在2010年后达到稳定，而与之对应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碳经济绩效也在2004年之后呈现增长趋势。从上述分析来看，在分权程度存在差异的组别中其财政自主能力的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与碳经济绩效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结果：财政自主能力提升有利于高分权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碳经济绩效增长，而不利于中低分权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碳经济绩效增长。

① 分权程度异质性样本以1997—2016年财政自主能力平均值为依据划分低分权、中分权与高分权地区，其划分节点为47.54%与55.72%。

3.2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检验递归方程并结合动态面板模型，采用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对我国1997—2016年30个省份共20年的600个样本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自主能力与碳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然后基于分权程度的高低将全国样本划分为分权程度异质性样本，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分权程度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财政自主能力的合理设定提供参考与指导。

3.2.1 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效应的检验：全样本研究

表 3是模型1到模型3是静态面板的估计结果，模型4到模型6是动态面板模型采用SYS-GMM的一步估计法的估计结果。模型4中财政自主能力在5%的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并且显著为负；模型5中Sargen检验拒绝了原假设但好在Hansen检验在合理范围内（0.1~0.25），因此可以相信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此时财政自主能力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模型6的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该实证结果为前文提出的产业结构中介效应的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模型6中财政自主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不再显著说明这种中介效应是完全中介效应，即财政自主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只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中介变量实现。上述现象的产生与以下两方面原因相关：一方面，政府主要通过环境规制与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对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环境规制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作用，因此在加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变量之后财政自主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便不再显著；另一方面，政府直接对环境与经济的干预行为可能难以协调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即直接干预难以对碳经济绩效产生影响，因此财政自主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不显著。模型1到模型3的实证结果也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自主能力与碳经济绩效间具有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说明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3.2.2 省（区、市）域财政自主能力的作用机制检验：基于分权程度异质性效应的探索

通过表 4可知，除中分权样本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外，其余两组中介效应都显著，并且为完全中介效应，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相契合。但在分样本检验的情况下，三个组别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机制各不相同。在低分权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充当完全中介作用并且显著为负，每1单位的财政自主能力的提升会带来0.023单位的产业结构升级单位的下降与0.017单位碳经济绩效的负增长；在中分权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不再显著，而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仍然能够促进碳经济绩效的增长，其原因可能是在中分权地区政府的“选择性政府职能”与“机会主义政治”逐渐受到抑制，但“有为政府”的身份特征并不显著，财政自主能力的提升虽不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但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也不显著；在高分权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1单位财政自主能力的提升会带来0.012单位产业结构升级单位的提升与0.042单位碳经济绩效的正向增长。从实证结果来看，随着分权程度的提升，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政府职能”与“机会主义政治”行为逐渐受到抑制，其“有为政府”的地位逐渐占据主流，这与前文理论分析相一致，为前文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现实经验证据。

3.2.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再次利用多数学者的做法，从支出视角直接将全国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作为分母构建的财政自主能力新的衡量指标如下式：

然后重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自主能力与碳经济绩效之间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并且该中介效应仍然是一种完全中介效应，因此本文结果具有稳健性。

4 进一步研究：经济结构的调节效应分析

经济结构的异质性会使得地方政府推动辖区内产业结构升级的难易程度出现差异，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呈现出“援助之手”与“攫取之手”的不同选择。本文借鉴王文剑^[12]的做法，利用非农产业占比与非国有企业占比对经济结构进行衡量，并采用温忠麟等^[28]的做法基于“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设定符合辖区内经济结构的分权政策提供参考，实证结果如表 5所示。

4.1 非农产业占比的调节机制检验

由模型17可知，财政自主能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偏效应由以下两个方面构成：一是财政自主能力的直接影响，二是依赖于非农产业占比表现出来的间接影响，并且当非农产业占比超过50%时，财政自主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总效应由负转正，为产业结构视角下政府行为的极化趋势提供了经验证据，而Hansen检验处于0.1到0.25之间，则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有效可信的。结合模型16、模型18可知，产业结构升级的完全中介效应仍然显著，即非农产业占比的影响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碳经济绩效产生了作用。上述实证结果说明，非农产业占比较低的区域仅靠财政自主能力的提升难以抑制地方政府的“攫取之手”从而难以发挥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碳经济绩效的驱动作用。

4.2 非国有企业占比的调节机制检验

由模型20可知，财政自主能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偏效应也由以下两个方面构成：一是财政自主能力的直接影响，二是依赖于非国有企业占比表现出来的间接影响，当非国有企业占比超过46%时，财政自主能力对碳经济绩效的总效应由负转正，为所有制结构视角下政府行为的极化趋势提供了经验证据；结合模型19、模型21可知，产业结构升级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即所有制结构不同会通过调节财政自主能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对碳经济绩效产生影响。上述实证结果说明，非国有企业视角下的实证检验结果与非农产业占比的实证结果相似，在经济结构较差、非农产业占比与非国有企业占比较低的区域财政自主能力的提升会导致其“攫取之手”加强，从而对辖区内产业结构升级与碳经济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为厘清产业结构升级、财政自主能力与碳经济绩效三者间的作用机制，更好地发挥财政自主能力的驱动效应，本文构建了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利用1997—2016年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检验了其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为探究不同分权程度下财政自主能力驱动效应的差异，本文基于分权程度异质性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进一步研究中，本文对非农产业占比与非国有企业占比的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基于全国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发现财政自主能力与碳经济绩效、产业结构升级负相关，并且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自主能力与碳经济绩效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在分权程度较低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为负向，在分权程度较高的区域产业结构的中介作用却呈现出正向变化的规律，政府行为由“选择性政府职能”与“机会主义政治”转变为“有为政府”。随着经济结构禀赋的优化（非农产业占比与非国有企业占比的增长），财政自主能力的提升对碳经济绩效的影响由负转正，政府行为由“攫取之手”转为“援助之手”。

基于本文的研究，本文从如下两个方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一，引导地方政府建立财政自主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匹配的支出制度，以满足碳经济绩效稳健增长需求，从而促进碳经济绩效的持续增长。此外还应优化考核机制，在中低分权区域加强监督与分权，引导其向“有为政府”转变，合理发挥财政自主能力的驱动效应，加速其产业结构升级，以推动碳经济绩效的稳健增长；在高分权地区要适当加强分权程度，强化其“有为政府”身份的运行，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并使碳经济绩效取得迅速增长。

第二，根据不同地区经济结构禀赋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分权制度：对于非农产业占比与非国有企业占比较低的地区而言，一方面赋予地方政府合理的财政自主能力，使之与辖区内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相匹配，另一方面要加大监管力度，避免激化其“攫取之手”行为，缓解经济与环境发展的矛盾，使碳经济绩效逐渐提升；对于非农产业占比与非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地区而言，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引导与分权，强化其“援助之手”行为，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与碳经济绩效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