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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管理  2019, Vol. 11 Issue (5): 107-11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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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李異平, 曾曼薇. 城市垃圾分类与居民地方认同研究[J]. 中国环境管理, 2019, 11(5): 107-114, 31.
LI Yiping, ZENG Manwei. Study on the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Place Identity in Cities[J]. 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9, 11(5): 107-114, 31.

基金项目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公共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环境传播研究"(17FXW010),广州市十三五社科规划智库项目"广州市生态城市品牌构建与品牌传播"(2017GZZK01)

作者简介

李異平(1957—), 女,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环境传播、政治传播, E-mail:yipli2001@163.com.
城市垃圾分类与居民地方认同研究
李異平 1, 曾曼薇 2     
1.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2;
2. 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 510300
摘要: 垃圾无害化处理是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不仅关系城市居民生存环境的健康程度,更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和治理效果的认知与评价。本文运用环境心理学理论,对折射出居民环境认知、个人偏好、预期目标和情感联系的地方认同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社区居民对城市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价及其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的评价与其地方认同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居民对政府关于垃圾治理法律法规的认同也能增强其地方认同感。本文建议,未来关于地方认同的研究需要聚焦于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传播效果,总结和归纳城市居民对环境治理成效的归因模式与其地方认同之间的交叉关系。
关键词: 环境治理    地方认同    垃圾分类处理    传播效果    
Study on the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Place Identity in Cities
LI Yiping1 , ZENG Manwei2     
1.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 Guangdong Petrel Electronic & Audio-visual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Guangzhou 510300, China
Abstract: What is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 How do the public evaluate its achievements? Environmental psychologists believe that the changes in residents' place identity reflect residents' recognition, individual bias, expectations and affections of their living place. This article through its survey finds that Guangzhou residents' place identity not only relates to the effect of the waste management, but also correlates to the irrecognition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concerning waste management, and their evaluations of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in the waste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finding, we suggest that the future study of place identity should focus on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olicy, summar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publics's attributions model for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waste management.
Keyword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ce identity    waste classification    communication effect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总要求,我国城市目前开展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的目标之一,是“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从城市环境治理的角度来看,由于空间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不断增加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日益严峻,治理和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不仅是政府维护城市生态品牌、破解社会可持续发展瓶颈的基本职能,更是政府作为公共管理机构在保障居民健康生存环境方面的管理能力和管理形象的呈现。2015年,广州市垃圾分类处理项目获得“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范例奖”,其显著的治理成效为环境传播学界研究居民地方认同感及其获得感提供了具有“可视性”的现实案例。

早在2011年4月,广州市就率先出台了全国第一部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地方政府规章——《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提出在2012年建立完善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系统。2015年,市政府又新颁布《广州市餐饮垃圾和废弃食用油脂管理(试行)办法》,第一次对垃圾分类进行全流程的整体管控,明确规定了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置和源头减量等各环节的实施主体及其法定义务,使垃圾治理机构衔接贯通,成为一个集责任与担当于一体的有机治理系统。2017年12月27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再次通过《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2017—2020)》,指定“由市、区人民政府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由市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生活垃圾集中转运、终端处理等场所的污染物排放监测,以及有害垃圾贮存、运输、处置过程中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1]。在垃圾分类制的贯彻与落实中,广州市政府对相关条例和具体实施单位等细节进行了微观调整,使“广州市基本建立起一个融资源循环处置利用和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为一体的机制,初步探索出一条具有特大型城市特点和广州特色的垃圾分类路子,由全国首批试点城市成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到2017年1—6月,广州生活垃圾处理日均处理量1.95万t,同比增长5.9%。可以说,广州‘垃圾围城’危机已基本破解”[2, 3]。本文根据“地方认同”理论的研究思路,试图回答“城市垃圾治理对居民地方认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公众对政府垃圾治理政策和治理效果的认知与其地方认同感的形成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

1 文献综述

1978年Proshansky将“地方认同”概念引入环境心理学研究领域。他认为“地方认同是自我的一部分,是通过人们意识和无意识中存在的想法、信念、偏好、情感、价值观、目标、行为趋势以及技能的复杂交互作用,确定的与物理环境有关的个人认同”[4]。地方认同有三个维度:认知描述维度、情感评价维度、环境与个体社会角色相关的意动功能[5],即地方认同反映了居住者对地方的认知、情感联系,与居住者的社会角色、个人的偏好和预期目标等存在着相关关系。因而,城市的环境建设以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和价值追求为目标,建设成就越高,越能满足居住者的预期,获得其地方认同的评价指数就越高,而且具有较强地方认同的居住者往往会产生更加负责任的环保行为。凯乐等[5]从心理学关于人类认知对态度和行为影响的研究视角,对住在圣地亚哥和洛杉矶交界处的居民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对自然资源的认知与个体情感纽带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即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资源的共享能增加居住者的日常生态保护行为及其亲环境态度,有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而表现出较高地方认同的居住者不仅对政府资源保护政策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意愿,而且具有更高的亲社会倾向。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有过相同的体验,当一个人对其喜欢的地方进行描述时,他/她的记忆标签中无一例外地连接着某个物理环境与他/她的心理感受机制之间的联系,这种物理环境里蕴含着与人的尊严或情感一致的精神获得感及某种物理氛围的满意度,个体正是在以上获得感的“意动”下产生了对此地的依恋感和归属感。

萨宾[6]将环境治理绩效与地方认同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他调整了研究方法,将居住地环境的变化作为因变量,发现居民的地方认同由他们所描述的环境情节所引导,而这些情节的叙述来自媒体的叙事报道。于是,萨宾提出将媒介接触和生态恢复工程的人际参与作为地方认同建构的中介变量,结果,环境治理的绩效变量作为一种归因框架亦成为影响地方认同乃至政治认同的一个显著因素。其他学者则试图证明环境治理与地方认同相互间的双向影响,如杰瑞指出,具有较强地方认同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具有更加负责任的环保行为[7];地方认同感也会影响居民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态度[8]。因而,亲环境态度和地方认同是公众环保行为的良好预测因子,如将高风险的工业项目引入某地将会对人们的地方认同产生消极影响[9]。值得注意的是,居住满意度亦是预测地方认同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因子[8]。相关学者已证明,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居民对环境的评价亦是预测其“社区依恋感”(community attachment)的显著因素[10]。以上研究表明,环境治理与地方认同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基于不同的文化特征、环境特征、研究背景和调查样本的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并且“地方依恋感”与地方认同有一定的区别,也有一些相重合的内涵。如地方依恋感更多地指向居民与居住地的情感联系,而地方认同则是居民对整个居住地的环境和发展状况的一种赞同与心理支持[11]

国内相关学者针对环境治理与地方认同的关系也展开了一系列应用型研究。学者杨向华和周杰系统地研究了城市垃圾治理所能达到的社会效益,提出“城市形象对内可以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唤起社区成员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对外它是现代社区管理的品牌,可以通过良好形象的建立,在国际国内赢得自己的发展地位,进而实现更丰厚的社会经济效益”[12]。庄春萍和张建新在前述“地方认同是通过人们意识和无意识中存在的想法、信念、偏好、情感、价值观、目标、行为趋势以及技能的复杂交互作用、确定的与物理环境有关的个人认同”之界定的基础上,将地方认同形成机制与个体的主观意识和环境的动态变化以及个体的环境行为联系在一起,发现地方认同不仅在社区建设中更利于形成社区凝聚力,而且有利于增强居民对管理机构的信任度[13]

上述研究成果显示,由城市社区展示的垃圾管理成效将直接影响居民对地方政府环境管理形象及其治理能力的评价。因此,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城市居民的地方认同来自其对居住地社区“宜居宜业度”的判断,其地方认同的影响变量还包括居民对居住地环境的应然性预期、对管理者的信念(包括机构、政策、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和执行效果)、居民对居住地就业和发展前景的评价及其对该城市的治理成效在多大程度完成其预期的评估和判断也将作为影响其满意度和归属感的要素。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2.1 样本数据收集

本课题组于2018年1月18日至2月5日就广州市垃圾治理效果以广州市社区为抽样单位对居民的地方认同进行了问卷调查。样本总框架来自天河区、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白云区、黄埔区、番禺区、增城区、从化区、花都区、南沙区11个区域,按照每个区的人口比例、人口密度和城市地理位置的变化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每个区随机抽取1~ 2个居民社区,再在社区内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400份,其中有效问卷373份,有效率为93.25%。研究样本职业统计和人口特征统计情况见表 1表 2

表 1 研究样本职业统计情况
2.2 研究变量的测量

各变量的测量是在已有的成熟量表上针对目前的研究问题进行修改,除控制变量外,其他各变量的测量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表 2 研究样本人口特征统计情况(N=373)
2.2.1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居民对其社区环境治理的认知,问卷中主要考察:“广州是否是理想的居住地?广州的生活环境是否健康?是否具备舒适的绿色休闲空间?是否从整体上形成对该城市生态的满意度而打算在此安家立业?”等等。其中,居民对政府垃圾管理能力的评价、对城市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估、对垃圾管理法律法规的认同、对垃圾处理的期望、对垃圾管理的焦虑等分析采用了陈永国等相关研究中所设计的指标体系和测量量表[14]。根据信度检验,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0.770)。

课题组利用SPSS 22.0统计软件上主成分分析的方差最大化旋转来检验量表的效度,最终提取了5个因子,共13个题项,剔除之后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9.812%,得到了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并对因子进行内在一致性检验。表 2中各题项在其对应的因子上的负荷较大,处于0.714~ 0.877。且得到5个因子的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在0.617~ 0.823,均大于0.6,显示这5个因子内部一致性良好,说明居民对垃圾管理的认知与要求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另外,将因子分析得出的5个因子与原设计问卷时的理论潜变量进行对比,保持与原内容的相同性和问卷设计的合理性(表 3)。

表 3 居民对垃圾管理的认知与预期量表的因子分析结果和α系数
2.2.2 因变量——居民地方认同

地方认同的测度量表借鉴了中国科学院学者庄春萍、张建新[15]根据莱莉[16]所修订的居民城市认同问卷中的两个维度——地方依恋和投入意愿(commitment),从中选取契合这两个概念内涵的问题,经过预调查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加以修改,合并为2个因子。其中,“依恋感”源自居民对居住地环境的绿色、健康度和在满足其精神需求等方面而达到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投入意愿”的概念则涵盖了他们对居住地“宜居宜业”的认知和“有意”在此地居住和工作的态度与行为计划。由此两项分别衍生出居民对居住地的满意度和归属感。根据信度检验,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0.857)。

①“投入意愿”源自英文commitment,指“义务上的奉献”,也含有“所做出的奉献、努力”之意,即承认某事的合理性而愿意投身其中的喻义,因而学界大都将它译为“承诺”等。

以上文地方认同界定的意蕴作为题项的剔除标准,进行筛选后再删除2个不符合一致性标准的题项,剔除后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537%,最后提取出2个因子,共9个题项,因子载荷均在0.6以上(表 4)。将因子分析得出的2个主因子与原问卷进行对比,获得与原问卷趋同的“满意度”和“归属感”之合并项,由此构成衡量居民地方认同的指标。

表 4 地方认同量表的因子分析结果和α系数
2.2.3 控制变量与调节变量

在广州的居住时间、社会经济状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地方认同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收入、居住时间、人口特征(如户籍、房屋所有权等)亦被纳入控制变量的范围。

3 结果与讨论 3.1 居民对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价均值趋高,但居民对垃圾处理方式的期望与环境专家的认知存在差异

关于居民对广州垃圾治理的认知第2题项“城市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价均值接近最高分值5(M =4.41)。其中,49.87%、50.94%、51.21%的居民分别对“我认为广州市所有居民区都有垃圾分类设施(M=4.41)”“我认为城市垃圾管理水平提高了城市的适宜居住度(M=4.39)”“我认为城市垃圾分类提高了城市环境管理水平(M=4.44)”均表示“非常同意”。它标志着广州市从2012年开始建立的垃圾治理专项执法行动、出动执法人员检查和监控生活垃圾分类单位、监督组定期监察和定期向市环保机构汇报、对不合格的基础组织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等工作有效地提高了市民对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价。虽然政府仅创建了100个市内生活垃圾分类样板居住小区,但市民在垃圾治理的舆论氛围中亲身体验了垃圾治理带来的大幅度变化,感受到了社区、街道、湖滨、海滨等公共领域环境美化效果带来的生态福利。

① 此处“ M”表示所有量表统计结果中该项变量的均值。下同。

但是,居民对政府垃圾管理能力的评价较低(详见表 5),尤其第二、三题项“我认为政府垃圾管理政策的执行效果好(M=3.17)”和“我对政府相关部门对生活垃圾的管理工作比较满意(M=3.06)”的均值接近“不确定”。从表面上看,这项统计结果显示居民没有将城市垃圾治理的成效归功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但我们也可以从“居民对垃圾管理的焦虑(M=2.865)”这个变量的均值中找到部分原因。其中,43.7%和39.14%的受访者分别对“填埋和焚烧的垃圾处理影响了附近居民生活”和“垃圾填埋和焚烧发电会造成环境污染”表示“同意”(包括“非常同意”)。这说明,有一定数量的居民对城市垃圾治理方式仍然存在显著的焦虑情绪。现实的原因则在于,截至2017年12月,在公共机构、相关企业、行业推行垃圾强制分类的参与率达到70%[3],城郊和城区小巷还存在着垃圾“死角”,部分居民对垃圾治理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从而影响了“对广州市的环境治理充满信心(M=3.63)”的评价均值。不过,2017年出版的《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一书以系统的统计数据证明,广州在284个城市生态健康指数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一项中排名第2,它表明在垃圾处理方面,居民的期望与学界的认知和态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居民是从其生活居住环境的变化与其对环境治理的期望值和焦虑感的对比出发,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进行的评价,而专家则是从全国范围的环境治理成效进行对比后得出的评价,说明广州市对垃圾治理成效还没有达到全面铺开的传播效果。

3.2 广州市居民地方归属感较强,但其满意度受环境焦虑感的负面影响

居民关于地方认同的题项所获均值大部分在3.50以上。其中,“满意度”的均值为3.59,“归属感”的均值为3.97,后者接近“同意”。从居民对城市“宜居宜业”期望的角度分析,这两个变量中的题项“我信任广州市管理机构,将长久住在广州(M=3.92)”“广州在经济发展方面有很多优势(M=4.06)”和“广州这个城市很利于个人发展(M=3.97)”都接近或者超过了“同意”水平。此外,还有超过半数(53.08%)的受访居民对“广州有舒适的绿色休闲空间(M=3.44)”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通过这些统计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广州市在多数居民眼中已成为提高其归属感的“宜居宜业”居住地,也证明广州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形成的平衡优势对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和资金具备了较大的潜力。而唯一影响受访者归属感的因素是环境管理绩效的不确定性。虽然“我信任广州市管理机构,将长久住在广州(M=3.92)”的题项均值接近“同意”,却仍然有超过半数(50.13%)的居民在“我对广州的环境感到满意,不会去别的城市居住”这一题项上选择了“不确定”(表 6),证明居民对居住地的归属感大部分来自潜在的“个人发展机会”,而非确定的环境优势(M=3.41)。

表 5 居民对垃圾管理的认知与要求均值(N=373)
表 6 居民地方认同的均值表(N=373)
3.3 城市垃圾管理成效对居民认同的影响力最大

本节以人口特征、居民对垃圾管理的认知与期望作为自变量,地方认同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中,地方认同包含两个变量,因而两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两个回归模型的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的结果均落在否定多重共线性范围之内(0 < Tolerance < 1,1 < VIF < 3),这表明回归分析不存在多元共线性问题。两个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分别为26%和31.8%,且通过了显著检验(表 7),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视为互为因果的关系。

表 7 影响居民的地方认同的回归分析
3.3.1 四个变量产生的影响

居民对城市垃圾管理成效的评估、对垃圾管理法律法规的认知、政府的垃圾管理能力以及对城市垃圾处理焦虑情绪等四个变量对其地方认同产生正向影响。

第一,居民对城市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估与其满意度和归属感的相关关系分别是0.159*、0.438***P < 0.001),这个最高的相关度明确地指向了城市垃圾治理成效所产生的传播效果,充分说明城市垃圾治理对改善城市环境空间形象、提升居民满意度和获得感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第二,居民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的评价整体比较低(M=3.287),因而此变量与其满意度和归属感之间的强相关度分别为0.339***和0.096**,降低了居民的地方认同度。另外两个描述性统计结果也给出了部分原因:“政府在垃圾管理政策的执行上是有效的(M=3.17)”和“我对政府相关部门对生活垃圾的管理工作比较满意(M=3.06)”两项的均值都接近“不确定”,分别只有35.65%和34.32%的受访者表示了“同意”。可以想见,部分受访居民仍然觉得政府在执行垃圾管理政策方面不尽如人意。如在现实中,广州市流溪河两岸垃圾源经过十几年的治理,“流溪河水质仍不容乐观,四条支流是祸首”就是一例[17]。然而,受访者对垃圾管理法律法规的认知与其满意度和归属感的相关度分别是0.121*、0.173***,这体现了城市居民地方认同的一种“形成机制”,即政府对垃圾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的传播不仅有利于推动公众对垃圾分类处理政策的关注和认同[其中的题项是:“我认同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各环节(M=3.52)”“我非常关注广州市关于生活垃圾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M=3.45)”],也在心理层面上满足了居民对垃圾处理的期望,继而增强了其对政府垃圾治理的信心。换言之,政府对垃圾治理法律与法规的传播在现实中为保证垃圾治理成效提供了一种政策性“承诺”,使居民获得了一种心理层面的认同“前提”。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推测,课题组将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评价变量中题项之一的“我对广州市的环境治理充满信心(M=3.63)”抽出来与居民对垃圾政策的关注度做了一个单独的相关分析,其相关度是0.377***P=0.01),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居民对垃圾治理政策的关注和支持能够“调节”其地方认同感的影响因子,降低其他因素的负面影响。

第三,居民对垃圾处理方式的期望与其地方认同感不相关,居民对垃圾处理方式的期望与其满意度也没有显著相关(-0.022),与其归属感呈弱相关关系(0.021,见表 7)。居民对城市垃圾治理的焦虑感与其对城市居住环境的满意度也无显著相关关系(0.057),却与归属感呈负相关关系(-0.079**)。从居住者的环境心理来解释,归属感(在此地长久居住和生活的意愿)越强,越说明城市公共场所和公共活动领域的垃圾治理方式已经达到了居民的期望值,降低了他们的焦虑感。描述性的统计数据结果也证明了这个推论:21.18%的受访者对“我担心所在的居住区的垃圾处理方式会给我带来疾病,我考虑搬家”表示同意,它折射出地方认同感的某种“升降模式”,即只有当环境治理效果不佳致使居民产生强烈的焦虑感之时,才会导致其归属感的降低乃至消失。这是因为一旦居住环境发生污染事件,个体公民将顿感无法掌控和遏制环境风险的焦虑,从而动摇他们在某地长居的决心。

第四,从控制变量的人口特征分析,居民在广州的居住年限对其满意度和归属感都产生了正向影响。不足为奇的是,居住人数也对归属感有负向影响,居住人数越多,居民对环境的满意度越弱。显而易见,所有影响城市“宜居度”的元素,尤其是居住空间的舒适感、健康度都对居民的满意度和归属感产生影响。

3.3.2 居民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评价的影响因素

为了寻找居民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评估趋低的原因,本文将居民对垃圾治理期望中的前四个因子作为居民对政府垃圾管理能力评价的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模型的容忍度(Tolerance)为0~ 1,方差膨胀因子(VIF)处于1~ 2,以表明此回归分析不存在多元共线性问题。回归模型的解释力为7.6%,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 7中的回归分析显示,仅有“居民对垃圾管理法律法规的认知”与居民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的评价呈正向影响。也许这个结果再次证明了前文提出的地方认同“形成机制”,即垃圾治理法律法规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居民对政府环境治理理念、方案、规划和治理决心的认同度,相应地满足了居民对垃圾处理的预期,继而有效地降低了其焦虑感(表 7表 8)。

表 8 居民在垃圾管理上的认知与评估对政府垃圾管理能力的评价的影响

按常理,居民对城市垃圾处理方式的焦虑感应当与其对政府垃圾管理能力的评价呈负相关关系,但令人惊异的是,居民对垃圾处理方式的期望和对城市垃圾治理的焦虑感与其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的评价没有影响。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居民并没有单凭自己的“心理方面的焦虑因素”来影响其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的评估,而是“客观地”从政府制定的垃圾治理法律、法规中判断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和实践能力。鉴于这个推论的不确定性,本研究建议,未来的地方认同研究应聚焦于影响地方认同形成的归因模式,即居民对城市“宜居宜业”环境的评估与其对城市环境治理成效原因的判断之间的交叉关系。其问卷题型应该是:“您认为城市环境治理产生了显著效果(或效果不显著)的原因是……”的多选题。

4 结论及讨论

实证调查显示,广州市垃圾分类工作在推行强制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完善管理体系的治理成效评估、强化政策传播效果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提高了居民的地方认同。其中,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结果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明显的地方认同“形成模式”:一是通过对垃圾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的传播推动居民对垃圾分类处理政策的认同和关注,在心理层面上满足居民对垃圾处理的预期而强化了其满意度;二是通过垃圾治理法律法规的传播增强了居民对政府垃圾治理理念、方案、规划和治理决心的信任和信心,继而消减了其焦虑感。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试图将地方认同与居民政治心理变化的归因模式结合在一起,拓展了环境治理与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范畴。如研究结果显示,居民对政府垃圾处理能力的判断折射出一种地方认同的“升降模式”,证实了政府对垃圾治理法律、法规的实践效果与居民地方认同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只有当环境治理效果不佳致使居民产生强烈的焦虑感之时,才会导致其归属感的降低乃至消失。例如,居民在“我对政府相关部门对生活垃圾的管理工作比较满意(M=3.06)”和“政府在垃圾管理政策的执行效果很好(M=3.17)”两个题项的均值仅稍稍超过了“不确定”,且分别有34.32%和35.65%的受访者对此两项表示“同意”和“非常同意”(图 1),明显地降低了居民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可信度的评估。由此可证明环境传播学界亟待开展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宣传和推广性研究,其重点应是加强三个方面的传播:

图 1 受访者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评价的数据分布 注:“ B1”表示我认为政府在垃圾管理政策的执行上是有效的;
“ B2”表示我对政府相关部门在生活垃圾的管理上的工作比较满意;
“ B3”表示我对广州市的环境治理充满信心

(1)注重展示政府在可回收物回收效率,资源整合和资源循环利用等降耗、减排方面的战略部署与“垃圾围城”治理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内在联系,以提升居民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的认知,因为居民对以上垃圾治理过程和具体实施方案接触与了解不够全面。

(2)通过城市空间媒体彰显城市由全国首批试点城市成为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的治理成效,如对广州实现城市主体功能区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和城市生态平衡前后效果进行对比。在农村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宣传和传播都采用传统的墙画和宣传栏形式推广农村综合整治的成效,而城市空间媒体除了小区周围的绿色走廊和滨河两岸的绿化带,与城市居民生活环境治理成效相关的宣传基本上处于空白,没有改变部分居民对城市垃圾处理的焦虑心理。

(3)针对居民对广州市居住环境的满意度评价均值(M=3.59)还没有达到“同意”的水平,如在“我对广州的环境感到满意,不会去别的城市居住(M=3.41)”“我认为广州的生活环境很健康(M=3.52)”“广州有舒适的绿色休闲空间(M=3.44)”等题项的评价方面都偏低的情况,政府和社会组织亟待对即将开展的“生活垃圾分类运行系统配套措施的完善、专项执法的队伍配备、垃圾分类运行管理体系的经费保障、垃圾资源的回收利用和终端处置环节的有效衔接”[3]等方面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逐步引导社会机构、公益组织和公民志愿者养成参与垃圾治理和关注垃圾治理问题的环境伦理意识,培养和教育市民自觉的垃圾分类行为,使其自觉参与生活垃圾“三化四分类”的监控过程,以消除居民对城市垃圾治理的“不确定心理”,维持其地方归属感的稳定性。

城市生活垃圾实行强制分类覆盖范围的继续扩大,对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传播效果将带来明显的政治效益,如提升居民对政府环境管理机构的可信度评价和政治信任,间接带动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和自觉性等。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末,广州共检查了412个生活垃圾分类样板小区创建,为提高可回收物回收效率、加强投放、收集、运输、资源化利用和终端处置环节的有效衔接而建构城市垃圾分类处理全过程的运行系统和传播动员方略[3]。为此,环境传播学界总结和归纳与城市垃圾治理相配套的传播方案,动员居民与政府管理机构一起,共同攻克城市垃圾分类工作中的“堡垒”,使居民亲身体验和见证政府城市垃圾治理战略的实施及其成效,从而进一步强化其地方认同感与政治信任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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